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 西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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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第9页

《利簋》作于武王克殷之后，铭文载着胜利者的微笑和从容，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件十分工整规範的作品。“利”获得武王赏赐而作器铭记，以示尊崇和荣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无论是请人书写，还是自书，都不能不诚惶诚恐，严肃认眞。所以，作品首先给人以端庄肃穆的感觉。其次，作品的笔法虽直而没有商人的强悍，虽曲而没有商人的坚挺，它所注意的只是平和凝重，追求的是一种内敛的精神。再次，字形结体在纵势协调的情况下，适当地作出极纵、宽狭、方圆、大小等变化，构成了规範而能变化的节律，观之如闻《韶》、《雅》，这也许正是后来周公制礼作乐的民族文化特徵和心理结构吧。如果比之后来成熟的金文大篆，不难发现它们在神韵上的相通之处，这对我们进一步寻绎周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精神，还是颇有啓示和裨益的。

利簋：西周第一青铜器 
作者:杨曙明

　　1976年3月上旬,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街道)西段大队的农民搞水利建设时,挖出了一个青铜器地窖。临潼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听到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发现这批铜器的出土地点是一处周代的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从断崖上残存坑壁的角度观察,出土地点为一个深2米、宽0.7米的窖藏,共出土壶、簋、盉等礼器5件,甬钟一组13枚,斧、凿、铲、削、角刀、铲刀等各类工具23件,戈、镞等兵器7件,车辖、带扣、扣饰、马络饰等车马器105件,铜饼、铜器座各1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簋。 　　

　　利簋造型与商周时期其他的铜簋并无显著区别,纹饰也是商周青铜器的传统纹饰。器物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侈口,鼓腹,双兽耳重珥,方座圈足,圈足下附带方座。腹及圈足以云雷纹为地,分别再饰以兽面纹夔纹,方座饰兽面纹,四隅饰蝉纹。出土后不久,专家在其底部清理出铭文,使其显赫的身世得以显露,同时也解开了一个千古谜团。

　　利簋铭文共4行32字:“珷征商,唯甲子朝,越(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事利金,用作施(檀)公宝尊彝。”这段铭文经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考释,翻译成现代文的大致意思是: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凌晨,岁(木)星当头,大吉。(战斗进行到)傍晚,很快攻下了商都。辛未日(甲子日后第八日),武王驻扎阑这个地方,赏赐利(人名)铜,利用这些铜铸造了这个簋来纪念檀公(利的父亲或者祖父)。

　　“越(岁)鼎克昏夙有商”指三件事。“越(岁)鼎”指夺取了鼎,表示夺取了政权;克昏指打胜了商纣王;“夙有商”指退有商,即把商朝作为旧朝,表示周已代商。关于“越(岁)鼎克昏夙有商”这句话如何标点、训释,学者们分歧较大。由于省吾提出、张政烺申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岁”即岁星,“鼎(贞)”作“当”讲。如此,则克商之日的“岁鼎”,就是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也有学者认为,“岁鼎”即岁星上中天。

　　“珷征商”中的“珷”就是武王自称,研究西周青铜器有所谓“生称王号”的说法,过去能确定的有成王、穆王、恭王和懿王,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例。

　　关于利簋的成器年代,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周武王时期说和周成王时期说。两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铭文首句的“珷”字上。虽然双方学者都从周代谥法的角度作解释,但“珷”字究竟是周武王活着时候的生称,还是后人对其过世之后的死谥,存在着理解上的重大差异。

　　王国维、郭沫若、唐兰等认为,珷是“生称王号”,推断利簋应是周武王在世时制作的铜器。彭裕商、曹汉刚等认为,“文献资料与青铜器铭文表明,周王从不自称王,更不会自称王号;而臣下对周王的称呼,对先王则称‘谥号’,对时王则但称‘王’,并不存在‘生称王号’的情况”,因此,“利簋虽记武王时事,但作器之年实在成王之初”。今大多数学者认同利簋为武王在世时制作的青铜器。

　　该簋的主人是利,所以被称为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史实,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利簋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记载武王伐纣具体日期即“甲子日”的器物,可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时间的记载相印证,对商周断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利簋铭文字体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一致。其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檀的代表作之一。

　　利簋的最大价值在于器内底部铭文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国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此前的历史大都无明确的纪年,很多历史事件的年代众说纷纭。“牧野之战”在史书上虽有记载,但战争发生的具体时间,却不得而知。为搞清楚这一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历代史学家均在考证推测,但难有定论。

　　最早对武王伐纣年份进行推算的是西汉晚期的刘歆,他利用古代天象天文学推算的结果,换算成公元纪年,认为应该是公元前112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则提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提出,武王伐纣应在公元前1066年。此外,还有唐兰的公元前1075年说、丁山的公元前1029年说、章鸿钊的公元前1055年说。据不完全统计,对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44种结论,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1996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家们通过分析研究史料,对相关遗物进行碳14测定,同时根据天文现象推算等艰苦细致的考证研究之后,得出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这一天正是甲子日,与利簋铭文的记载完美吻合。由于西周利簋因其铭文在商周断代中的作用,且是迄今为止的物证孤品,又被专家学者们称为“周代天灭簋”。

　　武王伐纣时间是一个极重要的时间点,就像是坐标的原点,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元年的确立,从而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利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确知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为我国西周历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是中国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被誉为中国文物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资料来源】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5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