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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书大师费新我
作者：汪长根 蒋忠友
费新我的一生跨越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风云变幻。他的艺术创作从西画到国画再到书法，从右手到左手再到“文革”的劫后复生，费新我总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自强不息的信念、不断新我的精神和非凡的艺术风采笑对生活，用手中的笔赤诚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并写下了一段绚丽和跌宕的艺术人生。
费先生的艺术人生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书法艺术理想的追求(心正、笔正，所以字正)、书法艺术实践的追求 (敬业、乐业，然后专业)、书法艺术人格的追求(品立、德立，终于书立)和书法艺术境界的追求(无我、故我，走向新我)。
心正·笔正·字正
“心正、笔正、字正”是费新我先生追求艺术理想，尤其是其书法艺术理想的真实写照。费先生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对其热爱与追求可谓是一往情深、义无返顾。而立之年的费先生易名“新我”，弃商学艺。对此，许多人都认为费先生我行我素。“我行我素”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其实，费先生是出自一种对艺术的崇高热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才能够、也才敢于走出这一步。
其时，他是家中的“顶梁柱”，“舍弃每月的200银洋的丰厚薪俸，去捕捉前途渺茫的生机”，这是一般人所不能想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可以想象当时他的老板、同事不能理解，他的家人，特别是家中老人们更是极力反对，外加上亲朋好友都来劝其不要乱来，可是他的这种艺术理想追求，在其心中积蓄已久的艺术理想追求可以让他忘却一切、牺牲一切，终于在1934年冬天离职，跨步走上了实现“新我”的理想之路。
如果说费先生“弃商从艺”出于对艺术理想的真心热爱，那么，1958年，费先生“换用左手”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则更进一步体现了他对艺术理想的极度“迷恋”。翻看他的“我的写字生活”，我们不难看到他的“心正、笔正、字正”的真实而纯正的心灵历程。其实，他开始用左手习字、习画，就是不甘心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对人生不是索取，而是更多的付出;对艺术追求从未停止，并希望尽善尽美;对别人给予的赞美之词，从不沾沾自喜，所以他心态总是十分平和。 ”没有功利之心，不为金银所累，古人早就说过“字，乃心画也，”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对费先生的评价就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在费先生的出生地湖州双林镇的“费廊”里，勒石的一首四言古诗中写有他的心声：“……卅二学画，五七左笔;一争艺缘，一夺艺血;俱难有望，我惟奋惕;苦思精研，难也可克……”。正如费先生所言，他32岁“弃商学艺”是争艺缘，而57岁“弃右从左”是夺艺血，前者是主观努力，后者是客观造化，其实都是为了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目标，却一次比一次艰难，一次比一次坚决，一次比一次让人敬佩。人心隐于书中，书中显现人心。傅山在其《霜红龛集》中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以上费先生的两次人生经历可谓神奇，而费先生的“字自古”便是其极其神奇而绚丽的人生经历中留给世人的最好最美的果实。
敬业·乐业·专业
大凡成就事业者，除了心向往之，还要身力行之。费先生在做到“心正、笔正”的同时，又做到了“敬业、乐业”，才成为深受人们喜爱和尊敬的书法家。“敬业、乐业、专业”可谓费新我先生追求艺术实践的具体体现。
费先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旧学底子不够深厚，在专门学校学习时间又短，再加上是半路上出的家，这些都是其从艺道路上的不利因素。惟有谦逊好学，刻苦勤奋，敬业乐业，才能有所补益。自“弃商学艺”以来，他数十年坚持不懈，每天严格作息，除了外出，或接待来访者，整日伏案，不是阅读就是挥毫。即使外出，也起早摸黑抓紧空闲时间学习或实践。费先生对一味投机取巧，而不求踏实的基本功非常反感，他把片面追求字形美而无深厚功力的字比喻成武术中的花架子，好看而不中用，可以唬弄外行，但内行人是不能接受的。据他的简历中讲，即使在其写字已有了名气时，依然习字不断、乐此不疲，许多名碑法帖都是数十遍地临，而且是边练习、边对照、边研究、边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费先生“换用左手”后，为创造书法新天地，曾经定下了严格的“十年临书计划”，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书法艺术上。“十年磨一剑”，他从唐入手，上溯到南北朝、魏、晋、汉、秦。初三四年临张迁碑、校官碑等;次四五年兼习十七帖、急就章等。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讲，他是下了先专临、后遍临的苦功夫。即先宗一帖，写上一阵，临上数十遍，得其形质，后来又遍临，掌握多种规律，这样读读临临，又临又读，以期形神俱备。十年辛苦不同寻常，费先生终于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表现出千姿百态、巧拙互用、跌宕有致、纵横捭阖的独特风格。启功先生曾两次题诗赞赏他的书法，一句“左腕如山不可摇”就是其不辞辛劳、敬业而乐业的明证。
许多人都知道费先生有两个外号——书法外交家和招牌先生，而笔者却以为他有四大美称——书法外交家、招牌先生、战士知音、后学的良师益友。以此四大美称也可以看出，费先生是一个十足的“敬业、乐业”之人。费先生的书法作品在我国的“外交”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他的作品常用作出国礼品。1978年秋，邓小平访日，他写了“相邻一带水，友谊万年春”，祝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980年10月，一华侨赠送给正在竞选的美国总统卡特一幅书法作品，就是费先生的左笔立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场浩劫之后，我们国家正百废待兴，苏州的工厂、单位的招牌很多都是请他写的，他不计报酬，乐于奉献，而一般有身价的书法家是不大肯做的。费先生又是一个拥军书法家，乐意当战士们的“知音”，他多次深入军营，与战士吃、住、学在一起，参与部队文化艺术活动。一时，从三军将领到军区、驻军的官兵都以得到“新我左笔”书法作为幸事，费先生也以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服务为荣，送出的书作难以计数。最为书坛称道的是，费先生还是后学们的“良师益友”，他对青年人、后学者总是热情关怀，诚恳施教，毫不保留，不惜花费自己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他曾自撰一联：“不恨古人不见我，只恨我不见后人”，表达了后人一定能超越自己的良好心愿。
品立·德立·书立
不论是与人相处，还是游于艺术，在费先生的价值体系中都是把道德抬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过：“书家要立德立品，否则，人家将你的作品悬于厅堂，见其字，想其人，该是何等滋味? ”可以说，“品立、德立、书立”是费新我先生追求艺术人格的客观反映。
在生活中，费先生虽说是当代名家，但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善解人意，从不以名家自居，有着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艺术上，费先生从来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甚至对于一些年轻人给予他的并不正确的批评，他也能一笑了之;对待自己，费先生表现出异常的严格，在创作上更是一丝不苟，他告诫家人：“一张字出去，总得有几人看，裱挂起来就有数十上百人看了，发表一幅有成千上万人看，非认真对待不可”;而看待金钱，费先生又表现得那样的淡漠，在新加坡举办《费新我书展》时，47件展品被预订了38件，可他依然按照国家文化部有关规定，除赠送主办单位及有关部门数件外，其余全部由海关检查带回。所有这些，都来源于他那高尚的情操和宽广的胸襟。
费先生的虚怀若谷也是出了名的，他常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991年费先生收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寄来的信，请他为该校新设的图书馆写一幅字。不久，他便把作品寄了出去，内容是“鹏起天池凤九万，龙游茂苑字三千”。学校接此书件，喜出望外，但对文中典出何故不详，来信再问。费先生回信道：“上月惠札询及拙书第二句之出处，我也是现成摘来，觉得符合尊馆情况，究竟学浅，难言其典，因托人请教了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教授……。”这个故事不仅反映费先生的精鉴之品，更能表达他的一片谦逊与至诚之心。“字如其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费先生为人谦让，他的书法也有聚有让，顾盼而生情。看费先生的字，分间布白，因体趁势，避让排叠，展促相背，非常讲究“让”。如何“让”?既要做到不失法度，又要做到妙趣横生，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标准。在费先生的草书作品《陕西民歌》中，“让”的艺术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浓墨与枯墨的相间，大字与小字的参差，通篇穿插揖让，割净量齐，得自然之体，夺天工之巧，最后一字的尾笔用纤动的长画一拉到底，真正写出了绕梁三日之余音袅袅的神韵。沈鹏先生看了他的作品曾评价“凝重奔放，纵横捭阖”，其实说的就是“让”的艺术，此评无论用于其字的气势、其作品的章法，还是其人的胸怀和品质，都是恰如其分的。也正如费先生自己所言：“少虑虚羸偏得寿，老希淡泊忽成名”，品立、德立，终于书立，费先生有口皆碑的艺德人品，就是其中最正确的唯一答案。
无我·故我·新我
创新是时代进步的永恒主题，是一切实践行为的内在要求，费先生深得此理，他的一生称得上是创新的一生。在费先生的《六我辞》中，有“岂可无我”、“又见故我”、“不断新我”等句。“岂可无我”表达了他致力于走艺术之路的决心和志向;“又见故我”表达了他对自己走过艺术道路怀有深厚的热爱和留念之情;而“不断新我”则表达了他在“又见故我”时却又敢于否定旧我、善于创造新我的坚强信念。因此，“无我、故我、新我”是费新我先生追求艺术境界，尤其是书法艺术境界的充分展示，可以把它作为费先生的艺术创作境界追求历程的最精练、最高度的概括。
“无我、故我、新我”的艺术境界的追求首先表现在于他敢于否定旧我、敢于求新求变。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费先生却说：“变则通，通亦变”。他以“新我”自名，可见他的性格确是时时否定旧我，时时求新求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是他毕生坚持的审美追求。费先生没有拜过什么名师，不属于哪家山门、哪个流派，这也许是他的弱点，但在他看来，更是他的优势所在。据他讲学手稿中所写：“我学习书法，可以说没有师承，也可以说吾师到处有之。”也正因为如此，他更敢于否定旧我、敢于求新求变，在几千年书法艺术的海洋中自由游弋，所到之处，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不囿于哪家哪派，也不囿于自己过去的作品，所以他的创作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了充分的自由，以至于“无拘无束”，以至于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力求创新，力求在结体、布白、行气等方面都有所差异、有所突破、有所新意。更值得注意的是，费先生的作品，不像一般人的作品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源于何人，地地道道是自己的东西，但我们仔细分析，借鉴吸取前人精华又是随处可见的。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费先生处理“无我、故我、新我”艺术境界的过人之处。
敢于否定旧我与善于创造新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我、故我、新我”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还表现在于费先生善于创造新我。金学智先生称他“是绝顶聪明的，善于开动脑筋”的，此话不假，他用这种善于创造的精神，大胆创作了一些别开生面的作品。在《费新我书法集》中，有一幅作品特别引入瞩目，这是一幅用朱墨写的行书作品，色彩艳丽华贵，不只是当代绝无仅有，且古代也极为少见。它的内容是费先生自撰的，其中说：“东坡又尝以朱色画竹，有议之曰：竹何有朱者;东坡曰：竹又何尝有墨者?鲁迅有诗曰：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米墨作春山。深于画理，因之余去夏试作朱墨书幅……”此言、此行、此作，就可以充分反映了费先生敢破练法、善闯新路的精神面貌。欧阳中石先生评论说，这说明了他心目中又有了新的目标、新的追求。直到费先生88岁，他还说自己“真想不服老，还想跟年轻人一起，想有点朝气，搞点新花样”，真可谓“岁月如流，不断新我”了。
“无我、故我、新我”，是一步走出一个脚印，更是一步踏上一个台阶。费先生在书法艺术之高峰上不断攀登，永不满足，日求新我，直至其生命终止。
费新我小传
费新我(1903-1992)，出生湖州，居苏州。而立之年弃职学西画，编绘美术技法范本数十种。解放后自习国画，江苏省国画院聘为专职画师，代表作有《刺绣图》、《草原图》等。1958年右腕患疾，以坚强毅力专攻左笔书法。行草书不受前人羁绊，参以画意，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感。 “新我左笔”形成独特风格。先后于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郑州、苏州等地举办个展，并赴日本、美国、新加坡办展、讲学。出版《怎样画铅笔画》、《怎样学书法》以及碑帖、作品集多种。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江苏分会副主席、苏州书法家协会顾问等。（摘自《姑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