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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内一支笔舒同的传奇革命生涯
转自 http://www.sina.com.cn2005年12月28日17:39 新民周刊
1982年，舒同出席黑龙江书法展时即席挥毫
舒同在书房里
舒同的儿子王征回忆起老爷子就有说不完的话
撰稿 沈嘉禄(记者)
略知书法的人都知道舒同是创立“舒体”的一代大家，但这远不是这位革命家兼书法家的全部。在纪念舒同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毛泽东所赞誉的“党内一支笔”有足够认识。
他的字名闻天下，甚至每一台电脑的字库里都有他创立的字体；他的故事却鲜为人知，还有不少“政坛传奇”有待解密；毛泽东同志曾送他两个外号：“党内一支笔”和“马背书法家”……他，就是舒同。
传奇的革命生涯
从照片来看，舒同的个子绝对是“轻量级”的，身高不到一米六，而且清瘦如竹，但这个躯体里却燃烧着无尽的能量。1905年，舒同出生在江西东乡一个贫困的家庭，幼时在其父的引导下拜乡间先生修行习字，10岁时就因为字写得出色而被乡里誉为神童，13岁为乡人提笔题写匾额而名传一方。后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作品的影响下投身于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东乡县当时唯一的中共党员，后来担任东乡县党支部书记。同时他也是国民党党部书记，后来将北洋政府的县长赶跑了。大革命失败后，舒同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到处都打着灯笼抓他。舒同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与其他中共党员逃到山上。山上没有粮食，有的人就因吃野果中毒死了，舒同个子小，吃得少，昏迷过去后又侥幸活了下来。接着舒同到武汉寻找组织，汉口远东饭店向社会征集店招书写者，舒同化名开笔，一箭中鹄。老板对他说，从此你的子孙后代来吃饭永远不要钱。舒同来到安徽含山继续他的寻找，平时靠卖字为生。当地一个清代拔贡看到他的字后大声惊呼：“此人决非一般江湖客，定是中途落魄的高人。”于是留他下来做老师，舒同执意不肯，当地人就每天给他一些银两以度难关，过了一段时日还写了路条，请各关卡予以放行。这样舒同就到了上海，还是靠卖字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舒同得知黄埔军校招收一名录事，不需担保，他想黄埔军校里可能还留有我党同志，有线头就能找到组织，于是前去应试，按要求写了一张小楷。一时技痒，外加一张大楷，当然脱颖而出。在广州呆了一年后，舒同从《中央日报》上看到红军在江西活动的消息，马上逃了出去，来到家乡策应红军攻打抚州。后来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变后，舒同跟着大部队一路疾走，希望参加红军。但此时舒同刚满25岁，红军负责人就嫌他“老了”，怕他跑不动。红军队伍中的杨成武就给他出主意：“瞒掉两岁不就成了？”于是舒同“贪污”两岁而如愿以偿。舒同90岁生日时，他的儿子王征拿了半只蛋糕到同在医院治病的杨成武那里，杨说：“老爷子九十大寿？他其实已经九十二啦！”
舒同加入红军后上井冈山，正遇到清洗AB团，团级干部几乎被杀光了，舒同又侥幸逃过一劫，然后一路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团代理宣传部长、中共赣东特委秘书长等职，并参加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
毛泽东称他为“党内一支笔”
舒同参加红军后一直在团、师搞宣传工作，随红一军团长征到陕北时，一路上书写大幅标语，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也烧了好多洞。在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捡了树枝在地上划拉，骑在马上，也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有一次被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从此，“马背书法家”的美名就传开了。到了延安后部队转战较少，舒同就到处寻找古代碑帖，书艺大有精进。舒同在担任了红四师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有一次向当地老百姓作报告，台下的群众一看，这不就是昨天写大字的红军干部吗，于是到处宣传，红军的队伍里也有秀才。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抗战，中共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那位老夫子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拒绝参加。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线。这位前清遗老读了信后连声称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随即出山参政。
毛泽东听说此事后也十分高兴，连称舒同是“党内一支笔”。
此后，毛泽东经常跟舒同切磋书艺，并多次推荐这位“书友”代写别人请他题的字。舒同除了“奉命”题写抗大校名和校训外，还有一次与毛泽东合作，舒同为被日军飞机炸毁后重建的“延安新市场”题写榜书，毛泽东也为新市场拟了一副对联并提笔书写，甘为舒同当配角。这是舒同与毛泽东唯一一次题、联呼应的书法合作。
毛泽东是眼界极高的人，此时党内外有多位书法家与他有书法方面的探讨，比如董必武、康生、齐燕铭、沈尹默、郭沫若等，但毛泽东唯独对舒同的书法特别赏识。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请舒同代他题字，比如北京农业展览馆建成后，有关方面请毛泽东题写馆名，此时舒同在山东任省委书记，毛泽东说：“不要老是我来写。”并批示：“请山东的舒同同志题写。”
其实，舒同不止是书法精妙，所谓“党内一支笔”还表现在舒同为我党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比如抗战爆发后，舒同先是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随后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并担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抗敌报》社社长。1939年9月17日的《抗敌报》曾刊登了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舒同回复日军指挥官的《致东根清一郎书》，以极大的民族气概批驳了日军的侵略谬论，指出“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是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并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被后世认为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是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的对话”。
后来，舒同担任了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从1943年到建国初，还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局党委秘书长兼社会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党校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直接参与了华东解放战争的指挥工作。
记者在采访舒同的儿子王征时看到他从中央档案局借出来的十几封中央军委给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密电复印件，几乎每封都由毛泽东亲笔起草，起首必称“陈(毅)舒(同)”。
建国后，舒同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十年动乱时，舒同受到迫害，被监禁达6年之久。到了1977年，据王征透露，杨尚昆、习仲勋多次请还作为右倾典型接受批判的舒同出任广东三把手，暂作过渡，然后再进中宣部或中组部工作。但舒同选择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岗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史编辑部主任。他认为自己搞这项工作更合适。后来在他主导下编写了一部足具权威性和科学性的解放军战史。“在评价各野战军的功勋时，他公正客观，一碗水端得很平。”王征说。
作为书法大家的舒同
舒同生前有着显赫的身份，与毛泽东又有着不同一般的交往，但他一直是泰然处世，甚至视自己一生钟爱的书法为“余事”，并不怎么当回事。然而如此淡然超脱，大象无形地造就了一代宗师。
曾经作为舒同老部下的王元化曾说过：舒同的字像他的人一样，雍容大度而又质朴无华，不带任何炫人眼目的做作之习，而自有一种精神内敛、气度厚重的自然风韵。
舒同的书法源于颜真卿的楷书，写字取法颜体，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的柳公权、杨凝式，苏东坡特别推崇颜字，将写得一手颜体的蔡襄尊许为“本朝第一”。其实无论历代开明帝王还是贤达文人，对颜体的推崇都不是偶然现象，选择哪一种字体进入书法世界，都是大有讲究的，书法不仅是写字的技巧，更寄托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舒同取法颜字，也应作如是观。但舒同又博采众长，他自己说过，自己的书法是“七分半”，即真草隶篆行各一分，颜、柳各一分，何绍基半分，足见其广纳百川之严谨态度。而且据王征回忆，“老爷子即使卓然成一代大家后，在平时还坚持临池不辍，写楷书，隶书，偶尔画点梅兰竹菊，认真得像个小学生，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拿出一些习字帖的复印件给记者看，果然一笔一画认真至极。
书法评论家马啸说过：“舒同是继清代何绍基之后再次将颜体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崭新境界的书法家。”没有一种脚踏实地的艺术精神，他就到不了这个高度。
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后，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常常废寝忘食，写下了两万多幅书法作品。直至今天，在济南还流传着一个“千人抢砚”的故事。那是在60年代初，舒同被贬到章丘县任“七品芝麻官”，一次到济南千佛山疗养，被群众获知，很多人跑到山上求字。舒同看到群众还是这么尊重他，就答应让每一位满意，话音未落，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砚台为他磨墨，后来闻风上山者居然达到千人以上。
何香凝说过：“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
舒同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建者和第一任主席。但就在他最负盛名的80年代，竟然力辞主席一职，因为他在担任此职时就表示过“决不连任”，后来为此事还向中央有关部门打招呼争取理解，并推荐刚刚提为北师大正教授的启功担当此职，理由是：“他有时间，可以干点事。”
尽管学舒体的书法爱好者不计其数，但舒同没有收过一个弟子，在书协主席任上没有开过一次个人书法展，没有出过一部书法作品专集，在有些人眼里，这就是“不会炒作”。
1989年，北大方正设计字库，舒同无偿向他们提供自己的字体，后来还想重新再写一套更漂亮点的，却因为身体原因成了他的终身遗憾，也是中国书法艺术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2005年12月27日人民大会堂纪念舒同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国务委员陈至立说：“舒同诞生于世纪之初，逝世于世纪之末。他的这一百年，正是中华民族迭遭内乱外患，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他几乎经历了全过程。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一直是有目标、有方向前进的，没有犹豫，没有彷徨，没有屈服，能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的人并不多，只有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只有永恒，才有价值，这对舒同来说最为贴切。历史还将继续证明舒同的宝贵——不止是他的书法。
他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人
撰稿／沈嘉禄(记者)
舒同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多次担任过党的宣传部长。还因为书法而结识了许多党内高层领导及社会名流，但他一直低调行事，严于律己。胡绳有一次对舒同的夫人王云飞说：“共产党的宣传部长不是宣传自己的。”
2005年最后一周，多个高规格纪念舒同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委员、舒同的儿子王征先生成了这些活动的联络员。由于他在舒同晚年一直陪伴在老爷子身边，记者就对他作了一次采访。
记者：在今天文艺界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里，舒同的书法反倒很少有人提起了。
王征：是的，因为舒同没有学生，没有开课授徒，反对搞个人作品展，现在一些名家的个展搞得轰轰烈烈，都有学生在操办嘛。但本质上说，舒同是一个不愿意宣传自己的人，正因如此，他就成了一个容易被低估的人。
他和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建国初，毛主席就点名让他进京，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之职，但舒同却留在山东，当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毛主席又点名把舒同吸收为《红旗》的编委。次年，毛主席六次去济南，都没有住宾馆，而是找了一个离舒同住所很近的地方住下来，有点像微服私访的样子，和舒同天南海北地聊天，当然也交流了对书法艺术的见解。那时，写书法送毛主席的人太多太多，但毛主席一生只收藏两个人的字，一是郭沫若，一是舒同。毛主席与舒同的交往不像上下级，更像是文友。
记者：舒同对毛主席也是很有感情的，我看到现存的舒同书法作品，多为抄录毛泽东诗词。
王征：战争年代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建国后他还是写了多种题材的作品，比如自己的诗作，鲁迅的诗作，凡是有人请他写，他都写，还贴进自己的墨纸钱，但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后，只有毛主席诗词能留得下来。
记者：听说在舒同遭受迫害时，红卫兵的头头还向他讨字？
王征：是有这样的事，但头头不敢讨。舒同跟他们辩论，红卫兵说不过老爷子，就扣了他四顶帽子：顽固家、抠词家、理论家、书法家，后两顶帽子还有点敬佩的意思。于是红卫兵头头派下面看管他的红卫兵来讨。舒同写的检讨刚贴上墙，就被人揭下来收藏了。
记者：舒同在60年代初，何以从一个省委一把手被贬为县委书记？
王征：在“大跃进”到处放卫星的时候，舒同不是太积极，但也随大流。后来山东铁路沿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有人就汇报到中央。其实这在其他一些省份都发生过，但舒同受到了处理，特别是让安徽的曾希圣来顶他的位置，安徽饿死的人更多啊，这一点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一直是很相信自己判断的，而这一次有点是非颠倒，他真的犯糊涂了。好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他就获得平反了。
记者：文革时他被关了6年？
王征：是的，让他交代在1927年去黄埔军校干什么？这是很荒谬的事，他是去找组织的嘛，所以他始终很硬，不认罪。这6年中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可读，只吃过一次西瓜，他把西瓜籽收起来，放在一个小瓶子里用盐腌着，每天吃三粒。出来时司机拉着板车去接他。他坐在板车上跟司机说：你随便说语录第几页吧，我都能背出来。
记者：我知道他还写过两次《写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祝贺他们“专门陷害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表现了你们的天才创造和崇高风格”。“先定框框，后找材料，找不到材料也要瞎说一气。”把专案组的卑鄙伎俩揭露得体无完肤。1972年舒同从陕西出来后就赴京上访，但遭到中组部一个年轻干部的呵斥，行李袋也被扔出门外。
王征：其实毛主席知道舒同的情况后，明确说了：舒同没问题。但此时毛主席也救不了他了。
记者：抗战期间，舒同是如何从延安到山东工作的？
王征：舒同是在1943年和1944年之间从延安到山东的，担任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当时分局的领导核心是罗荣桓，常委是罗荣桓、黎玉、肖华和舒同。舒同带去的是延安整风的方针和经验，结果罗总赏识舒同的才华，就将他留下来了。毛泽东曾经说过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工作。而舒同佐助罗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
记者：在解放战争时，舒同担任了华东局的社会部长、国军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这个国军部长是怎么回事？
王征：国军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国民党军事将领的策反工作。舒同任部长时，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国军的军长师长被他争取来的很多，一直争取到江阴要塞和上海的刘昌义。我举一例，老蒋的46军守在青岛，装备非常精良，陈老总跟他们硬拼会吃大亏，舒同此时获得情报：军长韩练成可以争取。就派了一个科长去谈，没成功，又派了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去谈，也没成功，对方非要舒主任出马。黎玉、张云逸都表示风险太大，但舒同还是去了，先被软禁了三天，三天后才开谈，而且一谈就成功。后来陈老总指挥打莱芜战役，韩反方向运动，46军大败，军长李仙洲被捉。这一仗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大胜利。
此时，韩练成还没暴露，他跑到蒋介石那里想继续有所作为，舒同就安排了一个警卫员保护他，一同前往。后发现军统开始监视他，及时将韩救了出来。
所以，有老干部都说，在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与其说是被陈、粟打垮的，不如说是被舒同搞垮的。
记者：我还听说舒同曾是内定的“中共台湾省委书记”？
王征：此事外界都不知道，今天说来确实有点解密的味道。1948年，中央准备解放台湾时，舒同是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刘格平是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的班子也搭建起来了，培训得也很好。这是一直尘封的历史。后来解放台湾没有实现，舒同就没能上任，原定的赴台班底开办了华东革大。舒同的一个老部下，也是老资格的干部说过：以舒同的雄才大略，完全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宏伟壮观的活剧来，但是历史使他没有得到演出的机会，可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要受机遇的限制。但从中可知，舒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记者：老爷子在晚年跟你谈到过这些事吗？
王征：他从来不谈个人，在建国后中央有关方面请他写回忆录，比如冯文彬就多次请他写，他就是不写。他是一个不愿多突出自己的人。有一次我去看望匡亚明，他是舒同的老部下，问起老爷子的情况，我说他身体不错，就是不爱说话。匡亚明笑了，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难道革命家就是这个样子？
记者：这次纪念活动会有几十幅舒同的作品展出，是不是家里的收藏？
王征：家里一幅作品都没有。舒同从来不为自己留什么的，这些作品都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有一幅作品，是老爷子写给西安美院教授梅一芹的，“文革”时红卫兵要烧这幅作品，梅教授死死抱住不放，结果被皮带抽得头破血流，现在还可以看到这幅作品背后的斑斑血迹。
记者：舒同在晚年还写字吗？
王征：晚年写不动了，就看帖吧。不过他一生对自己的书法还是很自傲的，有一次我把几份报纸上老一辈的题字拿给他看，他摇摇头说：不行。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评判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