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亭论辩”是我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传世至今的《兰亭序》摹本，为天下第一行书，千余年来，人无问言，独至清末，广东书家李文田对此疑问丛生，断言“文尚难信，何有文于字”，晋人书法不应脱离汉魏隶书，所以《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书。 清人李文田对此有些疑问，却并未引起注意。1965年6月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写了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文物》杂志发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提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非王羲之所写！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展开了一场惊动毛泽东等高层的“兰亭论辩”。
“王谢”是指王兴之(王羲之堂弟)和谢鲲(谢安伯父)。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这与同代的《兰亭序》笔迹大有不同。郭沫若据此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而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他进一步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这个结论可谓石破天惊！对此，时仅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的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先生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文“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高文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高二适将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结果“以退稿处之”。于是他求助于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忘年交章士钊。章士钊据言曾是其老师，很理解他这个“小友”此刻的心情，于是将高文手稿转呈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我公弘奖为怀，惟酌量赐予处理”。
毛泽东一生喜欢《兰亭序》，并时常背诵和临摹，他也觉得世传《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真迹。两天后，他给章士钊回复一信。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展开争论的意思，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时也给郭沫若写了封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天就约见《光明日报》总编辑，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当时，临时代管文化工作的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的“兰亭论辩”栏目见报。
这篇唱“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观点的有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
在这次论辩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起了很大作用。康生不仅为郭沫若提供资料,还沟通上层信息，指示下属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康生仅在《光明日报》上组织发表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高二适对这些“运作”自然是无从知晓。
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辩》一书，收录了有关“兰亭”真伪之争的18篇文章。按立论不同，分成上下两编。上编是郭沫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文章15篇；下编则仅有章士钊、高二适和商承祚的寥寥3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后来，郑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年他去南京看望高二适，高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
“文革”中流行贴政治标签。但一个千古之谜是不能简单地用“唯物”和“唯心”来作结论的，更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
40年前，就《兰亭序》真伪，高二适与郭沫若先生在报纸上打了这场“笔墨官司”；41年后，人们在回顾这场“笔墨官司”的同时，更为高二适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明辨执着的学术品格深深折服。这场论辩，基本体现出“双百”方针的指向作用，演绎了百家争鸣的文坛绝唱。它为学术界树立了一种勇于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惟真理是从的良好风气，也正因为如此，该辩论被列为“20世纪十件文化大事之一”。是载入中国文化史册的一件标志性事件。其历史价值正如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上世纪末在《怀念高二适先生》一文中所言，“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和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书迹的真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造就一种什么样的学风和文风，我们能不能树立一种惟真理是从的良好风气。”要造就一种什么样的学风和文风，我们能不能树立一种惟真理是从的良好风气？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的。
注：高二适，1903年出生于江苏泰州姜堰，1977年病逝于南京。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高二适一生精研书法、文史，博涉诸家，自出新意，成就卓著，有当代“草圣”之称，与胡小石、林散之、萧娴等并称为“金陵四老”。 高二适不仅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他一生精读详解，孜孜以求学问之道。他的重要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以及在“兰亭论辩”中所撰的《驳议》、《再驳议》，引经据典，详加考辨，无不显示出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学术水平。声震士林的“兰亭论辩”向世人展现了高二适刚正不阿、明辨执着的学术品格。他平生崇尚学问，敬服贤者，与许多学者、书画家交往密切，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他与著名学者章士钊的忘年之交，传为佳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