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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公愚传·评（1893-1969）
文/马亦钊
马公愚先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现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因为平日主要从事书法创作，所以不少人对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不了解或了解不多。这同推崇他的书法艺术成就一般只注重他的隶书楷行，很少把目光倾注到他的篆书艺术成就的情况近似。
近几年来，为了纠正“十年书法热潮”中书法篆刻普遍存在浅薄粗浮和狂怪躁动的流弊，人们开始较多地注意对老一辈书法家艺术成就的研究，以作借鉴。在这一背景下，马公愚的书法篆刻艺术引起较多同行的关注，不仅在大陆，港台、新加坡一些出版物也作了介绍讨论，还极力搜集他的作品举行展览观摩。笔者是马公愚的侄孙，青少年时曾亲受其炙，耳提面命，又收藏了他自青年至晚年各个时期的部分作品，对他的艺术思想和书法风格的演变有较多的了解。本文即试就以往人们较少注意到的马公愚篆书和篆刻成就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八九三年农历十一月廿九日(光绪十九年)，马公愚出生于永嘉县百里坊(今温州市鹿城区)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关于马公愚的生年，目前不少资料都把他定为一八九○年。导致错误的原因，是他们大多按马公愚自四十年代开始在作品上自署年龄进行推算。其实，马公愚从四十八岁时就因星命术数家之言自称五十一岁。这与齐白石自署“九十七老人”，实则活了九十四岁的情况相似。
马家为永嘉望族，世代以诗书画琴和医药相传，其远祖马蔚霞为道光戊子解元。与兄马香霞、孙马元熙，均善书画（见《清画拾遗》），有真迹存世。元熙与子寿洛（祝眉）又兼善中医、古琴。元熙曾刻有“琴画传家二百年”和“须知我是爱琴者，一生无日不弹琴”等印章。寿洛长子孟容（一八九二—一九三二），以擅花鸟名著海内；次子即公愚。
马公愚自小个性开朗活泼，一生精力充沛，热心社会活动，乐于接受新思想。一九○九年，他考入浙江高等师范学堂。当时马叙伦、张宗祥等一批成就卓著又有新思想的文化人在该校执教，他们无疑为年青的马公愚开拓了新的眼界。
一九一二年，马公愚从浙江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回到温州，创办启明中学。次年改任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英语教员，一直到北洋军阀政权被推翻的一九二七年。以后他到了上海，先后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黄宾虹任校长的中国艺专任书法教授，后又任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前身）文书主任兼国文教授，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第五课课长。一九四二年开始以鬻书画为生，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一九五六年加入上海中国画院，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农历正月初五）在上海寓所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温州是个注重历史传统文化的城市，马公愚又生活在传统十分深厚的文化人家庭，一生步履从容，既没有什么变故，又没有大起大落的遭遇，心地开朗，思想活跃。他在书法上重于汲古，广收博取，不滞不泥，融古化今，形成以高雅整饬、雍容大度为主调的书风。
一九○五年，马公愚进温州府学堂读书，楷行临池已初具功力。该校是在经学大师孙诒让倡导下创建的，孙氏常亲临训勉学子。一次，他在该校见到马公愚的书法篆刻习作，赞赏之余，勉励他上溯三代，注意从书法艺术的根源古籀上多下功夫，立志做金石家，降而次之可不失为有成就的书家和印人。那时马公愚仅十二三岁，凭着孙氏的成就及声望，寥寥数语，竟使少年马公愚茅塞顿开，一生受益非浅（生前多次和笔者谈起）。从此，他开始把目光转向篆籀艺术，随着学识积累，篆籀书法艺术日臻精纯，并在他整个艺术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深入研究自秦至清代篆书发展沿革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他直接向石鼓、秦代刻石与周代钟鼎长铭重器如《大盂鼎》《毛公鼎》《史颂簋》中汲取雄厚静穆之气，继而把兴趣转到在他看来保存了“秦朝小篆真面目”的权量诏版上。这样，他既掌握了篆籀整齐严肃的主要风格，又把握了诏版这一类“错落参差，有生动流丽之致，无拘束板滞之象”的草篆风格，两者相互融通，往往能使整齐者不致拘束板滞，错落参差的可生古朴静穆之气，较好解决了以往新书风开创者在处理动与静、整与散矛盾时所产生的困惑，站在前代巨人的肩膀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他的书作形体宽博厚重，运笔活跃，方圆并施，风格在古劲苍深，沉着浑朴中又具秀润韵致，这种韵致，除了浸润于古代法书的功力外，主要取决于书家个人所具有的才气，即通常所说的“天赋”。
马公愚少时受孙诒让“先作金石家”的教诫，后来也果真在文字考据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由于十年浩劫，他的书籍、著作荡然无存，现已无法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手稿，所幸笔者手头尚保存他青年时期一九一九年使用过的几本汉碑，上面有许多他读碑时的眉批及笔记，可窥见他于此方面所做学问之深入。
马公愚在古文字上所下的功夫，为他的篆刻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篆书艺术的成就又为他的篆刻艺术提供了活水之源。
马公愚六岁时在他祖父马元熙的指导下学习篆刻，但当他二十多年后认真从事篆刻活动时，形势对他又是相当的严峻。其时，主要以皖浙两派文人篆刻艺术为中心的印坛，经过二百年不断变革推进，西泠诸子和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已经光被艺林。到本世纪初，吴昌硕几乎一枝独秀，被印坛奉为盟主。不同于吴昌硕粗头乱服风貌，以鄞县赵叔孺为代表的圆润整饬典雅雍容的印风，既得文人学士肯可，又合大众的审美需求，两面相对垒的大纛下健将云集，以上海为大本营，既相排斥又相充实，在艺林展开激烈的角逐。马公愚的同乡好友方介堪，原先在温州五马街设摊刻印谋生，名不见经传，先他一步到了上海，在印坛奇光突现，不仅被赵叔孺收列门下，还因功底深厚受到吴昌硕激赏，盛名之下，被刘海粟礼聘到上海美专，成为教授。马公愚钦佩方介堪印艺，在金石书画的审美情趣上也倾向于典雅整饬一路。但一个有志气有才情的艺术家，是不甘心步人后尘、拾人唾余的。既然方介堪的汉玉印与细朱文已日臻精纯，他就必须选择适合于自己特长的印风，独辟蹊径。
在探讨马公愚的篆刻艺术之前，先看他的有关见解：
“摹印之道，岂易言哉！必先精研六书，饫览古玺印及一切金石文字，融会贯通，识力兼臻，始足以言此。……夫摹印之难，在篆不在刻。古者玺印用金玉，篆、刻异手，篆专士人，刻则工匠。白花乳石兴，士人始兼事篆刻，顾汉以前人皆习篆，其作印也，纯由自然。后世书体既变，篆法茫昧，纵抗心希古，终难吻合，势使然也。”（《复戡印存》）
马公愚冷静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决定以诏版篆书面目作印。如“山阴章氏受苍珍藏”、“郎静山印”、“故李将军”、“杨庆簪”、“修辞立其诚”等印，就主要属于这一类风格。
“山阴章氏受苍珍藏”（见一七五页）一印的章法匠心独具，把八个字排成二三二形式，山字疏可走马，“章”“苍”几乎密不透风，有意斜置“受”的“又”字部分，把“苍”字草头下之“人”部作三角形造型，不仅与它的草字头六笔直画形成强烈反差，还因此留出它的左右两块空白，再加上“藏”的“戈”部横划上的空白，及把“氏”字刻成特别小，两个向右斜折参差不平所产生的空白，上述三字特意留出的小空白与山字自然形成的两个大空白作呼应，收到了散中有紧，紧中有散的章法效果。在刀法方面，转折处方折为主，辅以圆折，双刀横冲与单刀轻转兼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诏版文字急就随意、不事雕琢、似整非整的拙朴峻拔风格。从整饬角度言，“郎静山印”（见一八二页）可以不刻“印”字以拉长“郎”字展现它的风姿。作者现在这种处理方式，避易就难，足见匠心。前人所说“荒率随意处正是用心之极处”，就是这个意思。
“故李将军”、“田父”等印更以平实中见功力而受到不少印人赞赏。方介堪先生生前就对笔者与学生说过，“田父”两字很不好刻，公愚能举重若轻，把它刻得平实有古气，很不容易。还说，秦小玺与战国玺四周都配方框，汉印无框无直，公愚有胆有识，妙在此印中间加一直，似隔实连。
马公愚是拟汉高手，镌刻有“将军”二字的印章最便捷的方法是直接取法汉将军印。但“故李将军”一印却篆法诏版，施以汉铜凿印法，线条遒劲内含，坚韧而富有弹性；章法上以紧凑的结字配以疏宕的字距和紧窄的边距，使全印奇肆而能平正，紧密而能开张，将军气概、两汉风范，汇为一体。“杨庆簪”印也取法诏版，用冲刀法镌刻，较“故李将军”方挺平实，不事雕琢，也是一方不可多得的印作。一九六四年笔者去杭州时，持篆刻习作请沙孟海、诸乐三几位先生指点，出人意外，沙、诸二老都还记得马公愚三十年前刻的这一方“故李将军”，啧啧赞叹不绝。乐三先生还指着我带去的马公愚近作“为万世开太平”、“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几方以诏版文字为主调的印稿说：“这是公愚先生的看家本领”。
因为本文旨在讨论马公愚与同时代印人相比较之下篆刻风格独树的所在处及其成就，所以，其他印人所具有的主要风格而马公愚也兼有且决不逊色的“杨成”、“心地清凉”、“景新”、“曹广了顷”等作品，这里就略而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