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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啬庐妙翰》手卷
傅山书《啬庐妙翰》手卷 纸本 31×603cm 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附录:白谦慎︱一部最为奇异的书法作品:傅山《啬庐妙翰》(节录)
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傅山书《嗇庐妙翰》手卷,(图1)是目前能见到的二十世纪之前最为奇异的书法作品,对於研究明末清初的书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在《傅山的世界》一书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註1)但是,英文版《傅山的世界》於2003年出版,距今17年;中文简体字版刊於2006年,距今也有14年了。这些年来,我曾多次仔细观赏这一杂书长卷,对其中一些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下面记下的便是这些思考,凡是《傅山的世界》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读者可以参考书中的第二章,此处不再重复。
一、《嗇庐妙翰》的书写时间
在2018年以前刊印的《傅山的世界》中,我将此卷订於1652年左右,因为在手卷的起始(不算原卷引首部分)“南华天运”四字下,有傅山的小记:“杨五哥、七哥持此卷子要书,村侨无笔久矣,秃颖老掔,儘者结构。”(图2)我原以为在1653年傅山的友人魏一鰲用三十金为他在太原西郊的土堂村买了房子前,傅山住在老友杨方生(字尔楨)家。但是,艾俊川先生的《傅山致魏一鰲手札编年》一文,指出了我原来为傅山致魏一鰲信札繫年中的一些问题。傅山住在杨方生家时,发生了“朱四命案”,艾先生考证出此案的审理在1650年,彼时魏一鰲正署理太原府同知。(註2)因此,傅山1650年已经住在杨方生家了。《嗇庐妙翰》的书写时间可以重新订为1650年左右。由於存世的傅山早期书法很少,这一手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图2 嗇庐妙翰 局部
二、先裱后书的问题
从上引“杨五哥、七哥持此卷子要书”来看,杨家兄弟可能是拿着裱好的空白卷子请傅山作书的。前隔水的綾子上写着《庄子·天地篇》“厉之人夜半生其子......”,书风和文本都和后面本幅上的书风、文本符合,卷子的引首部分,是黄色的写经纸,长短和通常的引首相同。可以想见,先裱后书的可能性很大。傅山书写此作时,并未在原来的引首部分书写标题,而是抄录了《庄子》的文本和一些札记。目前手卷新的引首部分的“嗇庐妙翰”四字,是后来的收藏者重裱后,请常赞春题写的引首。
先裱后书的情况在傅山之前就已经存在。上海博物馆藏有明代中期吴门书家王宠的《行书诗卷》,据骑缝印观之,乃三张纸拼接,王宠款识云:“章简甫持此卷索书,乃吴中新製粉纸,善毁笔,凡易八笔,方得终卷,中山之豪秃尽矣。勿怪余书不工也,当罪诸纸人。王宠识,时丙戌十月既望。”王宠明确地指出,友人持卷子索书,应该就是裱好的手卷。
《停雲馆帖》卷十一有王宠的同时代人祝允明的《行草书古诗十九首》,其款识云:“暇日过休承读书房,案上墨和笔精,粘纸得高丽茧,漫写十九首遂能终之,亦恐不负伤蚕之誚也。乙酉九月,枝山子希哲甫。”又云:“作行草后尚餘一纸,因为此二章,聊试笔耳,不足存也。枝山附记。”(註3)祝允明明确说明,他书写在已经粘好的高丽丝笺(茧)上,“粘纸”很可能就是裱好的手卷。
上引明代中期的两个例子说明,以裱好的手卷向人索书,在傅山以前就已经存在。杨家兄弟很可能也是请傅山在已裱好的手卷上作书。
图3 北宋 米芾 行书
致希声尺牘并诗(竹前槐后诗卷)
水墨纸本 手卷 29.5 x 31.5 cm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三、卷中的行草书
论及中国古代书法,人们通常认为信札是最宜於自由发挥的形制。由於文人间的信札多由行草书为之,加上有平闕制度(即涉及收信人及长辈时,另起一行或留下一字的空间),因此行与行之间长短不一,错落有致。(见图3)这固然没有错,但也恰恰因为书写信札有平闕和称谓等书仪的问题,除了那些短笺外,不少信札很可能都要先起稿,然后誊抄。平闕使信札每行的高低错落有致,但书写时却要时时小心忘了平闕而逾矩失礼。而《嗇庐妙翰》的文本是讲逍遥,论齐物的《庄子》,不是儒家的正统经典,所以,傅山少了文本内容的约束。(註4)他在书写自己熟悉的文本时,一行行不假思索地书写下去,信手挥洒。加上卷中有大量的异体字,让这一作品具有很强的游戏性。
卷中的纯草书并不多,大概是因为草书的书写必须严格遵循草法,不能杜撰,而傅山在卷中其他部分都大量地使用异体字,异体字难入草书。但有些草书却写得相当精采。由於装裱过,纸张已经较“熟”,加上用的是淡墨,胶少,用笔便能轻盈地滑动,自由地翻转游荡。我们来看“逐之而不能及也”这一串字,(图4)用的是淡墨,书写的速度非常快,但点画的起笔、转折、收笔却準确到位。
图4 局部
占据卷面最多的是行书或行草书,比之通常能见到的傅山行书更有意思。(图5)1993年夏,臺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的朱惠良初次出示此卷的影印本给我看时,恰逢时任副院长林柏亭在旁,他诧异卷中傅山的行书似八大山人晚年的行草书(亦即被人熟悉的所谓“八大体”),(註5)起笔与收笔皆藏锋(也可能和上引傅山所言用“秃颖”有关),点画圆润,结字收笔取纵势,写得连贯流畅。(图6)
图5 嗇庐妙翰 局部
图6 清 八大山人 书法 水墨纸本 上海博物馆藏
由於异体字能用行书书写,所以手卷行书部分夹杂着大量的异体字。加上很多字结构变形,使得此卷的行书惊喜纷呈。以下选取部分字和字群来分析傅山如何来製造种种视觉上的奇异效果。
先看“礼”字,“礼”左边的“示”长度不高,但右边的“豊”却写得比通常能见到的要高许多,(图7)虽然和人们通常见到的写法差异很大,但看起来依然很自然。
图7
图8
类似的结字也见於“殃”字。(图8)本来左右两半,高低相仿,但是,傅山却把左边的“歹”写在了“央”的左上方,虽然做了很大的变形处理,却依然显得相当协调。卷中,这类的单字处理很多。
图9“妇”
现在来看看几个字或数十字的组合。“而今乎妇女,何言哉?”(图9)在这八个字中,四个是异体字,即“妇”、“何”、“言”、“哉”,其中“妇”字,将“帚”写在上面,“女”写在下面,整个字串有草有行,一气呵成,极为流畅。
再看一个手卷横跨三行的局部。(图10)我选择这个局部是因为其中三次书写了“老聃”,结字的方法基本一样,“老”写了一个异体字。三种写法虽大同小异,但也可以看出挥洒时的自如。
最后一个例子,便是傅山自造的“矉”的写法。按照傅山自己的批註,这个字是他书写时的臆造,将左侧的“目”偏旁,横放入了“宾”的当中。(图11)但是我们看他写这段的用笔结字,非常流畅,“而不知宾”四字,(图12)“知”字的口向上移,“宾”的宝盖向上,两字紧密相连,点画準确,结字生动,变化自然,反映出傅山随机应变的出色能力。
将异体字行草化,使之流畅,就需要加快书写的速度。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有两个前提:一、熟悉自己书写的文本,最好能够背诵,而不是抄写,这样能够提高速度。二、熟悉各种异体字的结构,并曾多次书写过这些异体字,在书写时不假思索。
关於背诵能力,傅山曾在《训子侄》这篇文章中记述自己年轻时与人比较记忆力,看谁每日背文章多。傅山“櫛沐毕诵起,至早饭成唤食,则五十三篇上口,不爽一字。”对方“嘆服如神。”他在文章中还专门列出了要细读的经典,就包括《庄子》。(註6)因此,熟读《庄子》的傅山应该能背诵其中的很多篇章,书写时不必边写边看。 虽然《嗇庐妙翰》手卷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傅山书写异体字最多的作品,但从其书写纯熟程度来看,傅山应该早已熟悉各种异体字,虽说此卷写於1650年左右,类似的书写实践应该早於此。
四、卷中篆隶
从傅山存世的墨跡来看,他能书写小篆和大篆,他还自创草篆。在《嗇庐妙翰》中的篆书都是大篆。(图13)虽然,傅山的至交戴廷栻收藏青铜器,(註7)傅山作为一个世家子弟认识很多山西境内的收藏家,一定见过一些青铜器及其铭文。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流行製作青铜器铭文的拓本,所以,傅山以青铜器拓本为临摹范本的可能性不大。
图13 嗇庐妙翰 局部 (大篆)
《嗇庐妙翰》中的大篆来源十分复杂,既有宋代字书《汗简》、(图14)《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等著录的传世古文,也有例如《歷代鐘鼎彝器款识法帖》著录的青铜器铭文。但是,由於这些字书有后世的翻刻本,也有后世编的字书收了这些字书中的字,傅山究竟用甚麼本子,不详。由於翻刻和重编都经过传摹、刊刻、刷印,很多字都变了形。今天我们从青铜器的铭文和出土的先秦墨跡可以清晰地看出毛笔粗细的变化,但是这些用笔特徵在传世字书收的古文字已经基本消失了。所以我们看《嗇庐妙翰》中傅山的大篆书法,点画的粗细变化很小,这应该是把字书裏的古文字用毛笔字写的结果,只取其形,没有笔意。和晚清以来书家写大篆的方法完全不同。
图14 北宋郭忠恕《汗简》清初刻本
傅山的篆书虽然点画的粗细变化不大,但在视觉上,却大小错落。傅山曾这样写道:“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竟以安顿失之。按他古篆、隶落笔,浑不知如何佈置,若大散乱,而终不能代为整理也。”(註8)傅山的大散乱,只是他的一己之见。其实,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有排列非常整飭的,如《散氏盘》铭文和《史墙盘》铭文,只不过傅山当时还看不到这些铭文拓本。
《嗇庐妙翰》卷中的隶书,也是傅山讲的“古篆、隶落笔,浑不知如何佈置”。(图15)他在其中一段隶书后有小跋云:“此法古朴,似汉之,(註9)此法遗留少矣。《有道碑》仅存典刑耳。”但是《郭有道碑》并不是一块可靠的汉碑。傅山虽然在他的一些零散的书论中,多次提到临习汉碑,他也收藏过汉碑的拓本,并且临摹过汉碑,但是他的隶书,依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徵。比如说,傅山在书写横折时,横画通常都会长出接着竪画的部分,形成右上角的的一个“疙瘩”,这样的写法,通常在汉隶中是见不到的。但是,与其他一些明末清初的书家书写隶书的横折相似。因此,虽然傅山心仪汉隶,但也难免时风的影响。只不过,傅山的隶书,不似一般汉隶书写那样排列整齐,“大散乱”是他的章法特点。 结语
《嗇庐妙翰》的书法,非常具有前卫性。中国书法歷代风格的嬗变与经典的形成,基本都是一个不断积累改进、缓慢演变的过程。生理的习惯,工具的变化,不经意的偶然效果,都会令追求书写美观的人们,把自己发现的更为合理、顺畅、美观的书写效果,积淀下来,传承下去。而傅山的书法变形,是一种更为自觉、更为主动的尝试。在探索中,字的结构的比例夸张应该到达哪个节点?度如何把握?怎样才能做到作者自己满意,观眾也能接受?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此卷的书写的速度极快,夸张的部分通过点画、部位之间的呼应和縈带,笔势的舒畅来打通,既“出人意料”,又让人觉得尚在“情理之中”,“奇”与“自然”比较和谐地统一了。(作者/白谦慎)
图15
註释
註1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页153-187。
註2 艾先生的文章发表於2017年9月22日《文匯报·文匯学人》。
註3 以上两条材料,均由我的学生蔡春旭提供。特此说明。
註4 傅山抄儒家经典如《礼记·曾子问》和佛教的经典《金刚经》,多用小楷。
註5 八大山人晚年的书风,始於1690年代,比傅山书写此卷的时间,晚了四十年。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并无关联。关於八大山人晚年书风的探讨,参见白谦慎《金石学的復兴对八大山人晚年书风的影响》,载《故宫学术季刊》,第12卷,第3号,1995年,页89-124。
註6 《傅山全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二册,页243-244。汪世清先生曾整理傅山用杜甫诗句批註的《广韵》,辑录为《傅山〈广韵〉杜诗句匯批》,共录杜诗一万餘句,他这样感嘆道:“傅山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才,即以其精研杜诗而论,他在《广韵》上按韵手批杜诗句,均为默写而出,并非照书抄来。真是熟读杜诗,不论长篇短制,几乎多能背诵出来。其读书用功之深,在古人中亦不多见。”(见汪世清先生1995年12月14日致白谦慎信札)。
註7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禎(1634-1711)曾作《戴氏鼎》一诗咏戴氏所藏铜器,註云:“为枫仲作,同山长教授,愚山侍读。多父敦亦戴氏物。”王士禎,《带经堂集》(1711),卷37,页4a-5b。
註8 《傅山全书》,第二册,页255。
註9 此句疑有脱字,令人难明其义。由於汉代为隶书之鼎盛时期,傅山在此讨论的是汉代的隶书,殆无疑义。
【资料来源】《东方艺术》(书法)2009年第10期 | 《美术家》2020春季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