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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书大师费新我
作者:汪长根 蒋忠友


  费新我的一生跨越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风云变幻。他的艺术创作从西画到国画再到书法,从右手到左手再到“文革”的劫后复生,费新我总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自强不息的信念、不断新我的精神和非凡的艺术风采笑对生活,用手中的笔赤诚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并写下了一段绚丽和跌宕的艺术人生。
    费先生的艺术人生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书法艺术理想的追求(心正、笔正,所以字正)、书法艺术实践的追求 (敬业、乐业,然后专业)、书法艺术人格的追求(品立、德立,终于书立)和书法艺术境界的追求(无我、故我,走向新我)。

  心正·笔正·字正

  “心正、笔正、字正”是费新我先生追求艺术理想,尤其是其书法艺术理想的真实写照。费先生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对其热爱与追求可谓是一往情深、义无返顾。而立之年的费先生易名“新我”,弃商学艺。对此,许多人都认为费先生我行我素。“我行我素”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其实,费先生是出自一种对艺术的崇高热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才能够、也才敢于走出这一步。

  其时,他是家中的“顶梁柱”,“舍弃每月的200银洋的丰厚薪俸,去捕捉前途渺茫的生机”,这是一般人所不能想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可以想象当时他的老板、同事不能理解,他的家人,特别是家中老人们更是极力反对,外加上亲朋好友都来劝其不要乱来,可是他的这种艺术理想追求,在其心中积蓄已久的艺术理想追求可以让他忘却一切、牺牲一切,终于在1934年冬天离职,跨步走上了实现“新我”的理想之路。

  如果说费先生“弃商从艺”出于对艺术理想的真心热爱,那么,1958年,费先生“换用左手”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则更进一步体现了他对艺术理想的极度“迷恋”。翻看他的“我的写字生活”,我们不难看到他的“心正、笔正、字正”的真实而纯正的心灵历程。其实,他开始用左手习字、习画,就是不甘心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对人生不是索取,而是更多的付出;对艺术追求从未停止,并希望尽善尽美;对别人给予的赞美之词,从不沾沾自喜,所以他心态总是十分平和。 ”没有功利之心,不为金银所累,古人早就说过“字,乃心画也,”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对费先生的评价就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在费先生的出生地湖州双林镇的“费廊”里,勒石的一首四言古诗中写有他的心声:“……卅二学画,五七左笔;一争艺缘,一夺艺血;俱难有望,我惟奋惕;苦思精研,难也可克……”。正如费先生所言,他32岁“弃商学艺”是争艺缘,而57岁“弃右从左”是夺艺血,前者是主观努力,后者是客观造化,其实都是为了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目标,却一次比一次艰难,一次比一次坚决,一次比一次让人敬佩。人心隐于书中,书中显现人心。傅山在其《霜红龛集》中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以上费先生的两次人生经历可谓神奇,而费先生的“字自古”便是其极其神奇而绚丽的人生经历中留给世人的最好最美的果实。

  敬业·乐业·专业

  大凡成就事业者,除了心向往之,还要身力行之。费先生在做到“心正、笔正”的同时,又做到了“敬业、乐业”,才成为深受人们喜爱和尊敬的书法家。“敬业、乐业、专业”可谓费新我先生追求艺术实践的具体体现。

  费先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旧学底子不够深厚,在专门学校学习时间又短,再加上是半路上出的家,这些都是其从艺道路上的不利因素。惟有谦逊好学,刻苦勤奋,敬业乐业,才能有所补益。自“弃商学艺”以来,他数十年坚持不懈,每天严格作息,除了外出,或接待来访者,整日伏案,不是阅读就是挥毫。即使外出,也起早摸黑抓紧空闲时间学习或实践。费先生对一味投机取巧,而不求踏实的基本功非常反感,他把片面追求字形美而无深厚功力的字比喻成武术中的花架子,好看而不中用,可以唬弄外行,但内行人是不能接受的。据他的简历中讲,即使在其写字已有了名气时,依然习字不断、乐此不疲,许多名碑法帖都是数十遍地临,而且是边练习、边对照、边研究、边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费先生“换用左手”后,为创造书法新天地,曾经定下了严格的“十年临书计划”,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书法艺术上。“十年磨一剑”,他从唐入手,上溯到南北朝、魏、晋、汉、秦。初三四年临张迁碑、校官碑等;次四五年兼习十七帖、急就章等。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讲,他是下了先专临、后遍临的苦功夫。即先宗一帖,写上一阵,临上数十遍,得其形质,后来又遍临,掌握多种规律,这样读读临临,又临又读,以期形神俱备。十年辛苦不同寻常,费先生终于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表现出千姿百态、巧拙互用、跌宕有致、纵横捭阖的独特风格。启功先生曾两次题诗赞赏他的书法,一句“左腕如山不可摇”就是其不辞辛劳、敬业而乐业的明证。

  许多人都知道费先生有两个外号——书法外交家和招牌先生,而笔者却以为他有四大美称——书法外交家、招牌先生、战士知音、后学的良师益友。以此四大美称也可以看出,费先生是一个十足的“敬业、乐业”之人。费先生的书法作品在我国的“外交”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他的作品常用作出国礼品。1978年秋,邓小平访日,他写了“相邻一带水,友谊万年春”,祝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980年10月,一华侨赠送给正在竞选的美国总统卡特一幅书法作品,就是费先生的左笔立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场浩劫之后,我们国家正百废待兴,苏州的工厂、单位的招牌很多都是请他写的,他不计报酬,乐于奉献,而一般有身价的书法家是不大肯做的。费先生又是一个拥军书法家,乐意当战士们的“知音”,他多次深入军营,与战士吃、住、学在一起,参与部队文化艺术活动。一时,从三军将领到军区、驻军的官兵都以得到“新我左笔”书法作为幸事,费先生也以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服务为荣,送出的书作难以计数。最为书坛称道的是,费先生还是后学们的“良师益友”,他对青年人、后学者总是热情关怀,诚恳施教,毫不保留,不惜花费自己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他曾自撰一联:“不恨古人不见我,只恨我不见后人”,表达了后人一定能超越自己的良好心愿。

  品立·德立·书立

  不论是与人相处,还是游于艺术,在费先生的价值体系中都是把道德抬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过:“书家要立德立品,否则,人家将你的作品悬于厅堂,见其字,想其人,该是何等滋味? ”可以说,“品立、德立、书立”是费新我先生追求艺术人格的客观反映。

  在生活中,费先生虽说是当代名家,但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善解人意,从不以名家自居,有着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艺术上,费先生从来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甚至对于一些年轻人给予他的并不正确的批评,他也能一笑了之;对待自己,费先生表现出异常的严格,在创作上更是一丝不苟,他告诫家人:“一张字出去,总得有几人看,裱挂起来就有数十上百人看了,发表一幅有成千上万人看,非认真对待不可”;而看待金钱,费先生又表现得那样的淡漠,在新加坡举办《费新我书展》时,47件展品被预订了38件,可他依然按照国家文化部有关规定,除赠送主办单位及有关部门数件外,其余全部由海关检查带回。所有这些,都来源于他那高尚的情操和宽广的胸襟。

  费先生的虚怀若谷也是出了名的,他常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991年费先生收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寄来的信,请他为该校新设的图书馆写一幅字。不久,他便把作品寄了出去,内容是“鹏起天池凤九万,龙游茂苑字三千”。学校接此书件,喜出望外,但对文中典出何故不详,来信再问。费先生回信道:“上月惠札询及拙书第二句之出处,我也是现成摘来,觉得符合尊馆情况,究竟学浅,难言其典,因托人请教了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教授……。”这个故事不仅反映费先生的精鉴之品,更能表达他的一片谦逊与至诚之心。“字如其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费先生为人谦让,他的书法也有聚有让,顾盼而生情。看费先生的字,分间布白,因体趁势,避让排叠,展促相背,非常讲究“让”。如何“让”?既要做到不失法度,又要做到妙趣横生,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标准。在费先生的草书作品《陕西民歌》中,“让”的艺术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浓墨与枯墨的相间,大字与小字的参差,通篇穿插揖让,割净量齐,得自然之体,夺天工之巧,最后一字的尾笔用纤动的长画一拉到底,真正写出了绕梁三日之余音袅袅的神韵。沈鹏先生看了他的作品曾评价“凝重奔放,纵横捭阖”,其实说的就是“让”的艺术,此评无论用于其字的气势、其作品的章法,还是其人的胸怀和品质,都是恰如其分的。也正如费先生自己所言:“少虑虚羸偏得寿,老希淡泊忽成名”,品立、德立,终于书立,费先生有口皆碑的艺德人品,就是其中最正确的唯一答案。

  无我·故我·新我

  创新是时代进步的永恒主题,是一切实践行为的内在要求,费先生深得此理,他的一生称得上是创新的一生。在费先生的《六我辞》中,有“岂可无我”、“又见故我”、“不断新我”等句。“岂可无我”表达了他致力于走艺术之路的决心和志向;“又见故我”表达了他对自己走过艺术道路怀有深厚的热爱和留念之情;而“不断新我”则表达了他在“又见故我”时却又敢于否定旧我、善于创造新我的坚强信念。因此,“无我、故我、新我”是费新我先生追求艺术境界,尤其是书法艺术境界的充分展示,可以把它作为费先生的艺术创作境界追求历程的最精练、最高度的概括。

  “无我、故我、新我”的艺术境界的追求首先表现在于他敢于否定旧我、敢于求新求变。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费先生却说:“变则通,通亦变”。他以“新我”自名,可见他的性格确是时时否定旧我,时时求新求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是他毕生坚持的审美追求。费先生没有拜过什么名师,不属于哪家山门、哪个流派,这也许是他的弱点,但在他看来,更是他的优势所在。据他讲学手稿中所写:“我学习书法,可以说没有师承,也可以说吾师到处有之。”也正因为如此,他更敢于否定旧我、敢于求新求变,在几千年书法艺术的海洋中自由游弋,所到之处,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不囿于哪家哪派,也不囿于自己过去的作品,所以他的创作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了充分的自由,以至于“无拘无束”,以至于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力求创新,力求在结体、布白、行气等方面都有所差异、有所突破、有所新意。更值得注意的是,费先生的作品,不像一般人的作品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源于何人,地地道道是自己的东西,但我们仔细分析,借鉴吸取前人精华又是随处可见的。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费先生处理“无我、故我、新我”艺术境界的过人之处。

  敢于否定旧我与善于创造新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我、故我、新我”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还表现在于费先生善于创造新我。金学智先生称他“是绝顶聪明的,善于开动脑筋”的,此话不假,他用这种善于创造的精神,大胆创作了一些别开生面的作品。在《费新我书法集》中,有一幅作品特别引入瞩目,这是一幅用朱墨写的行书作品,色彩艳丽华贵,不只是当代绝无仅有,且古代也极为少见。它的内容是费先生自撰的,其中说:“东坡又尝以朱色画竹,有议之曰:竹何有朱者;东坡曰:竹又何尝有墨者?鲁迅有诗曰: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米墨作春山。深于画理,因之余去夏试作朱墨书幅……”此言、此行、此作,就可以充分反映了费先生敢破练法、善闯新路的精神面貌。欧阳中石先生评论说,这说明了他心目中又有了新的目标、新的追求。直到费先生88岁,他还说自己“真想不服老,还想跟年轻人一起,想有点朝气,搞点新花样”,真可谓“岁月如流,不断新我”了。

  “无我、故我、新我”,是一步走出一个脚印,更是一步踏上一个台阶。费先生在书法艺术之高峰上不断攀登,永不满足,日求新我,直至其生命终止。

费新我小传

  费新我(1903-1992),出生湖州,居苏州。而立之年弃职学西画,编绘美术技法范本数十种。解放后自习国画,江苏省国画院聘为专职画师,代表作有《刺绣图》、《草原图》等。1958年右腕患疾,以坚强毅力专攻左笔书法。行草书不受前人羁绊,参以画意,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感。 “新我左笔”形成独特风格。先后于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郑州、苏州等地举办个展,并赴日本、美国、新加坡办展、讲学。出版《怎样画铅笔画》、《怎样学书法》以及碑帖、作品集多种。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江苏分会副主席、苏州书法家协会顾问等。(摘自《姑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