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武王时器铭。淸道光时期于陕西岐山出土。又称《大丰簋》。搨本。大篆。铭文八行，七十八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出版社《商周靑铜器铭文选》(一)收入。

天亡簋实物 西周武王时期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天亡簋拓片（点击放大）

西周建国前，与商王朝或友或敌，来往频繁，西周甲骨中即有商王到周地进行田猎的记载，周人学习先进的商文化是很明显的。《天亡簋》作于武王克殷之后，其铭文与商代文字衔接紧密，但它不是直接承继商金文风格，而是较多地体现了商代晚期某些甲骨文的神态意气，相形之下，铭文略有书写带来的圆转痕迹。再从西周甲骨文字风格看，它们虽然有着小如粟芥的精巧，却不免简陋羼弱了一点，这个特徵，也被带到《天亡簋》铭文中来了。

综观通篇铭文，字形大小修短，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简朴散乱中显示出更多的拙意和生动感。与章法相呼应，字形取势统一向右下方倾斜，富于运动与和谐的美。铭文残泐颇甚，因而它那种似断似续、乍轻乍重的意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用笔的羼弱，使作品具有较好的通篇形式美感。商王朝末年，频繁、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得国势元气大伤，周人联合西部诸国乘虚而入，一举克殷。但是，周武王并不十分乐观，建国立家之余，对乃弟周公旦述说了心中的忧虑和打算(见《史纪·周本纪》)，不久即谢世。《天亡簋》虽作于克殷西返行祭祖告天大典和庆赏燕享之后，仍不免爲其时的心理氛围所制约，故作品绝无开国的鼎盛气象与热情和自信。另一方面，铭文风格表明它出自周人之手，与同时的《利簋》、稍后的《献侯鼎》、《禽簋》直至康昭时期大量使用粗厚的肥笔和“捺刀”笔画的所有器铭都不相同，后者与商金文一脉相承，显系出自殷人百工之手或秉承他们的作风。这一点很重要，它是我们寻绎商周不同风尙以及西周金文大篆形成脉络的直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