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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1907-1969）
(解放日报编者按：本文为年届九二的白蕉夫人所撰，特推荐一读。)
白蕉与徐悲鸿先生为莫逆之交，他俩相识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九二三年，白蕉告别金山张堰故乡，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求学，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跟同学蒋丹麟关系非常密切。蒋丹麟是蒋梅笙教授的幼子，是悲鸿夫人蒋碧微的幼弟。白蕉自幼爱好诗词，尤喜书画。当年蒋梅笙教授组织了一个诗社，许多爱好诗词的青年纷纷参加，其中除蒋碧微姐弟以外，还有徐悲鸿、白蕉、女画家周练霞、徐建奇，戚石印夫妇等。白蕉悲鸿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俩人遂成莫逆之交。蒋梅笙夫人戴清波亦能诗词，夫妇之间，常有唱和之作。
悲鸿先生很赞赏白蕉的书法，为他订了第一张润笔单，并亲笔为他书写。一九三二年，特请他写“屈原九歌”长卷，白蕉在《云间甲集》中云：“悲鸿先生去年来书委写屈原九歌长卷，余以待病家居，鹿鹿未就，今半矣，乃始成之，计有真、行、草共计十纸。仙童乐静，不见可欲，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恨丹麟不及见之也。（其时丹麟已英逝），壬申白蕉。”（时年二十六岁）
一九八九年郑逸梅老先生写了《记云间白蕉》一文，发表于香港大成杂志上，扉页上刊载了徐悲鸿画的《孝女曹娥图》，白蕉为此画题写小真楷《孝女曹娥碑》，从题记上可知为一九三三年（时在癸酉），这是他俩早年的合作。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常有书画、诗词及信札往返。悲鸿曾赠予白蕉许多珍贵的画件，如《枇杷》、《双青毛竹图》、《花卉蜜蜂》等。
想当年，悲鸿先生得知我们结婚的消息后，特地送来一幅中堂《双青毛竹图》，画上两竿高大粗壮的大毛竹，挺立在中央，还题了一首诗：“岂止留清影，相期耐岁寒。莫同闲草木，只为热中看。”（见左上）白蕉得此佳书画，喜出望外，当即作了一首诗“代简一首”寄给了悲鸿以示谢意，同时还将该诗书录在《双青毛竹图》的边棱纸上，诗云：“干枕花前醉后回，眼明一翰故人来，是何笔力雄且杰，为想诗情郁更开。天壤要留双杆在，雪霜未遣一心灰。江南妖梦何时了，长使云间把酒杯。”（见左下）这些珍贵的礼物，我已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弥足珍惜，但其真挚的友情，永远铭记在心。
悲鸿先生回国以后，曾邀白蕉赴北京栖霞山赏红叶，并画了一幅枇杷，托蒋兆和先生带给白蕉。白蕉知晓后随即写了一首诗：“寄悲鸿故都，并示兆和。”诗曰：“西风有恨盟红叶，蜀客无家去不还。结想未涎方一尺，月明入梦洞庭山。”（注：悲鸿返国，深秋与诣访栖霞山红叶之约，余以事不果行。书来谓画得枇杷一幅，尚不恶，已题贱款，托兆和，兆和到处为家，杳然累月，并此相迟。）悲鸿收到白蕉诗后，即来函谓：“枇杷一幅，原欲托兆和面致，而兆和殆不能归沪，拙作亦失所在。倾请卿乃发觉，亟邮奉，庶免魂梦往来于洞庭山也。白蕉贤兄年福，兆和嘱笔致候。悲鸿顿首一月六日。”
抗战初期，悲鸿先生在外地举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白蕉得悉后，立即给他寄去自己的书画作品。蒋碧微女士即代悲鸿修书致谢。原文云：“白蕉先生赐鉴：前在沪滨，承捐墨宝，匆忙未能面谢，良用歉疚，昨日复蒙惠下大作多件，秀韵清丽，均非凡品，展览会得此，自是生色不少，而足下慷慨乐助之热忱，尤令人钦敬无似也。兹奉上收据一纸，明知俗套，要于手续上不得不如此耳。此颂文祺。并祝新春佳胜。蒋碧微顿首一月七日。”
一九五三年，白蕉去北京开会，悲鸿先生陪他去白石老人处，请他为白蕉作画，白石老人问：“画什么?”悲鸿打趣道：“就画白蕉吧！”老人问：“白色芭蕉如何画?”白蕉说：“就画芭蕉吧。”白石翁略加思索，立即挥毫，画了一幅芭蕉图，疏疏几笔嫩叶、老叶，其势态墨韵绝妙，真是精品杰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白石老人在京逝世，白蕉无限悲伤，连夜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以表哀悼之情。不几天就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白石老人“生活与艺术的获得统一，而能够推陈出新，在学习画家的过程中，能入能出的独具面目”，是一位真正的杰出艺术家。并在文中亦分析了“有些画家到了生活去，为什么没有创作”的原因。
这幅白石芭蕉图，长期挂在会客室中。有一天，吴湖帆先生来我家见此图，他说：“白蕉应画白色。”于是特地为白蕉画了一幅白色芭蕉图相赠，风韵独特，亦是佳作。 白蕉在悲鸿先生府上住了一个多星期，俩人久别重逢，欣喜之情，岂能言喻。临行时，悲鸿先生送给白蕉一卷近作，又亲自送他上火车。并相约一星期后去上海吃大闸蟹。在火车上白蕉才想起所送的一卷画没拿，但想起悲鸿约好下周来沪，一定会带来的。岂料翌日，悲鸿先生突然逝世，噩耗传来，白蕉呆如木鸡，悲痛不已！又失去了一位挚友，他感到太突然了！车站一别，竟成永诀，他即刻忍着无限悲伤写了挽诗寄给了在京友人诗人艾青，嘱其交给治丧委员会，以示悼念之情。
五十年代后，北京成立悲鸿纪念馆时，悲鸿夫人廖静文来沪收集悲鸿书画作品。为此，白蕉特在锦江饭店设宴邀请上海书画同仁及朋友，出面为她征集作品，并自己带头将本人珍藏几十年的书画件（除双青毛竹图、枇杷外），全部交给了廖静文女士。
邓散木，徐悲鸿与白蕉均为挚友。故我同散木夫人张建权，悲鸿夫人廖静文之间的交往，亦数十年如一日，相互情深谊厚，双方均以姊妹相称。尤其是同建权姊的交往，较多一些，一九八○年我去北京探望她们，就住在她家，在一个多月里，她天天陪我游览首都名胜。她来沪时亦总到我家，畅谈家常。我与静文妹也通音讯，但往返不多，因她工作忙，事务多。我八十年代在北京时，她亦特地设宴款待。
流光如驰，转瞬间我们均已达耄耋之年，建权姊有九十八岁，我已九十二岁，静文妹达八十一岁了。承蒙她们一再邀请我去北京小住，何奈我已风烛残年，不能独自远行，看来这辈子恐难再聚矣。（作者:金学仪 蒋炳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