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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奠中:雄才博学百年身
2012年05月24日 来源:光明日报


(资料照片)
姚奠中篆刻:不知老
纵目重峦似海潮,黄河一线夕阳娇。


  风雷万里撼山动,始觉危峰脚底高。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


  1986年姚奠中与汤炳正等在章太炎先生墓前合影。后立者为章太炎之孙章念驰。(资料照片)

  人物简介

  姚奠中(1913—),原名豫泰,别署丁中、丁一、樗庐、老樗等。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人。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家。早年曾先后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和章氏国学讲习会求学,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七名国学研究生之一。抗战爆发后,辗转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各高校,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通史,除经、子典籍之外,还涉及诗、词、文字学、文艺学等方面。

  1951年,回到山西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兼任科主任、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多年,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山西省古典文学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发表过有关中国古代文、史、哲论文130 余篇,出版和再版专著(含主编及高校教材)23 种,其中获得国家级奖2种,省级奖6种。文史哲方面的著述包括《中国文学史》、《庄子通义》、《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南北诗词草》、《姚奠中论文选集》、《姚奠中诗文辑存》、《姚奠中讲习文集》等。

  姚奠中的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他的诗词创作堪称一部现当代历史记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风骨。书法高古大气,沉雄典雅,兼善楷、行、草、隶、篆,文化底蕴深厚,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及多处博物馆永久收藏。2009年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我敬寿翁千盏酒,梅花愈老愈精神。”这是著名学者冯其庸在2011年初冬所作的题画诗。他所敬贺之人,就是年近百岁的山西大学姚奠中先生,一位集学者、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诗人、教育家于一身的当代大儒,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唯一在世的研究生弟子。

  每天下午,姚奠中都要在自家后院的小花园里散步。园中有一条折如曲尺的小道。姚奠中笑言,我的师爷爷俞樾先生有一个“曲园”,我的虽小,也算是一个,所以管它叫“亦曲园”。

  园中有一个小小的凉亭。记者正要陪着老人一起坐下,他忽然示意身边的保姆把记者的坐垫换个位置,一边缓缓地说:“这边有太阳,晒,你坐那边。”

  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了,“你看老先生哪像是一百岁的样子,比我们还要细心。”

  “不知老”,是姚奠中曾经篆刻的一枚图章上所写的三个字,出自孔夫子所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70岁时,他赋诗一首:“时代不同了,古稀今不稀。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80岁时,他这样自述:“八十之年,忽焉已至。蓦然回首,恍若隔世。坎坷蹭蹬,曾无芥蒂。不见成功,忧思难已。寄情文史,余力游艺。聊以卒岁,忘年存义。”90岁时,他感慨不已:“未能息以踵,九十不蕲期。德业愧前哲,尊闻行所知。”95岁,他仍警醒自己:“行年九十五,自儆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更可久。”

  回首来路,姚奠中似乎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光阴。

  “学者梦”在少年时期萌发

  说起自己的成长,姚奠中最先想到的,就是伯父姚慎修。

  1913年,姚奠中出生在山西稷山县南阳村的一户殷实人家。伯父姚慎修能文善书,是当地出了名的先生。邻近一带的寺庙,常有他撰文或书丹的碑刻,求他赐字的人也很多。

  在伯父的指导下,自7岁起,姚奠中同时开始到村学堂和私塾读书,既学习现代学校的新教材,又接受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在小学阶段,姚奠中除了通读通背了新编的《国语》课本和私塾的《国文》课本,还额外学习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选读本《左传句解》以及《诗经》的部分作品。这些,为姚奠中奠定了一定的国学基础,

  1928年,姚奠中考入菁华中学,这里的老师李荐公和焦卓然,让他念念不忘。

  在后来的自传中,姚奠中这样写道:“初中四年,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崇品德、重笃行的平陆李荐公,一位是博学、工诗文的绛县焦卓然。李先生讲历史,远远超过中学历史课本的范畴。他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直接取材,通过对史事和人物的具体论述,对学生进行节义、方正、爱国、爱民的教育。这对十几岁的我,起了很大的激发作用。焦先生的诗文,在河东一带很有名,常以他的新作,作为学生的范本。他的诗学陆放翁,常以古歌行体写时事,还写了一本《抗日三字经》。他的若干诗句,至今我还记得。焦先生对好学的学生,不论有哪方面的要求,总能给你介绍各类书籍,使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满足。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走上博览的道路,读了不少书。诸如《史记》、《十子全书》、《通鉴辑览》、《水经注》、《说文解字》、《薛氏钟鼎款识》、《聊斋志异》、《笠翁六十种曲》、《剑南诗稿》、《古唐诗合解》以及《中国大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天演论》和鲁迅、茅盾等人的新小说、新诗,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芸兰日记》之类。虽不成体系,而眼界较宽、知识面较广,却是事实。其中一些自己特别喜爱的像《庄子》、《史记》等书,有不少能成诵。尽管还谈不上什么学问,但已能写诸子风格的古文,能作长篇歌行体诗,能书、能画、能刻印,颇有成名成家的狂想。”

  在姚奠中初中毕业前,焦卓然老师给他信笔题诗一首:“讲习相聚不久,一朝两地分手。前程各自努力,有为兼需有守。”这一句“有为兼需有守”,成为姚奠中日后牢记的座右铭。

  伯父的家学熏陶和求学遇到的名师指导,对姚奠中后来立志钻研国学与书画、诗词的创作,影响很大。他的“学者梦”,正是在初中时期,开始萌发,并且一点点变大的。

  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

  记者问起对其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姚奠中毫不犹豫地回答——章太炎先生。

  1935年,22岁的姚奠中离开山西南下,考取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国专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学校,不同于旧时书院,与一般大学文科相似,但保持专读前人原著、注重基本功培养的风格。

  无锡国专的老师们在上课时经常提及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同时,随着阅读量的增多,又对国学情有独钟的姚奠中,对章太炎的敬仰之情愈益加深。

  有一次,姚奠中去苏州办事,无意间得知章太炎在这里办有章氏国学讲习会。在一位山西老乡的帮助下,姚奠中如愿以偿地旁听了章太炎讲学。

  姚奠中事后记述,那天章太炎讲的是诸子略说。听课后,他感到自己“茅塞顿开,得未曾有”。

  此后,不管刮风下雨,姚奠中每周都要坐火车到苏州旁听章太炎讲学。几次旁听之后,他便开始有了放弃无锡国专、投奔章门的念头。

  1935年底,在欣赏其才学的无锡国专的老师钱仲联的支持下,姚奠中得到金松岑先生的推荐,正式成为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成员。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1935年9月16日由章太炎先生在苏州正式创办。此前一年,章太炎在日本时即以“国学讲习会”的牌子讲学,黄侃、钱玄同、鲁迅等都曾是他的学生。回国后,章太炎曾多次应邀在北平讲学,影响很大。但他认为那种游动性的讲学,不足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于是决定成立此机构。刚开始叫“国学讲习会”,后来就冠以自己的姓氏,称其为“章氏国学讲习会”。章太炎言道,“他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一线生机,胥系于此”,足可见他对开办这个讲学会寄予了怎样的厚望。

  由于对章太炎的仰慕,“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其中以上海和江浙人居多,住宿讲习会的学员近百人。

  章氏国学讲习会除了章太炎本人主讲之外,授课的教师还有章的老友王小徐、蒋维乔,以及章氏弟子朱希祖、汪东、马宗霍等。

  在这里,姚奠中如鱼得水,更加坚定了致力于国学研究的信念。

  由于学员人数众多,年龄和学历水平高低不齐,章太炎感到“学员程度悬殊,影响教学进度”,因此决定从70多名学员中,选拔优秀者为研究生,加以精心栽培,使其成为真才实学的传人。

  经过考试,共有7名学员成为正式录取的研究生。23岁的姚奠中是其中最小的一位。此后一年多,章太炎便猝然离世。这一批研究生事实上成为章氏的关门弟子。

  成为研究生后,姚奠中开始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地接触章太炎。章太炎的家是学生们最轻松、最愉快也最有收获的课堂。如何从传统的典籍中觅悟其中的思想,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是章太炎与学生们最常探讨的话题。“我正式研习国学,就是这时从章先生这儿开始起步的。”

  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章太炎的点拨,对姚奠中以后习篆及篆刻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虽然在章太炎身边不过一年多,但他的立世和治学思想,给姚奠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章太炎先生不是一般的国学大师,而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的身上挑着两副担子,一副是民族责任,一副是文化责任。”

  像章太炎秉承的那样,不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而是“经世致用”,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持有高度的关注和责任感。这一点,也始终贯穿在姚奠中以后的生命历程之中。

  “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姚奠中后来提出的这“十教条”,带有鲜明的章氏风格,正是他对自己后来学术观和人生观的铿锵自律。

  述学立说 半生树人

  1936年6月,章太炎因病辞世。夫人汤国梨续其未竟之志,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预备班,24岁的姚奠中被聘为讲师,平生第一次登台讲学,所授课程为中国文学史。其后,姚奠中结合所教文学史一课,增改讲义写成一本《中国文学史》交“制言社”印行。尽管他谦称此书“多是折衷诸说,很少个人创见,不能算著作”,但其述学立说、传道解惑的学者人生从此展开。

  在云南、贵州等地的诸多学校辗转多年之后,1951年,姚奠中回到家乡的山西大学中文系,执教近半个世纪,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直到1996年退休。

  姚奠中说:“由于我是研究所谓‘国学’的,文、史、哲不分而以‘小学’为基础,所以在各大学教书,面相当宽。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有通史,有经、史、子专书,有诗、词,有文选,也有分体的作品或史,还有断代的作品选读和文学史以至文字学、文艺学等等,不下十余门。多因教学需要,而非出于泛爱。”

  姚奠中认为,“治学就是要从博返约,先通后专。”除了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之外,他撰写的学术论文,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诗经》到《史记》,其涉猎之广颇为罕见,而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又深入透彻,屡有新意。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姚奠中多年默默无闻地偏居山西一隅,和外界少有交流。

  根据《姚奠中讲习文集》记载,197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收到国学大师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的一封信,信中提出整理章太炎遗著的要求,并附上一份可担此任的章氏弟子名单,姚奠中的名字便在其中。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将此信转给正在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打听姚奠中其人。那时,姚奠中远在山西大学,尚未完全脱身于“反右”及“文革”的劫难,辗转闻知此事,百感交集。

  “文革”结束时,姚奠中已是63岁。“万里方开步,无暇望五湖。”他开始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大学的教学工作之中。

  1981年,姚奠中招收了他的第一批研究生,共11名,从先秦到明清,这些学生研究什么方向的都有,而姚奠中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他们分别进行指导。

  弟子刘毓庆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凡是与姚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其学问如浩浩大海,不知其深几何、广几何。”的确,和很多教授常年只专于某一个研究领域,甚至只讲得了某一段文学史相比,姚奠中治学的广博令人称奇。

  另一个和很多大教授们有所不同的是,在姚奠中的教育观念中,培养学生是第一位,个人出成果则在其次。

  1955年,他被朋友莫须有的历史政治问题所牵连,1957年又被打为右派,一直被冷遇了20多年。1978年后获得平反,本来完全可以完成一些学术上的宏伟计划,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社会服务、培养学生的教学任务,很难有完整的时间坐下来。姚奠中本可为自己学术上的地位名望,谢绝一些邀请,闭门著书,然而,教书育人始终是他最为关切的头等大事。

  女儿姚力芸说,无论是被打成右派还是“文革”期间被批斗,父亲都不在乎,他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不让他上讲台讲课。“父亲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教授’两个字,其他的都随遇而安,不强求。”

  姚奠中有一个观点:越是通俗性的读物,越需要大学者来写,因为它的受众面广,一旦有错误,影响的就是一大片。因此越是大学者,就越应该面向社会,向大众多说话。这样更能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两点看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这是和人生境界、学问修养相联系的,需要排除功利欲望,有相当的学问功底才能做到。

  了解的人都知道,编撰通俗读物,不仅单位不计工作量,而且对提升作者的学术地位没有太大意义。姚奠中却能把名利完全放在一边,他的很多文章,针对的几乎全是教学和学习中出现的最一般的问题,是一些学者不注意或不屑一顾却急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这样不计得失地默默奉献着,50年来,姚奠中桃李满天下,弟子中不乏卓然有成就者。“几番风雨后,故国山河新。欲使千山绿,何妨万苦辛。”这几句诗,生动地道出了他善教播德、半生树人的真挚心境。

  百年人生 德艺弘通

  学人擅书画者并不罕见,然而,姚奠中诗、书、画、印皆擅,被人称为“四绝”,达到了一般人所难企及的高妙之境,这样的学人少之又少。

  “姚先生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著名学者、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对他高度评价。“诗风追八代,笔阵扫千军。”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亦不吝赞美之辞。

  姚奠中的书法,具有坚实厚重的汉魏碑碣底蕴,同时又饱含着晋唐书札的典雅风度,并且将这两种美有机地融合起来,混成难分,无迹可寻,金石气与书卷气兼具,在他擅长的几个艺术项目中成就最高,也最受人推崇。

  2009年,姚奠中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目前共评选三届,获奖10人,均是功力深厚、声望卓著的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亦在此列。

  回顾20世纪的百年学术史和书法史,将国学大师与书法大家集于一身者不乏其人,如康有为、于右任、章太炎、郭沫若、沙孟海、启功等。然而,当时间推进到21世纪的今天,环顾中华大地,恐怕只有96岁的饶宗颐和99岁的姚奠中两位先生了。

  姚奠中寓学问于书道之中,他的篆刻诗画,也处处以他深厚的学识为基础,体现出独特的文化韵味。《老子》一书中诸如“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见素抱朴,知雄守雌”此类的话语,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反复出现。由此不难看出,对于人情世理,人们往往采用加法加以解决,而姚奠中则用减法淡然处之,反映出他开阔的胸怀和质朴的人格。

  应该说,姚奠中在诸多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亦是其追求豁达、无私的人格境界所致。他不把博学高艺作为获利之器,而看作完善人格、提升境界的修身之道,其中体现的,正是一位中国传统学者追求的君子人格与人生境界。

  随着近几年“国学”渐热,慕名拜访姚奠中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天,刚刚上任不久的山西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经朋友引荐,到姚奠中家中请教。当他问姚奠中在忻州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时,老先生立刻答道:“我没有什么忙需要帮,古人的忙你帮不帮?”周围的人都愣住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一问才知,原来姚奠中上世纪90年代曾去过忻州,对当地唐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祠堂的破败之状印象深刻,颇感痛心,曾多次呼吁当地政府修缮而不得。十几年过去了,姚奠中还记挂着此事,希望能修复这个文化景观,为家乡守住一份文化记忆。

  深受感动的董书记回去后很快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研,将元好问祠堂加以修缮。姚奠中得知后欣慰不已,不顾年事已高,挥毫写就一副元好问的五言律诗,托人赠与董洪运以示谢意。

  有的人不理解,说现在多少人想方设法求姚先生的字而难得,怎么这次为了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却如此慷慨?姚奠中的女儿说:“这就是父亲的风格,只要是对社会发展有好处的事情,他都愿意无条件地去做,从来都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和得失。这样的事情我们早就习惯了。”连家里的保姆都说,“爷爷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

  在先生身边耳濡目染多年,刘毓庆认为姚奠中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当代大儒。他说,此“儒”不是“儒家”之“儒”,而是清人朱彝尊所说的“多文之为儒、特立之为儒、以道得民之为儒、区别古今之为儒、通天地之为儒”之儒。

  虽然早已名满山西,然而“姚奠中”这个名字,还不为三晋之外更多的人熟知。学生们常常为老师感到惋惜,“要是姚先生这几十年是在北京而不是在太原的话,凭借他的学术修养和书画造诣,一定会有比现在更大的声望。”每当听到这些说法,姚奠中本人却没有太多遗憾,“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读书人而已”。

  “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这首姚奠中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正是其豁达人生态度的生动写照。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宠辱不惊、平和淡然的大家气度,使这位老人历经磨难而依然保有温润的生命光辉。

  现在的姚奠中,每天仍然坚持看报、写日记。他说,《光明日报》和《参考消息》是他必看的两种报纸,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都是他所关注的内容。

  按照山西人“算虚岁”的习惯,姚奠中即将在今年7月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在此之前,一场名为“薪火相传 翰墨流光”的章太炎、姚奠中师生书艺展,将会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届时,这位百岁老寿星将亲赴北京,观赏在他心间盘桓已久却从未得见的章太炎先生书法真迹。

  当记者和他道别时,姚奠中从椅子上慢慢站起,目送我离开。家人说,多年来,这是他对每一位来访者都持有的礼节,从未疏漏。

  (本版照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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