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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传波: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北朝时期佛经残片书体探源 
  旅顺博物馆  孙传波
http://www.whj.dl.gov.cn/info/158883_179189.vm

  写经是佛教为弘布其经典教义,用汉字抄录的形式进行广泛传播的一种文化行为。由于书写者多为佛教的信徒,所以在抄写时是以对佛教的信仰崇拜为心理基础,表达对佛祖的虔诚和恭敬。因此佛教写经一经诞生即兼有书法与宗教的双重特性,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经体书法。

  对于写经体的书法特色历来方家多有论述。有的认为“是从隶到楷衍变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楷书体”①, 有的认为写经体是隶书体向楷体的过渡,但多数论者是从书法特点的角度来分析,且多以敦煌写经为范本来进行研究,很少涉及吐鲁番北朝写经体的具体特点与其书体之源。只有刘涛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对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写经做了概括与总结,使我们对北朝写经书体特点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他主要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横向笔画长,纵向笔画短;二、横笔的收笔重,捺笔肥厚;三、横向笔画已经普遍呈现左低右高;四、左右结构的字,字头平齐;个别字的字脚因为戈笔、捺笔的引长,出现左高右低;五、结字是“平结”式,保持平正的姿态。刘涛先生仅以书体的具体形态特征来进行总结,对这些书体形成的历史渊源及社会背景并未做深入探讨。实际上,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由汉隶为主导向唐楷过渡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是一个书法史上百花齐放的时期,汉末既已出现的行、楷、草等书体在此时期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并逐渐成熟。因而经体书法作为一种民间书法艺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北朝时期社会流行的各种书体的一般风格。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共26,000余片,这部分残片是二十世纪初由日本大谷“探险队”自新疆吐鲁番发掘后,于1914年保存在当时的关东厅博物馆即现在的旅顺博物馆。2003年——2006年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整理研究此批残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05年10月于大连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3月编辑出版《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选粹》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文集》。笔者在整理馆藏佛经残片的过程中对北朝的书体之源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在探讨北朝写经书体渊源之前,有必要明确的是楷书在汉末既已出现,而且经三国至南北朝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写经体做为一种特殊的书体,虽然根植于民间,隶意较浓,但从吐鲁番出土的佛经残片的书体而言其主流仍为楷书体,只是于楷体中因各种书体风格的影响而呈现出各种形态的变化。关于这一点,王振芬的《从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写本探写经体之源》②及笔者的《北朝早期写经的书法艺术》③诸文中已做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根据旅顺博物馆藏的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的书体特点,结合诸多史料及出土资料,笔者认为北朝写经书体之源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书体——北凉体;二、官方正书体;三、铭石体;四、行书体。以下做具体分析。

  一、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书体——北凉体

  新疆吐鲁番地区古时称为高昌。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设高昌郡,后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数世,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沮渠氏入据高昌,和平元年(460)柔然统治此地,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自此吐鲁番开始了高昌王国的统治。

  由于河西地区地处佛经传播的中西交通要道,自佛经初传入时,这里最早接触佛教,而且受到统治者的崇信。自东汉时起西域就有诸多有名僧人来中原从事译经工作,如来自安息的安世高,来自月支的支娄迦谶,来自天竺的竺佛朔等,他们来中原传布佛经时均经过此地。西晋时这里更出现了竺法护、竺法乘等著名经师,因而这里从佛教传入之始佛事就一直较为繁盛。做为佛教传布的重要手段——写经亦应运而生,由于其独特的地域性,也逐渐形成了特殊的书体——北凉体。

  北凉体是施安昌先生根据河西地区有明确纪年的写经、佛塔、造寺碑、墓表等书体呈现出的个体风格总结出来的书体,并给之下定义为“此书体在四世纪晚期至五世纪末叶的古凉州及以西地区盛行,又在北凉的书迹中表现最为集中和典型,故称之为北凉体”。④施安昌先生在其《北凉体书迹叙录》一文中例举出26件具有北凉书体特点的文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图一),此碑是德国格伦威德尔于1902—1903年在高昌故城发掘并运回国内,二战中不幸损毁。现在所见的拓本是1906年端方访德时所拓。此碑书体俊逸洒脱、布局井然有致,为北凉体的典型之作。此外,我们从甘肃酒泉出土北凉承玄元年(428)的高善穆石造像塔上的刻铭(图二)亦可见北凉书体的风格特点。此造像塔刻有发愿文与经文三十六行,内容是《增一阿含经•结禁果》中的一段,为标准的北凉体所书写。

  这种北凉体的共同特点是:结体多横向取势,字体方扁,隶意较浓,横画入笔轻,不藏头而出锋,中部呈波磔状,收笔上挑,具有飞扬灵动的韵律美,从而形成了粗犷豪放、洒脱自如的独特风格,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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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高善穆石造像塔上的刻铭

  旅顺博物馆藏的佛经残片,由于残损较重,缺少题记,有明确纪年的残片很少,因而难以判断其书写年代,但根据北凉体的书体特点分析,馆藏北朝时期佛经残片中属于北凉体的残片占有较大比例。如20.1462_03_13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残片(图三),20.1497_12_03\20.1488_21_10的《道行般若经》残片,20.1461_32_07的《法华经》残片,20.1467_21_07的《菩萨善戒经》残片等残片均为北凉体所书,北凉体做为一种地方书体,主要流行于河西地区,而这里的佛教信徒受当地文化浸润较深,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体风格。

  二、官方书体——正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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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摩诃般若波罗密经》残片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以来,写经即成为其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但遗憾的是目前仍未发现西晋元康六年以前的写经,这给研究写经最初形态的书法特点带来极大的困难。目前发现最早的汉文写经是新疆吐峪沟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它为研究西晋写经书体等相关情况提供了极好的资料。关于西晋写经的书体,我们从佛教典籍等文献记载中可以略见端倪。在《大正藏》的《放光经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惟昔大魏颖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学道为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众贤者皆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这里明确指出此经由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抄写,且“晋书正写”,即使用当时官方书写文书及经文的规范写法——正书,而正书即为楷书。此外我们从西晋元康六年的《诸佛要集经》残片中亦可得到佐证。在旅顺博物馆珍藏的26,000余片佛经残片中发现了14片与《西域考古图谱》中发表的带有题记的残片相吻合,一方面可以证明《西域考古图谱》中残片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西晋书体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依据。《如来大哀经记》记载“元康元年七月七日,敦煌菩萨支法护,手执梵经,经名〈如来大哀〉,口授聂承远道真,正书晋言,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讫。护亲自覆校,当令大法,光显流布,其有览者,疾得总持,畅泽妙法。”元康六年的《诸佛要集经》中题记为“□□(元康)二年正月十二日月支菩萨法护手执□□(梵经)□(口)授聂承远和上弟子沙门竺法首笔□(受)□(当)令此经布流十方戴佩弘化速成□  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写□ 凡三万十二章合一万九千五百九十六字”。根据《如来大哀经记》记载竺法护译经时的情况,结合上下文原意,缺损的字应为“元康”、“梵经”、“口”、“受”、“当”等。竺法护一生致力于佛经的翻译,有“敦煌菩萨”的美誉,其弟子众多,其中题记中提到的清信士聂承远及沙门竺法首均为竺法护弟子,追随竺法护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与抄录等,虽然在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中没有关于《诸佛要集经》的译经后记,但从《如来大哀经记》后记中可以看到此经是竺法护口授,聂承远抄录,而《诸佛要集经》同样如此,既然《如来大哀经》是“正书晋言”,那么相同的时代、同样的译者与抄者所用的应同样是“晋书正方”则不言而喻了。因而可以说,至少从西晋开始在官方及寺院经生抄经时用的均为正书体,亦即楷书体。这种书体沿经东晋直至北
朝时期便一脉相承下来。

  写经做为对佛教的一种信仰,在书写时多带有庄严性、虔诚性,特别是对于信仰佛教的僧侣来说,更是显现了对佛祖的尊崇,因而寺院官经生在抄录佛经时应是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的,一是其本身具备良好的素质,二是佛家会有严格的书写规范与格式。因而官方及寺院经生抄录佛经均采用统一而较为严谨的正书体。这种书体结体规范工整,字体方扁,横、撇划较细,而竖、捺笔较粗重,与元康六年的《诸佛要集经》残片有异曲同工之妙,应为西晋官方正书体之延续。仔细探究20.1489_38_08(图四)、20.1460_31_03《道行般若经》残片, 20.1497_27_01、20.1453_06_07《妙法莲华经》残片等,字体中蕴含古意,当为承袭西晋官方正书体之遗韵。

  三、铭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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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20.1489_38_08

  在馆藏佛经残片中有一种书体较为特别,突出一个 “方”字,体态扁方紧凑,笔法齐方,字体锋芒外露,多方折,少曲态,字势挺拔,表现了强劲的力感,与北凉书体的“曲”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书体风格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及时代感,。这种字体在佛经残片中虽出现不多,但较为特别,应是铭石书的一种,铭石书是刻石之书,为碑、墓志等上面镂刻的文字。

  南朝宋羊欣《采古今能书人名》中曾这样评价钟繇书法“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开国重臣,在其从政的过程中研习书法,在书法界地位举足轻重。而三国时期正是汉隶向楷书的过渡时期,其最妙的铭石书当是指其隶书体,因而魏晋人把专门用于写碑的书体叫“铭石书”,钟繇书体真迹已渺,但我们从三国时著名书家皇象的《谷朗碑》(图五)可寻此种铭石书之踪迹,东晋时期的一些碑刻中仍沿用此种书体,这从考古发现的墓志中可以得以明证。

  在建康发现的东晋墓志中,不乏这种书体。现举例如下:

  1、王兴之墓志(图六) 咸康七年(341) 1964的南京戚家山出土

  2、王兴之夫人宋和之墓志(刻于王兴之墓志背面)永和四年(348)1965年南京象山

  3、王闽之墓志      升平二年(358)1965年南京象山

  4、王丹虎墓志      升平三年(359)1965年南京象山

  5、王建之夫人刘媚子墓志   太和六年(371)1998年南京 象山

  6、王建之墓志      咸安二年(372)1998年南京象山

  这几方墓志均为铭刻,是东晋时期建康地区铭刻的书法风格之一,亦为东晋时较为流行的一种铭石书。

  这种方扁古拙的碑刻字体与当时南方流行的清秀俊逸风格相异,在整体造型上是承三国铭石体之遗风又与义熙元年(405)刻于云南的《 □宝子碑》字体极似。当是为追求庄严肃穆的效果,而刻意摹古,以示对死者的尊敬。 

  东晋时期北方十六国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一方面,由于居住在边远地区的民族向内地进军、迁移,不断吸取内地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河西地区偏安一隅,相对稳定,“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中原及南方诸多文人雅士迁于河西。人才的流动,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同时将这种方正的铭石书体带到河西地区,由于铭石书自身具有的庄重性、典雅性,从而被抄经者所用,我们从旅顺博物馆藏佛经残片中可一睹此种书体之面貌,如20.1459_15_03(图七)、20.1505_583《贤愚经》残片、20.1453_36_06 《大般涅槃经》残片等。

  四、行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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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20.1459_15_03

  魏晋新书风的显著标志是行书的流行⑤。如前所述,中国书法发展到汉末,行、草、楷等各种新书体均已出现,至北朝时期各种书体的发展已趋于成熟。行书做为一种便捷的书体,三国时经过一代书家钟繇等人的传扬,主要流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并形成一时之风尚。由于北方十六国的战乱使诸多善书者避难于河西,并将此书风带到了河西。

  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普及,信众不断增多,写经的队伍亦不断扩大,写经书体则出现了众多的风格,不但官方、寺院经生抄经不缀,而且信徒也加入到了抄经的行列中,更有甚者出现了“佣书”,而使抄经商业化。为了追求写经的“速”,这种较为快捷、自由的行书体即出现于抄经的书体之中。当然,写经中的行书体在吸收社会流行的行体之时亦保留了诸多的古意,最为鲜明的是最后的捺笔或点因重压而显粗浓,别有一种意韵。如20.1467_22_01、20.1467_22_03、20.1495_01_06《菩萨忏悔文》残片(图八)、20.1476_24_01《妙法莲华经》残片,《西域考古图谱》中所录西凉建初七年写《妙法莲华经》亦为行书所写。

  无论在什么时代,著名书法家对书风的影响力都是非凡的,它的影响涉及到生活及艺术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经体书法,经生们“常常受到士人审美意识的影响,学习士人书法的风貌,有时反作用于士人书法,形成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格局,共同反映了古代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⑥所以经体书法不可避免地受当时书风所影响,极尽模仿当朝流行书法之形式。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也得到了中国文人的尊信,诸多著名的书法家与佛界高僧都交往甚密,而且在敦煌遗书中亦留有著名书法家的抄经,如王羲之、欧阳询、唐太宗等。在佛学界也出现了著名的书法家,如北周的安道壹,唐代的智永、怀素等一代宗师。名家书体体现了中国历代书法的潮流,经体书法虽因书写者的个体差异而略呈不同,但其整体趋势是反映了此阶段中国书法的演变规律。

  新疆吐鲁番地区现存最早的佛经抄本是西晋时期,但数量很少,大量写经的出现是在南北朝时期,此时正值中国书法大发展时期。从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经残片看,此时于民间流行的仍以汉隶风格较浓的楷体为主,虽然行书、草书在汉末业已出现,但抄经生们出于对佛教的信仰与崇拜,他们所采用的仍是较为规范的字体。在这一过程中,吐鲁番写经见证了中国民间书法发展到北朝时期多种风格并存的风格。

  

注释:

① 郑汝中《敦煌写卷书法钩沉》,见《敦煌写卷书法精选》安徽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② 王振芬《从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定本探写经体之源》,书法丛刊,2006年第6期,文物出版社

③ 孙传波《北朝早期写经的书法艺术》,《书法丛刊》,2006年第6期,文物出版社

④ 施安昌《北凉体书迹叙录》,《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2文物出版社

⑤ 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

⑥ 郑汝中《唐代书法艺术与敦煌写卷[J]》《敦煌研究》,1996年


  作者:admin    2009/1/4 9:26:08 回复此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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