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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研究的里程碑
——读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作者:姚国瑾
白谦慎先生中文版《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2004年由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承蒙惠赠，奉展拜读。对于傅山的研究，日本河内利治先生所编《傅山关系资料》辑录相关文章、著作不下百余种，而其中以中国大陆文章为最多。辑录文章最晚时间为1993年，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来，并且越来越缜密。就研究著作而言，除90年代以前方闻先生所著《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林鹏先生所著《丹崖书论》、尹协理《新编傅山年谱》等几种著作外，90年代后的著作应以林鹏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台湾许守泯先生所著《明代遗民的悲情与救亡——傅青主生平与思想研究》、台湾郑元惠《傅山书风研究》、美国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最具发明。尤其是白谦慎先生的著作，材料之丰富、内容之广泛、立意之高远、考证之严密，应是首屈一指的。
白谦慎先生此书原是英文书写，后来受台湾石头出版社的约请翻写成中文，从此书《致中文读者》中得知，由英文翻写成中文，篇幅大约增加了五分之一。虽然石头出版社在本书的版权页上没有标明字数，但从书的部头来看，应该不下于三十余万字，加上附注及图版资料就更厚更多了。在这数十万字的著作里，白谦慎先生不是孤立地看待傅山，而是把他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去分析，清晰地勾画出了那个时期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正象白先生在《导论》中所说：“本书旨在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的研究，对促成十七世纪书法品味转变的诸多因素，做一历史分析。傅山生前就以学术成就和书画造诣闻名他生活的年代不但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和十七世纪所有和碑学萌芽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艺术尝试，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写连绵狂草、作草篆、刻印、玩异体字，他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并留下了不少能反映当时文化趣味的杂书卷册。”“本书对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探讨，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当教育在晚明得到发展，一般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提高，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印刷书籍，导致了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间更为频繁的互动后，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味之间有著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除了采用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等等。白谦慎先生以傅山为研究对象，对明清之际的文化现象、社会风俗、政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都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考察，其主要发明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晚明尚“奇”的文化现象和明末清初书法中的异体字问题及“臆造性”临摹问题。二、傅山和仕清汉官的关系问题。三、1660——1670年山西学术圈与学术风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无疑对傅山的全面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就这三个方面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并请教于白谦慎先生及傅山书法研究者与明清艺术史研究者。
一
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十七《明代的造伪与辨伪》云：“到了明代，学风为之一变，理学家劝人不读书，名士家劝人读小品文字，学者则劝人读奇书，宋人疑古辨伪之风几为歇绝。”顾先生的目的是“疑古辨伪”，但亦揭示出明代的学风，“学者则劝人读奇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白谦慎先生正是抓住了这种社会“尚奇”的关键，他从江西文人徐世溥给朋友的一通信札入手，来观照万历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依白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或战栗的时代”，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但文化和艺术却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丰富性。究其原因，“至万历年间，明朝已经两个实际的和平与繁荣。当政府减弱了对经济的干预，商品经济就不只在城市和乡镇持续扩张发展，同时也蔓延到乡村地区。伴随经济成长而来的是教育的发展，一般民众的识字率也为之提高。而教育发展又促进了印刷文化的勃兴。”这种将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考虑的思路更容易揭开艺术现象背后的迷团。但白先生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从思想和文化的内部来进行深层次探佚。从思想方面来说，是王阳明心学对晚明思想界的影响。王阳明主张“致良知”，提出“心即是理”之说。白先生认为“这一强调本心和个人直觉的理论，为晚明的泛神论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因而梳理出一条从王阳明到罗汝芳再到焦竑、李贽的“心学”发展脉络。“心学”发展到李贽成为“童心”说。“李贽的理论便鼓励人们(包括艺术家在内)在直觉的引导下，实现并表达真实的自我。”这种理论影响到文学便是“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汤显祖的“尚奇”，书法便是董其昌之生涩和张、黄、倪、王之奇崛的流风。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是来华传教士所传之西学对中国士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宣扬宗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化习俗、科学技术、物产、奇器带到了中国，“当时的士大夫对传教士带到中国的天文仪象、望远镜、喷泉、棱镜、自鸣钟等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和羡慕”。文人们对奇器奇事的癖好和奇闻异事的兴趣，无疑在渐渐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的习俗，或者说在慢慢地改变着社会的风俗。在这里，白谦慎先生用大量的篇幅和详实的史料来说明晚明文人“尚奇”的现象，这种说明一方面反映出晚明时期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为晚明书法“尚奇”的现象分析作了铺垫，揭示晚明书法“尚奇”的现象及其本质才是白谦慎先生研究的真正目的。随后，白先生以晚明不同书法流派中的两个大家董其昌、王铎为例，进行分析，又从文人篆刻用字对书法的影响入手，细缕爬梳，来说明晚明书家多喜欢在其书作中使用异体字的现象。白先生在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由于“尚奇”现象的影响，书法对传统的认识由再现式的临摹转变为“臆造性临写”。二是由于晚明“尚奇”现象的影响，书法中使用异体字现象泛滥，甚至有随意臆造文字的问题。白谦慎先生所得出的这两个结论，不仅是晚明书法现象的真实反映，而且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尤其是“臆造性临写”为从展玩性到展览性提供了一条可行性途径。晚明追求奇崛豪放书风的流派，这两种现象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倪元璐、王铎等，书法临写多为书法临写多为大幅纵式，采用背临和意临的方法，乃至涨墨的方法，割取、拼凑古人的法帖，而成为一幅类似于创作的作品。到了傅山，这种现象大量的出现在其作品中，然注重气息，遒劲清健。篆书多使用古文，楷书多来源于《玉篇》，臆造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直到其终年。白谦慎先生在考察晚明书法异体字现象时，搜集了自宋至明末各种流传的古文抄本与版本，尽管这种流传的古文抄本与版本流传的实际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但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二
关于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一直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谢国桢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三《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一文中虽对仕清汉族官员如龚鼎孳等有所贬斥，但也承认这些仕清官员和明遗民之间的某种联系，以及仕清官员对明遗民的许多帮助。美国Grinnell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正光先生著《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一书，专论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其中《顾炎武、曹溶论交始末——明遗民与清初大吏交游初探》、《清初二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顾炎武与清初两降臣交游考论》、《清初的遗民与二臣——顾炎武、孙承泽、朱彝尊交游考论》、《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禛之交谊》、《顾亭林交游表》，以顾炎武为线索，涉及多位明遗民与清初降臣大吏，傅山便是明遗民之一。
研究傅山之交游，与仕清官员之关系是研究傅山行状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遗民者，“处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也”。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只是遗民个人的一种气节和行为，虽于亲朋好友之间亦有此劝勉，并不等于对所有人都有此要求，更不等于和仕于新朝的友人断绝往来。傅山虽然于明清鼎革之际，重于气节，不仕新朝，也要求子弟依样而作。但其于清顺治二年即与平定知州魏一鳌有交往。此中环节便是由白谦慎先生所揭示的。早在1996年，白谦慎先生便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期上发表了《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后来，这篇文章成为《傅山的世界》一书第二章《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的一部分。
魏一鳌，字莲陆，别号海翁，又号雪亭。直隶新安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科举人。清顺治二年六月，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部试一等。八月，除授山西平定知州。白谦慎先生援引王余佑《魏海翁传略》是这样描述的：“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当时南方战事未定，南明政权对南中国仍具有统治权。清政府为巩固它在北方的统治，急需网罗汉族读书人为新政权效力。1645年，清政府下令直隶省的举人必须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授以政府官职；或参加下一年的进士考试。魏一鳌在清政府的逼迫下在同年参加了吏部的考试。”满清入主中原，读书人仕清大约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官高位重，迫于形势，虽感到有负于前朝，而又不得不仕者；一是在前朝有功名者，朝廷新选，有违抗者，指名拿问。迫于压力，或考虑家庭老小等种种因素，又不得不仕者；还有一种是积极向新朝献媚，原做鹰犬者。魏一鳌便属于第二种。魏一鳌任平定知州一年间，他的老师河北大儒孙奇逢曾有一信寄他，其中云：“昔人云，不得为官猶得为人。盖为官之日短，为人之日长。况一年平定，百年循声，岂以今日去官而减价乎？张日葵、苗九符诸公此际定有月旦也。”张日葵即张三谟，字日葵，山西平定人，曾任明朝大理寺卿。明亡后，隐居不仕。魏一鳌任平定知州其间，很有可能拜访张日葵，因为这在古人是常理。傅山于甲申之际曾住平定东池，东池即为张日葵之别墅，此见傅山《东池得家信依右玄寄韵》。《有关朱衣道人案的三个题本》中傅山说他在平定住了一年，盂县住了二年。期间傅山生病，张日葵曾前去探望。这段时间，傅山亦曾流寓于平定嘉山、七亘山、寿阳石河村、盂县、汾阳等，间回太原小住。此一时期傅山多赖同学和故交的帮助，其中有白孕彩、孙颖韩、郝旧甫、王如金、薛宗周、戴枫仲等。傅山与魏一鳌的相识和张日葵或白孕彩有很大的关系。白谦慎先生通过傅山给魏一鳌的十八封信札，深入研究了傅山在顺治二年以后至顺治十二年间与仕清汉族官员的一些交往。这些交往揭示出傅山后来与河北士人及江南士人交游的复杂关系。顺治十一年，傅山因南明宋谦的供词而缧太原府狱，在审理过程中，正是由于魏一鳌证词的决定性作用，魏并通过其上司山西右布政使孙茂兰与幕僚纪伯紫的暗中帮助，及在朝的官员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左副都御史曹溶等人的开脱，傅山最终无罪释放，使得傅山在“甲午朱衣道人案”能够躲过一劫。魏一鳌是孙奇逢的弟子。孙奇逢乃当时北方之大儒，直隶容城人，明末，讲学河北，隐易州五公山，结茅双峰，以理学为宗。明清鼎革，南下至苏门百泉，水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此后，夏峰之地，学人来往不绝，从学、问学者甚众。傅山由魏一鳌而拜謁夏峰，由夏峰而广识夏峰之弟子，及夏峰之友人。魏介裔、申涵光、殷岳、杨思圣、王余佑、刁包、杜樾等。其中魏介裔曾做过满清新朝的都察院左都御史、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杨思圣做过山西按察使。这就是说作为北方明遗民的代表人物孙奇逢并不反对自己的弟子去做新朝的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顾炎武的弟子潘耒，也是这种情况。明遗民们虽然不反对弟子，甚至家中子弟入仕新朝，但遗民对遗民入仕新朝的态度却是有遗憾和嘲讽的。白谦慎先生通过对傅山和魏一鳌交往的研究，揭示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研究说明明末清初的历史状况，这对文化史的研究和书法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云：“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经世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及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清初之学所以大，王氏所言“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经世”之说，明末，在针对明末“王学”末流空疏一脉的泛滥下已开其端。但明遗民深感亡国之痛，多有义举，仍无可奈何，进而反思明朝灭亡之原因，以求结论。故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叹。黄宗羲、王夫之、傅山，莫不如此。对于清初学人之关系，白谦慎先生1998年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曾发表《十七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山西的学术圈对傅山学术与书法的影响》，这篇文章也成为本书第三章的重要部分。傅山在甲午“朱衣道人案”之后，于顺治十三年南下，然活动范围仅次于南京周围。对于傅山的这次南下，或曰与郑成功兴恢复之师有关，惜无有力证据。但傅山的这次南下，于淮安访望社领袖阎修龄及其子阎若璩，于沛访阎尔梅。至于还交往那些遗民和学人，不得而知。康熙二年，傅山五十七岁，初春，顾炎武来访。四月，傅山至辉县，访孙奇逢。六月，申涵光游太原，来访。十月，与李因笃订交。后来，广东屈大均、山东王士祯、秀水朱彝尊等，先后来太原拜访傅山，俱有交流。但白谦慎先生所说的山西学术圈可以说是从康熙二年始慢慢形成的。山西学术圈以顾炎武为代表，包括傅山、阎若璩、李因笃、戴枫仲、潘次耕等，与河北孙夏峰、关中李二曲构成了北方的三大学术圈。而这三个学术圈，孙夏峰、李二曲是倡导“宋学”的，顾炎武等是倡导“汉学”的。此可见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白谦慎先生在此处用了大量的篇幅和事实来论述傅山与学术圈人物的交往和研究。傅山对“理学”提出了很多的辩难，并不是说傅山反对程、朱或陆、王，而是对明朝覆亡的一种文化反思，空谈误国已是哪个时期士人的共同认识，只是不象傅山那么激烈。傅山的家学是《左氏春秋》和《汉书》，傅山著《春秋人名韵》、《西汉书姓名韵》、《东汉书姓名韵》就是为深入研究史学做准备。傅山读书极广，于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子学、唐诗、佛教等，多有涉略，尤其对诸子发有宏论。但傅山所欠处，在于少有系统。故江藩于《汉学师承记》不列傅山。当然，或许江藩未能见到傅山的著作，不过阳曲张耀先于乾隆十二年已刊刻《霜红龛集》十二卷本。徐世昌著《清儒学案》，置傅山于顾炎武之下，虽不单列，然从学派的角度还是有些道理的。白谦慎先生援引顾炎武致学生潘次耕的一封信札：“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今废之而别作一篇，并送览以志吾过。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迟迟自有定本也。”又引阎若璩《潜丘箚记》：“先生(指傅山)少耽《左传》，著《左锦》一书，秘不示人。”亦引傅山《毛诗注疏批注》：“垂橐，《管子》<小匡篇>及<齐语>皆有之。今行《国语》径作櫜，音古刀反，大诬。宋但泥《左传》“垂櫜”语，不详文义而音之。今日李天生〈与顾宁人诗作〉五排律中，用“垂橐”字，顾求其疵曰：“是错矣，经传无垂橐之文，但有左氏垂櫜。”谓李以“橐”为“櫜”也。何言之易也？余不敢举此以证，恐忌也。察士无凌之事则不乐。”以此来说明傅山对文字音韵与经史的熟识。学术界称顾炎武一派为“朴学”，实际上就是认可其“崇尚朴实、注重实证考据”的学风。顾炎武云：“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阎若璩亦云：“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讹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白先生不断地引用“朴学”家的言论，来反映当时山西学术圈的作用以及对后来乾嘉学派的影响。从白先生的求证中，我们不难发现傅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这一群体由重史实而对金石文字的广泛搜集，对书法的拓展也产生了的积极的影响。由吉金而古文篆书，由碑铭而隶书，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人书法的风尚。傅山在其书法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古文篆书和隶书的作品，白谦慎先生在此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予以阐述。
其实，傅山的交往不限于山西学术圈，和孙夏峰及其门人的交往，和李二曲及关中人士的交往亦较为频繁。这些白谦慎先生在书中都有所涉及。前已论述，此处不赘。此外，傅山和山西本地学人的交往，除戴枫仲外，还有很多。如：文正之、范鄗鼎、李中馥、曹伟、毕振姬、朱之俊等，这些学人有的是理学正宗，如文正之从辛复全学，而辛复全为明初理学大家薛瑄的传人。毕振姬、朱之俊、范鄗鼎既为仕清汉族官员，又通于理学。李中馥、曹伟则为明遗民。另外，傅山还结交了许多高僧，所以傅山对佛学亦有深究。这对于全面研究傅山的学术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白谦慎先生除了以上三点外，在书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傅山的书法，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图片资料，这不仅在文献上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为傅山书法的鉴定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资料在藏家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能加以利用，或许还有些资料没有被及时的发现，作品的真伪还有待进一步辨证。书中关于傅山和碑学之间的关系、古文篆书是否来源于郭忠恕《汗简》的问题，亦还有商榷的必要。但这些都无损于本书的价值。毋庸置疑，《傅山的世界》一书，已经成为傅山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此文发表在《中国书法》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