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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1693-1765）
《新修城隍庙碑记》石碑，现藏于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清代以来，拓本流传甚广。本碑记书写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时郑板桥担任山东潍县县令。因当地城隍庙年久失修，他倡议并主持了修葺工作，随后撰写此文以记述重修事宜。
《新修城隍庙碑记》墨拓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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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城隍庙碑记》，高190厘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碑文20行，全文909字。因该碑“文佳、书好、刻精”，被后人誉为“三绝碑”。郑板桥对该碑也是极为中意，他在《刘柳林册子》中曾经写道：“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
《新修城隍庙碑记》石碑目前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存于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郑燮行楷《新修城隍庙碑记》纸本册页 25×17 cm26 1752年作
2025年12月保利拍卖20周年秋季“仰之弥高——古代书画夜场庆典”8945拍品为此碑刻的原始稿本，此文稿是当年提供给石匠刻碑所依据的底稿，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保利拍卖20周年秋季“仰之弥高——古代书画夜场庆典”
估价：￥4500000-5500000
题识：乾隆十七年，岁在（横）艾涒滩、月在蕤宾，知潍县事板桥郑燮撰并书。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故仰而视之苍然者，天也；俯而临之块然者，地也。其中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让而能礼者，人也。岂有苍然之天而又耳目口鼻而人者哉？自周公以来称为上帝，而俗世又呼为玉皇。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从而人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至如府州县邑，皆有城如环无端，齿齿啮啮者是也。城之外有隍，抱城而流，汤汤汨汨者是也，又何必乌纱袍笏而人之乎？而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死生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以十殿之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蒸?以惧之。而人亦裒裒然从而惧之矣。非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吸吸，吾亦毛发竖栗，状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子产曰，凡此所以为媚也。愚民不媚不信，然乎！然乎！潍邑城隍庙在县治西，颇整翼。十四年大雨，两廊坏，东廊更甚，见而伤之，谋葺新于诸绅士，咸曰：“俞。”爰是重新两廊，高于旧者三尺，其殿厦、寝室、神像、鼓钟，筍虡，以坚以焕。而于大门之外，新立演剧楼居一所，所费及千金，不且多事乎哉！岂有神而好戏者乎？是又不然。《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累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爱琴瑟，谁则闻知？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至于鄙俚之私，情欲之昵，直可置弗复论耳。则演剧之楼，亦不为多事也。总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人而神者也，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霤井灶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然自古圣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茧栗握尺之牛，太羹元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璉簠簋之华，天地神祗岂尝食之、饮之、驱之、御之哉？盖在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慕愿以致其崇极云尔。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董其事者，州同知陈尚志、田廷琳、谭信、郭耀章，诸生陈翠，监生王尔杰、谭宏。其余蠲赀助费者甚夥，俟他日摹勒碑阴，寿诸永久，余亦未敢惜笔墨焉。上元司徒文膏镌。
鉴藏印：毗陵钱氏家藏
出版：
1.《古今碑帖集成》，“郑燮书城隍庙碑记”，大众书局，1935年。
2.《初拓城隍庙碑记》，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1993年。
3.《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 》，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7年。
4.《古今碑帖集成》第五函第二八册，“郑燮书城隍庙碑记”，北京出版社，1997年。
5.《明清书法墨迹丛帖》，“郑燮行书重修城隍庙碑记”，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新修城隍庙碑记》赏析
板桥道人的潍县情缘
郑板桥，一个脍炙人口的名字。他的故事和传说，两百多年来为民众喜闻乐见；他的家书和诗词，充满通达的、幽默的人生智慧，令人会心解颐，启发人的思想；他的书法和绘画，被一代又一代的有心之士精心收藏，滋养人的心灵；而他为人坦率，为官清廉，政声之佳，又和潍县大有关系。
郑板桥是南方人，更兼文人脾性，最好佳山秀水，所以，当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出任潍县知县时，对于潍县并非十分满意。在《恼潍县》一诗中，他写道：“行尽青山是潍县，过完潍县又青山。宰官枉负诗情性，不得林峦指顾间。”然而，抱怨归抱怨，实心任事也是毫不含糊的。郑板桥初到潍县，正逢荒灾，他积极应对，不顾别人劝阻，开仓赈灾，“活万余人”。乾隆十三年，他为赈济潍县灾民，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措施，让灾民出工修城墙，让大户人家施粥供应饭食，既修了城墙，又养活了灾民。数年以来的操劳奔走，也让他对于潍县的感情与日俱深，乾隆十四年，他倡议重修被大雨毁坏的城隍庙，亲自撰写碑文，并且号召士绅捐资在庙前设戏台演剧，丰富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他写了《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比如“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无不体现出他对潍县的热爱。然而，郑板桥耿介的个性终究让他在官场中难以生存，公元1753年，他上书请求赈济灾民，惹怒了上司，于是告病回乡。临行前，他画竹一幅，写下了《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一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钓竿。”据说，郑板桥离任之时，“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
郑板桥在潍县的“七载春风”，已经使他的精神和潍县交融在了一起，难舍难分。他的《怀潍县》写道：“相思不尽又相思，潍水春光处处迟。隔岸桃花三十里，鸳鸯庙接柳郎祠。”而潍县的百姓提起郑板桥，几乎都能脱口而出几个这位板桥先生或真或假的“段子”。一个人，在一个地域内成为“传说”，影响之深，可想而知。
郑板桥与《新修城隍庙碑记》
在潍县任职期间，郑板桥著作颇丰，诗词之外，尚有许多经典的书法作品，比如1751年，作“难得湖涂”横匾。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新修城隍庙碑记》。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其中《新修城隍庙碑记》无论书法还是文章，都足以代表郑板桥艺术与思想的最高水平。
乾隆十四年，潍县城西的城隍庙被大雨毁坏，东西两廊，坍塌不支，于是郑板桥号召潍县士绅对城隍庙进行了重新维修，将东西两廊重建，更高于以往三尺，又将殿厦、寝室、神像等进行了加固或更新。除此之外，郑板桥别出新材，在城隍庙的大门之外建了一座戏楼，“费及千金”。乾隆十七年，郑板桥郑重写下碑记，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此碑由其弟子司徒文膏镌刻于石，至今仍保存于潍坊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城隍庙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碑额板桥书“城隍庙碑”四个大字，碑文计20行，905字。文、书、刻俱称绝艺，故名“三绝碑”。
更为难得的是，“三绝碑”所依据的板桥书法墨迹仍在世间。此郑板桥书《新修城隍庙碑记》册页为剪裱本，是为刻石专门所书的原稿，字口多有勾涂痕迹，当是工匠当年以书法上石时所为。古人刻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书写在石碑表面，谓之“书丹”，书毕由工匠就笔迹凿刻。这种方式不会有墨迹存留，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保持书写原貌，但是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是书家换了书写材质之后，未必能发挥其正常水平；二是石碑转移困难，书写搬运都有诸多不便。第二种刻碑方式则是书家将碑刻内容书于纸上，然后由工匠将内容通过勾摹上石。这种方式对于工匠的摹刻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原作的手稿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是毕竟要便捷一些，所以古人刻碑多用此法。郑板桥这件《新修城隍庙碑记》，便是以这种方式刻石，其墨迹本因此得以被有心之人保存了下来，并且重新装裱成册页的形式。
《新修城隍庙碑记》的艺术及思想价值
《新修城隍庙碑记》是正式刻石所用的文字，除此之外，尚有一篇草稿，名为《重修城隍庙碑记》，今藏南京博物院，部分字句与正式碑文有出入，亦为剪裱本。在文末，郑板桥题字中说：“作文之意，无非欲写人情所欲言而未能说者，实在眼前，实出意外，是千古作文第一诀。若抄经摘史，窃柳偷苏，成何笔手？”板桥对自己这篇文章的自负显而易见。板桥胸襟，最是坦率平易，他的文字也力求简洁明白，故作高深、语焉不详的伪名士、掉书袋的冬烘先生，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所以他的文章追求的是用最平白的文字阐释自己的思想，其通达深刻，往往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这篇碑记，可以看作板桥对“鬼神”态度的集中阐释。他开篇即以犀利笔触拆解“神”的虚构性：指出“苍然者天”“块然者地”本无意识，是人赋予其人格化形象（如上帝、玉皇的耳目口鼻、冕旒执玉之形）。他强调城隍本是“无生命之土木偶”，却被赋予“祸福死生之权”，通过“两廊十殿、刀山剑树”等威严场景恐吓百姓，揭示其愚民、治民本质。他坦言在庙宇中“毛发竖栗”，也感觉到了惧怕恐怖，由此感叹“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他引用子产之言“凡此所以为媚也，愚民不媚不信”，然后发出质问：“然乎？然乎？”大类鲁迅所言：历来如此，就对吗？
另一方面，郑板桥将修庙与建戏楼结合，体现其务实为民的治理理念。城隍庙两廊倒塌，仍倡议修缮，实为安抚民心、尊重习俗、维护社会秩序。而在庙前修建戏楼，则表现了他寓教于乐，平易近人的治理思想，针对“多事”的质疑，他引用《曹娥碑》及《诗经》中“琴瑟击鼓，以迓田祖”的记载，强调歌舞娱神古已有之。更进一步指出，金元院本“演古劝今，令人激昂慷慨”，能通过戏曲的善恶劝诫功能实现社会教化，比单纯祭祀更有实际意义。同时，郑板桥言“神而不人者，不当以人道祀之”，提出祭祀应区分对象：人神当以人道祀，如伏羲、神农、孔子等“人而神者”，因其对人类有重大贡献，应以人道祭祀。而自然神不当拟人化，天地、日月、城隍等“神而不人者”，而古之圣人依然以“茧栗之牛、太羹之味”等拟人化仪式祭祀，其实源于“人心之愿慕”，在自身局限的基础上作了最大教化民众与沟通未知的努力。
文章结尾，郑板桥称此碑记“非为一乡一邑言之，直可探千古礼意”，将传统中国“礼教”文化作了极为深刻的掲示，可谓振聋发聩。
近代诗人裴星川《潍县春节记事百咏》云:“城隍庙外大戏楼，板桥题字最风流。酬神还愿烦优孟，正月接连演不休。”可见郑板桥戏楼之设，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具有强劲而持久的生命力。
在碑文的书写上，板桥表现出了少有的恭敬与严谨，其时，他的“六分半书”已达炉火纯青之境，而这种带有隶意的字体，则可视作郑板桥晚年唯一传世的正楷佳作。清光绪年间陈恒庆所撰的《重修城隍庙碑记》中称赞说:“（郑板桥）碑文则光矞陆离，书则挺拔奇古，墨拓一帧值数千，海内争购之，几乎洛阳纸贵矣。”
结语
历史上的名碑，原稿多已不存，徒令后人悬想，而郑板桥《新修城隍庙记》墨迹的存世由此更见珍贵难得。书法作品带着作者挥洒的温度，是前贤“手泽”，较石碑之二度创作更能表现作者的真实而独特的艺术魅力。翻阅此册，时光仿佛回到了乾隆十七年，潍县县令郑燮端坐在衙斋之内，磨墨拈笔，一丝不苟地书写着他的见解、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