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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1903-1977）
高二适《集西狭颂七言联》 1976年
释文：甘露嘉禾年有蓄，敦诗膺禄瑞常先。
款署：七六年八月，余以避地震□□，挚友如山兄家藏《西狭颂碑》，遂为集联奉赠。俾悬之草石山房，作□禩纪念云耳。秦淮书慢高二适并跋。
附录：《》纵横排奡，适吾所适》——高二适隶书《集西狭颂联》赏析
作者：常汉平
高二适（1903—1977）原名锡璜，后更名二适，自号舒凫，分别取“适吾所适”、“舒展自如”之义。江苏东台人。先生为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尤以“兰亭论辨”的主要参与者而驰名海内外。其书工草、章、隶、行、楷诸体，与林散之、胡小石、萧娴并称“金陵书坛四老”。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
隶书《集西狭颂联》作于一九七六年八月，时高老七十三岁，因避地震暂寓南京东郊紫金山麓一友人家中。高老在该联跋文中述及此事时并云：“挚友如山兄家藏《西狭颂碑》，遂为集联奉赠。”半年之后高老病逝，此联遂成其晚年代表作之一，后被收入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高二适书法选集》。
虽然最能代表高老书法创作成就的是他那融入章草情韵而逸气纵横的草、行书，但与林、胡、萧三位老人相同的一点是，高老的各体书法创作也得益于他精研汉碑的深湛功底。据尹树人《高二适先生生平简历表》（载《东南文化》一九九七年增刊《高二适研究专辑》），高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对包括《熹平石经》、《石门颂》在内的许多汉碑下过精深的研习功夫；在书写此联的当年，他还集中临写了《石门颂》、《西狭颂》、《杨淮表记》等碑。已是著名书家的晚年高二适，可说在隶书方面已臻于极高的艺术境界。
《西狭颂》为汉碑名品，与《石门颂》、《郙阁颂》同为汉隶摩崖石刻（后人将此三石合称汉碑“三颂”）。清杨守敬评《西狭颂》，以“方整雄伟”四字赞之。在琳琅满目、风神各异的众多汉碑中，此碑的显著特色是：用笔俊爽，结字方整，体势宽博疏朗，气象宏大，风格瑰丽。《西狭颂》的上述特点往往也是后人学习此碑的难点，如把握失当或不知应变，容易临得点画方板、字势轻飘、结构松散，或四平八稳、了无生趣。而高老临写此碑（临作见《高二适书法选集》四十八页），并不刻意追求原碑的方正，而是处理成用笔居方圆之间，结构四围略施以参差变化，并注意将点画写得挺拔遒劲、起伏有致，增强了笔势之起承转合的脉络，使结构内部组织严谨，外部见出参差错落之美。高老这种能动地把握《西狭颂》的匠心，在其《集西狭颂联》中得到了更为充分、强烈的体现。
从书法角度看，此作给我们的突出印象是通篇章法的巧妙布置。上下两联，每联中的七个字，其上下字的中轴线并不是完全对齐，而是左右适当错开，这在“甘露嘉禾”、“敦诗膺禄”八个字的处理中表现最为显明。其余各字亦然，只是处理得较为含蓄（上显下隐，本身也是一种奇妙的对应）。如此，则每联纵向看去，一行之内便自有曲直，即直中带曲，曲中含直。四行草行相间的题跋，布局亦尔，且与联语的书写，在视觉上构成寓谐于庄、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就其与联语之间的关系看，这四行简洁明快的题跋，不仅在文字内容上，而且在书法形式上，既是必要的，又是恰到好处的。设若没有这四行小字或者只有最后一行落款，不仅两行联语的上半部分看去分別斜向左侧，使每联在视觉上都有点歪斜；而且每联上下字之间还会显得行气不够连贯，字间距离也过于悬殊而且有欠均衡，甚至上下联横向看去左右字也对得不够整齐。总之，没这四行小字，联语本身的整体布局，其别具匠心的处理不仅体现不出来，反而会令人感到大失美观。反之，因了这几行活泼的题跋，整幅作品浑然一体、变幻莫测的效果便被烘托出来。另外，高老此作在钤印上亦大有讲究。比如，他不仅盖了上小下大、一阴一阳两方印，而且上下两印的距离适当拉开，使居下而稍大的一方略微“咬住”右侧“先”字的上部，从而不仅使整幅作品在总体上取得平衡，且使左下的“先”字不致于下坠。联想到当今书坛，同是书写对联，许多人不顾内容或布局需要与否，只是盲目地将对联的四边填满小字，又炫奇似地在作品空白处满盖印章，毫无对比、变化、照应可言，结果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此作用笔活泼爽利，点画沉著劲健。那颇具“画沙”、“折钗”之妙的一点一画，那富有节律的笔势的运转与传承，无不显示出一种斩钉截铁、势如破竹般的雄强豪迈之气，使人仿佛目睹书家运笔如刀、稳健自在、举重若轻的挥洒情景。观其画，力能扛鼎；审其势，恣肆汪洋。诚可谓撼人心魄，发人意气。此作的用墨，干湿并用，浓淡互济。不论是宏观全局，还是细察单字；也不论是先浓后淡，还是湿以继干，无不接墨自然，恰到好处。整体看去，不仅富于变化，而且饶有节奏。作品中笔画较少的“甘”字、“禾”字，以及字中笔画相对疏布的部位（见“蓄”、“禄”、“瑞”、“常”诸字），多施以浓墨、湿墨；反之则注意控制墨量，或出以“枯笔”。但无论干湿浓淡，都能做到无伤点画的雅洁爽健。其干墨、“枯笔”，绝不是干巴巴毫无“血色”；其湿墨、浓墨全都内含骨力。另外，作品中许多字的“点”，多出以湿墨甚至涨墨，写得圆浑、饱满、润泽，似带露之鲜果，煞是可人（见“甘”、“诗”、“常”等字）。
此作虽系集字成联，却无一字在写法上照搬原碑，故毫无“搬运工”的辛苦、拘谨之色。从用笔的易方为圆，结构的变宽绰为略趋紧结、化方整为参差错落、破均匀为疏密有致，到波磔的由敛而纵等，无不体现出书家有所本而无所粘滞、师古而不泥古、“适吾所适”的非凡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不仅来自书家的临池功深，而且主要来自他独特的个性气质、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渊博通达的学识；而后者才是书家通权达变、升华其创作境界的根本保证。
欣赏高老此作，不仅对我们临帖，而且对我们的书法创作（包括集字训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