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兰亭论辨”
■郑 重 站在乌衣巷口，看着那在斜阳中的朱雀桥，再也闻不到野草闲花的幽香了。一切都为水泥制品所代替，历史的烟尘也随着消失，但历史本身毕竟是无法割断的。当年在乌衣巷生活的人建构的一个个故事，仍然在一代一代地牵动世人心绪，似乎是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今年八月十七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称，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东郊挖掘六朝古墓群，出土了两方砖质墓志，是东晋侍中、广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这条电讯的作者写道：“据专家介绍，六十年代中期，郭沫若先生根据其对南京出土的几方东晋早期墓志基本上是隶书体的考证，推论流传至今的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是他人的依托之作，并与以高二适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展开了《兰亭序》行书帖的真伪之辩。如今，与王羲之同时代的高崧楷书墓志的出土，为史学界和书法界对《兰亭序》真伪的学术争鸣，提供了重要佐证。” 我虽然不相信一块墓志就能证明一个时代，但它关系到六十年代的那次学术争鸣，还是使我饶有兴趣地站在乌衣巷口，领受一下它带着从泥土中透露出来的历史气息。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后在《光明日报》连载，又在《文物》上发表。这里的“王谢”都是乌衣巷的子弟，即王兴之和谢鲲。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和王羲之为堂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都是朋友，谢鲲年岁较长，是风流宰相谢安的伯父。他们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相一致。因此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郭沫若提出了“到底是真是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批判了《兰亭序》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不是王羲之的思想，因而断言“《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由谁依托呢？郭沫若的结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是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兴寺和尚。 在中国古代书学史上，《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相传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修禊事也”，诸诗友“临流赋诗”，得诗三十七首，王羲之书写了序。《兰亭序》作为王氏传家宝至智永，他在圆寂之前，将《兰亭序》传给了徒弟辨才。唐时为太宗所得。这里还流传着《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和画。唐太宗死时，高宗李治将《兰亭序》置于太宗枕边，作为陪葬品入昭陵。唐以后流传的《兰亭序》墨迹，多为唐人摹本。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李文田和包世臣早就提出来了。但缺乏资料，无从争议。郭沫若的“依托说”的提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氏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对郭沫若进行指名道姓的辩驳。高二适引以为证的，有文献资料，也有法帖资料。法帖中引了吴炳藏《定武兰亭》、《澄清堂帖》和《淳化初刻》，从郭沫若到包世臣、李文田，一一驳议，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翻郭沫若的“依托说”。高二适在《驳议》中说这样的争论“事本无可非难，然竟有随意否定一部史籍，而专肆力于突梯苟冒之言以矜乎当世者，甚可怪也。”这话道出了高二适写《驳议》捍卫传统文化的动机。 高二适将文章寄给报刊，本想引起争论，结果以退稿处之。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也许关系到郭沫若和康生，因为郭文中引用了康生的话，高文中又对康生一驳，章士钊感到不大好办，于是写信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 章士钊致毛泽东信：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此籍叩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即复信章士钊，信中有云：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过问下，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对作者的手稿影印局部发表，这是常有的事，但全文影印发表，又是数千言的长文，那是极为少见的。这可能和毛泽东欢喜高二适的书法有关。 高二适的文章发表，即激起讨论的高潮，以《文物》杂志发表的顺序来看，第九期发表郭沫若：《〈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第十期发表龙潜：《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第十一期发表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于硕：《东吴已有“暮”字》，第十二期发表李长路：《〈兰亭叙帖〉辩妄举例》、史树青：《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 这诸篇支持郭沫若的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对徐森玉写这篇文章的情况，我略有所闻。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馆采访，与副馆长汪庆正闲谈养生之道，忽忆起他年轻时就是一头白发，我问他：是何事使你白了少年头？他说：替徐森老（对森玉的尊称）写代笔文章。汪庆正告知我，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庆正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庆正为徐森玉代笔写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庆正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 其他作者中的龙潜即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写的那位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于硕是郭老夫人于立群的笔名，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这些支持郭沫若的文章，高二适不以为然，他认为都是慑于郭氏“依托”之说，“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但对徐森玉的文章，高二适是重视的。我这次南京之行，在高先生的女儿高可可家从他写给苏渊雷信的手迹复印件中看到：“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新语）注为佐证，惜爨下翁（章士钊）未能及时送出；而中枢‘文革’之运动起，今更恐难于提出矣。” 在高二适的人生道路上，章士钊多有扶掖，高对章常以“恩公”待之。但比高二适年长二十三岁的章士钊，却宽和厚爱，与高的情谊在师友之间。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于七十年代行世之后，曾寄一部给高二适。高仔细阅读后，发现失漏之处不少，出于对学问的认真，他一一寻绎，汇成《纠章二百则》。章士钊对自己文集中的讹误亦非不自知，在他给高二适的信中也谈到：“吾《柳文指要》殆词费而不中肯綮，有多少处非返工不可。因之，出版更无期矣，奈何奈何！”章似乎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急于出书，未能一一纠正。在我读到的高二适致苏渊雷的信中，有几处亦谈到“纠章”的问题。在章逝世之后，高给苏的信中写道：“……《柳文指要》卷三十一刊敝作两篇，见到未？该《指要》自问世以来，行老（章士钊）来札要弟指疵，已提出百余条，均颠扑不破语，惜老人不克亲见再版耳。行老本意欲求棺钉，兹仍以骨灰返燕，则与生前见告语不合。至于身后遗稿，舍适外当无人能为整理。”高氏本来要担起整理章氏遗文的重任。但最近闻章氏文集在筹划出版，高氏也长眠九泉之下多年。看来，人生总是要留下遗憾的。 一九七四年，我回家省亲路过南京时，曾请朋友介绍去拜望过高二适先生。《文物》上发表《驳议》手稿，我觉得二适先生字写得好，再者不知高二适为何许人物，出于好奇才去拜会的。这时兰亭辩论的文章已结集出版，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话：“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高二适拍拍那本《兰亭论辨》的本子，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告别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的高可可磨墨理纸，二适先生为我写了一张条幅，内容是他自己的诗。他写的是章草，难读；他的诗用典冷僻，亦难读。这正是他的哲学“多学无偶，不求人知”。高二适著述颇多，除《新定急章考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外，其他均未能出版，新近《东南文化》杂志出版《高二适研究》专号，略作介绍，才使人有所了解。 在现在已是著名医生的高可可家中，我还看了二适先生翻阅过的帖，他多有批语。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他的批语为：“此等帖殊未见佳，真迹再三摹勒，遂致俗态，可戒也。”对怀素的《苦笋帖》，他的批语：“此《苦笋帖》尤怪，何名之有哉。”对杨维桢的帖，他批语为：“不成书式。”但他也不一味如此，也有为他敬佩之人，对陆居仁《题鲜于枢行书诗卷跋》，他的批语云：“此章法乃别具风裁也，颇有清虚之气，唯骨力差耳。”对《宋克草书唐人诗卷》，他的赞语颇多，其中有一段写道：“佳迹人间鲜矣，吾于南宫（宋克）每具只眼，如怀中之宝，每仿不忘，跋扈纵横，吾谁与归。” 我还观赏了他读过的清同治年间刻本《杜诗镜铨》，他在抗战期间寓居重庆时读过，在上海愚园路寓所读过，在南京三条巷又读多遍，从他的批语来看，可谓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书眉间有一条批语可谓对各种学问融会贯通了，此批语云：“吾尝谓中国书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而杜诗造法与史记、王书同居一副机杼，转动回旋，强弱高下，无施而不可。”这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适吾所适”，即“二适”也。 到南京市博物馆看出土的六朝碑石，我的思绪又回到兰亭论辨上来了。这里不只是有郭老引用的几通墓碑，也不只有新出土高崧墓碑，而是有三十通左右墓碑。该馆馆长王兴平告诉我，这些墓碑出土地点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从书体上来看，不只是有隶，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据王兴平分析，各个家族对书体的风格各有偏爱。 这三十通碑文，虽各体兼备，唯一缺的是草书。郭沫若在文章中说：“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此语多带有讥讽意味，高二适在文中回答说：“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意思是无法实现郭的设想。毛泽东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得更干脆：“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此语无形中是在支持高二适的论点。兰亭论辨至今有三十余年，重见天日的墓碑也有三十余通，已经证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不是单一的，是多种书体并存，还没有发现入碑的草书。还是高二适说的对：“唯隶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 三十三年前的兰亭论辨，是一次无结论的学术讨论。王兴平告知，南京市博物馆准备明年举行一次世界性的《兰亭序》的讨论。我想到时仍然是一次没有结论的讨论。进而再想，既然是学术的讨论，为什么一定要有一结论呢？结论之后还会再发展吗？ （原载98年11月26日《文汇报》） 高二适与章士钊在兰亭论辨中 ■高泽迥 刘惠文 1998年11月16日南京江浦举行高二适先生纪念馆奠基活动，并拟将馆址“求雨山庄”建成当今《兰亭》，以再显当日山阴“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之风貌，为学者申志为文的书坛。回眸高二适与章士钊在兰亭论辨中独持异议，对这场“帖学革命”侃侃抗争，纵横于文坛、书坛的历史，令人萦怀。 论辨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当时郭沫若先生于1965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在学术界、书法界掀起波澜。郭老根据南京地区1964—1965年间出土的晋人王谢墓石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经多方论证断言《兰亭序》帖是王羲之七代孙智永僧人依托的，进而推断“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这就意味着凡属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阁》等丛帖上所刻右军书迹皆为伪，钟卫各同体字，包括汉的章草在内，也不复存在。由此对汉到魏晋近五百年的书史提出疑异。六朝以下书史、书评也受到冲击。二适先生见郭文后感到“惊心动魄”，认为“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正如章士钊先生由此而忧虑：“夫如是，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 高二适与章士钊参与兰亭论辨之初，二适先生率先提出异论，于1965年7月7日完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寄呈章士钊先生。章老细核后荐呈毛主席云：“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毛主席经一夜审阅，翌日，即致函郭老云：“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同日又函答章士钊先生“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先生一文公诸于世。”毛主席致郭老函发出后第五天，二适先生的驳议文即载于《光明日报》。随后于同月其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文物》1965年第七期。这场《兰亭序》帖的真伪论辨就此发轫了。 兰亭论辨的核心，郭老认为《兰亭序》不但字迹不是东晋时期的隶书书体，连文章也是后人依托的，以证兰亭不但字迹不是羲之的真作，连其文也是假的，则《兰亭序》帖为伪无疑。对此二适先生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兰亭序》为真非伪。 王羲之的笔迹到底是何样，二适先生引证大量的史料并从书史演变的角度证明在字体变革盛行的两晋时代，多种书体并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且晋世以来书家甚多，并以行书著名，“王羲之、王献之造其极焉。”羲之“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或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则以变而作圣矣”。由于羲之勇于改革探求，博精群法，才创造出传世“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十七帖》和《兰亭序》等代表作品。否则王羲之作《兰亭》仍以“二爨”或王谢墓石拙匠书体为之，如何“得符于梁武‘龙跳虎卧’之势”。兰亭笔迹与王谢墓石书体迥殊，正表现了魏晋时多种书体并存的历史事实。至于郭老反复提及的王羲之笔迹应是不离隶书笔意，二适先生则认为在两晋已变隶入正行字体变革时代，不可要求羲之作兰亭重新字字做隶书，但在当时字体演变期间，兰亭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的笔意，说明《兰亭序》正是羲之真作的模本，非无本之木。郭老以南京地区出土的二块东晋墓石断定两晋时期只存在隶书一种字体，二适无生认为这是不知当时立碑的习惯所致，他在“驳议”文中引证大量的史料说明“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作草者。北朝魏齐，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相同而地上立表，地下所挖掘者，累世迄今无一魏晋行狎书。”只有自唐太宗《晋祠铭》始才开行草立石之渐，若仅以出土的东晋隶书书体的二墓石，而否定《兰亭》以至王羲之二百余件世传真行草的存在是不客观的。正如华师大苏渊雷教授所说的“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郭老论法的病痛在此。” 章士钊先生在《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中，对二适先生善察笔势极为赞许，称“近高二适专攻章草，善察笔势，如丑作扁隶，世字隶草，并切证此种字法不谬”。对两晋书风研究也同意二适先生的见解，认为魏晋时字体改革变化甚大“以一种书迹囊括一代”是不可能的，王法与爨法并行“二者如车论，如鸟双翼，回翔于历史运行之中，两无抵拦”。二体各有其用，爨体利于碑版，王法利于书简、笔札。章士钊先生也从书史发展角度提出，兰亭一派字体由魏晋而后可谓“从风而靡”。怀仁所集右军各种字迹百种，钟卫同体字，更无以论数，决非“拘执新出土二墓石为职志，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所能否定的。 对于郭老循清人李文田、包世臣提出的《兰亭序》文是后人依托的说法，二适先生认为郭老以《临河序》比《兰亭序》多四十个字，注家无增文之理而断定《临河序》是羲之原作。又以《兰亭序》比《临河序》夫人之相与下多一大段文字，是后人依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二适先生为此列举《世说注》增减原文的其他实例，指出增减原文注家常事，说《临河序》是羲之原作论据不足。至于郭老说依托文有怀伤之词，是随唐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加的，似借此为依托说找到新的证据，实不知这正是符合《晋书王羲之本传》中称“作序以申其志”原意。 章士钊先生在《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中，提出“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表明《兰亭序》系右军所书。章士钊先生还引用与会者谢安诗末一联句“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认为当时与会者谢安明明见到《兰亭序》这一大段文中“齐彭殇为妄作”的字句，相与上下而成之。证明是王羲之原作无疑。 郭老以帖中“癸丑”二字共用一格，是依托者忘记当时干支，而留下空白待填时露出马脚提出的新依托说，二适先生认为在干支盛行时代，干支配合缀成岁纪，此依托者连此普通常识都不知，何谈兴集为文呢？实际上从书法角度看“癸丑”二字共用一格的布势正合羲之笔陈图“……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字”及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的笔势。此正是羲之书作留下的痕迹。二适先生指出文中还有类似情况，如“一世”二字也只占一格，这都是羲之为书精妙之处，何能成为依托说的补充论据呢？ 回思高、章二老在这场论辨中相籍互勉，立论精严，不随言附语不畏势利，严肃对待中华文化遗产的精神，受到人们的尊崇，然后由于历史条件及随后文革极左思潮影响，已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二适先生在给友人函中提及“盖二刘世说海内外料无人可与鄙对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注为佐证，惜爨下翁（指章士钊）未能及时送出，而中枢之‘文革’起，今更恐难于提出矣。” 几年后，郭老于1972年《文物》第二期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残卷字迹“笔捺极重，隶书气味很浓”，似又找到新的证据，称1965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指名道姓批驳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非伪的观点。此时章士钊已九十二岁高龄，请二适先生代写反驳文，二适先生1973年元旦有《寄孤桐（章士钊）老，告予代作兰亭论文》诗句：“论文楚语兔千毫，新解推离始命骚。禊事倾来美王谢，惭怀久与味醇醪。燕台朔雪迷寒雁，梁日东风起伯劳。剩喜白头相藉在，老人能让太牢高。”不幸该年章士钊辞世于香港。二适先生有“孤生痛”诗句：“我今呜咽千行泪，七字迷漫也未灵。”表现孤子哭痛失师友，而伤心孤独。随后，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辨》一书，将高二适、章士钊二文划入唯心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下册，而将郭老等十余篇主“帖学革命”文划归唯物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上册，想为此场论辨划上“句号”，剥夺高、章二先生的发言权，正如二适先生在给其友人函中已意识到自己可能为“当世矢的，被人唾骂”。几年后，二适先生也相继离世，兰亭论辨至此留下很多遗憾，给人们以长久的怀思。 这场兰亭论辨已过去三十又五载了，人们回顾这场不公正的学术论辨，教训深刻，受益匪浅，激励后学对书史、书艺深入探索和研究。近年来，令人高兴地看到研究《兰亭序》的感文时见报刊，逐渐形成研讨的气氛，古碑帖的整理和出版空前高涨。设想在南京江浦地区，即将建成“当代兰亭”书苑内，将群贤毕至，“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兴致为文，临亭赋诗，发人意气，把中华书艺推向昌盛，则不废《兰亭》万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