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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如论书


  
  吴先生名家碌,字玉如,中年号茂林居士,晚署迂叟。是我国著名学者、书家。毕生作育人才,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教席、津沽大学文学系主任。1 898年生于南京,1 982,年逝世于天津。一生几经战乱,颠沛流离,然洁身自好,为人所重。
  先生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早在三十余岁时,就形成隽永飘逸的个人风貌。中年以后广为涉猎,最终以二王为依归。他书法的最大特点是言心写志,一本诸己。不论篆、隶、草、章,不仅融会贯通,而且皆能以自家笔法、自家面目为主。在当代书坛上,能如此自成体系,是不多见的。
  先生论书,也有不少独特的见解,他对任何古人,都从不迷信。仅从这里所辑录的文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前人的批评是十分大胆的;对历代碑帖,也都抱着去粗取精的态度。这些见解,对后学者肯定是能有所启发的。
  先生生前从不以书家自居,对自己的艺术成果也不甚爱惜。幸赖同门学友相互传抄,尚得保存一二。这里所辑录的,是从百余条书论中选出的,可窥先生有关书法艺术见解之一斑。
  
  论技法
  
  有问行书若何始可入化境,告之曰:行书当然以晋人擅长,而二王称极则。从探究竟,怀仁集《圣教》,洵为有功。至世传右军墨迹,非唐临则钩填。唐颜鲁公行书出大令,磅礴之气,古今希有。北海以二王、六朝之笔为行楷,亦是独创。褚虞秀拔,时有小疵。宋以海岳之高,仍时有齐气。元鲜于与赵皆有可观,明文与祝皆有绍述之姿,文少变化,而祝间不醇,斯数人者皆不能限之朝代以称也。习行书融此诸家于腕底,亦可以号能行书矣。
  习行草“金钱圣教”与《兰亭》为必经之阶。近世元明两代墨迹印珂锣版者甚多,由之寻唐晋门径最当。略如故宫所出鲜于伯机写杜诗,明文衡山行草诸帖。文之书有石印本多种,亦大可玩味。文书虽少变化,然极矩蠖之美。他如故宫出之孙过庭《书谱》亦当悉心读过,不独可知草法,其文辞亦至美也。
  作书要无论为隶,为楷,为行或草,必笔笔不苟。即一小点或一小转折处亦不宜轻易放过。必使来踪去迹,方圆长短。毫无拖泥带水,浮,略,肿,率各病。持之久远,然后可进而言神韵。初步潦草,终身无臻化境之日也。
  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骤闻之似不能解,实则非故欲骇言。因六朝无间南北,精书者皆然,化=王行草之法入楷则,能得其理。则从之寻行草之源,虽《兰亭》多本,甚至《怀仁集圣教》各本,不得洽心之导,而于是翻可得金针。
  有问习书如何选纸落墨,答曰:书为六艺之一,嘉书悬诸壁上,餍目娱心,其美无穷。大字则见屋漏痕,以生纸绵薄者为佳。墨注于纸而不光,装成如城制,近人多不知矣。研墨清水用之称意,过时则胶沉水浮,屋漏之痕不匀。至于执笔,孙过庭《书谱》云,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执笔太近,腕肘伏案而势屈。至于小字硬黄纸见双钩,又别论也。临书当以慢为胜。慢比快难,铺毫墨到,久自见功,轻踢轻跳,弊难言矣。
  见得多,临得多,萃古人之精华,省自家之病痛,积久不懈,神而明之,一臻化境,便超凡入圣,无往不妙到毫颠矣。日篆,日隶,日草,日行,日楷,善书者无不融会而贯通之。不为字匠,不主门户,吾诚无间矣。
  临古人碑帖先须细心玩读而后临之,必一笔不苟,甚至点画之间亦不轻易放过。初写必求能匀,能慢,先不能慢,后必不能快。鼓努为力是所切忌,终至悬肘时而得丰神,可望登堂入室矣。
  学古人书必有自家立脚处,一味著力于形貌,去神态愈远矣。
  临古人书必先极似,能似得其貌,而后可言得其神。点画使转尚无门径,动言遗貌取神,自欺欺人,此书法之所以不传也。
  作书忌俗与熟,亦忌乖谬潦草,善书者虽笔墨纵横,点画狼藉,而一折一丝无不有来踪去脉,绝无阘茸滓杂之弊。明此而后可与论临池也。 
    作字能令心静,然后气足神完。一涉匆遽,笔墨皆非矣。小楷以形小,虽毫发之细,亦须如狮子搏兔,香象渡河之用。明乎是,而后可以言法。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此所以为大忌也。阴阳向背,不惟结构重之,一点一画亦应有之其中,小道云乎哉!
  偶然欲书,确为一乐。平生最忌情倦手阑,人来乞书,尤难堪者不容少缓,立待将去。当此之时,笔既无神,而错落不由己。愈恐有失,讹舛继踵,诚无以自名,殆如昏瞀。事过思之,亦不禁哑然失笑也。吾念嗜书之人,此境亦皆有之。
  诗书画造诣愈深,变化愈大,愈觉无止境。无止境,其乐乃无穷。故可以终身向往而无厌。故有止境之事,不能称为艺也。人生有一艺之擅,精神始有寄。否则愈老,生也愈觉无味矣,长寿为何耶!
  进步于不知不觉中,是脚踏实地为学者。
  旧纸著墨极如意,若遇有修养人,毫无火气,温润可亲。予自束发,喜研书法,至老不倦。今粗有得,屈指过四十年矣。乃又知一艺之微亦非造次可希。而嗜之初,非有所冀而为之也。有冀而为,即得亦不深矣,其深识诸。
  
  论今人习书之弊
  
  今人作字率皆剑拔弩张,功夫不到,妄逞险怪,是诚书法之恶道。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能悟斯旨,思过半矣。
  吾幼嗜临池,不为俗说所摇,于今发斑斑白白,稍稍有悟。从吾学者,无不倾筐倒箧以援。盖惧斯道之不传也。然无天姿者不能领会。聪颖者又多不肯朝夕与之,作而辄辍,而后知一艺之精之难也。又,不多读书者,书法亦不能佳。
  今人嗜书法者,动喜云“脱窠臼”。此本是当行语。陈陈相因,固为病痛。然一捉毛锥,便想出人头地,一鸣惊人而不误,亦不知其可也。
  作字必具绳矩,而后可以示后。必具绳矩,而后始可纵横而得不乱。今人纵字画出于无规矩,楷书且不可识,遑论草书乎。
  今人求学问不能登峰造极,率病坐一懒字,而尤病在不肯自拯。又有于懒中冀得方便之门,以神其不泥古之明。呜呼!于此亦可觇世道。
  
  论宋、元、明、清书法
  
  宋代米襄阳书,承先启后,吾谓实出苏黄上,天禀之高,直入晋唐。苏黄非不晋唐是知,特己病多耳。
  白石,信多才之人,精音律与诗词,又深洞书法之理。《续书谱》之撰,虽文不及虔礼,而为论多精到。后人评其词得清空之气,是能知白石者。夫清空二字,又岂独词重。为人,为文,为诗,为画,为书,为篆刻,何莫皆然。
  明书法至拟山而绝其传矣。有清一代,囿于馆阁,书法殆类机械而无天机。故为高论者,律汉持魏,去之弥远。行草之涂,无人能嗣响矣。每观老辈作书,率皆掌不能空而腕不能悬,不知点画之变,守方正之形,奄奄沓沓,生气毫无。稍大之字,无不乞灵于玉版,故不待近年不重书法,而书之法固早泯灭于墨卷白折间矣。
  觉斯作字,喜从古体,而往往不合六书。如此卷“灶”字从“氢”之类,是不免贻笑方家也。觉斯用笔、行气,洵有独到。波磔之任自然,使转之能流贯,今人未能梦见。
  《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颇怪称北碑者,必欲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必为朴拙之形,乃益增丑怪之相。
  吾服顽伯天纵之才,篆隶以写法出之,于是一洗前人刻滞之弊。此让之、捞叔能为后来之秀,然行草终去宋明人远,遑论晋唐。吾则谓行草入晋唐之室,篆隶悟顽伯之笔,而后可称中夏之书家也。
  有清三百年,高者动言篆隶,以示碑版之功,实则篆隶石拓俱在,若不神而明之,出自机杼,写同《峄山》、《石鼓》诸刻,毫发不异,亦不为贵也。犹之写《阁帖》而无唐宋墨迹为之先路,即写同枣木原刻无异,亦木雕泥塑,终无魂灵耳。
  又隶书吾服郑谷口簠,后来金冬心亦未可厚非,斯皆能自树立而不囿于碑版者。“北翁”、“南翁”之隶,吾不识其佳处,道州之篆隶,隶愈于篆,隶亦苦无气韵耳。

 写秦先之篆,杨沂孙天赋亦高,至吴清卿工夫未可厚非,言神韵则去杨岂止三千里。后来丁佛言虽出于清卿,可称后来居上,惟他书不能称之。书法固小道,就艺论艺,由秦至今,历几何代,经几何人,其中渊源得失,不有学力以赴之,眼力以烛之,正自难言,此有待于知者下一定论也已。
  尝谓收藏鉴赏与临摹入室融神会心者,截然两事也。
  迂叟二十余岁时,见明末王铎墨迹(临《阁帖》数帖),王之人洵不足取,而书法有可称者。于是知青主贱子昂,实有其心胸。而下视觉斯更不可论矣,然有清三百年,求“拟山园”之笔不可得,亦馆阁时会使然。与赵山木(世骏)之小楷,如先不受卷折之束足,则天禀之厚,更可展所长,故其大字,一生不知肘开奔放之致,洵可惜耳。
  《淳化》无论如何精湛,终不如《大观》与《澄清堂》之佳者。是二者能挹其菁华,又不若得墨迹之可悟入。吾于是有“元明人墨迹之上者,可以借梯上溯晋唐之室门”也。
  (这是1976年吴玉如在王浞华先生所藏法帖上之题跋。辑录时略有删节。)
  
  论碑帖
   
  自书法尚碑薄帖,而雍容中和之度,神秀凝重之器。近百年中微独鲜见其迹,亦且少闻其论也。魏碑非不可学,弩张剑拔,切齿裂眦,无真力干中,惟貌肖于外,于求笔法翰墨,乖矣。然模习晋人,真迹罕觏,木刻展转,神索形滞,上仅软熟,下甚瘿肿,为世诟病,亦其宜也。能挺不失润,韵而神超,则学魏学晋,同条共贯,亦何轩轾云哉!
  习魏碑志最好能撷菁华,弃糟粕,更要能冶晋、隋、唐为一炉,庶几得纵横如意,不囿于滞而沦于怪僻。清末从事魏碑者多矣,然神蛇牛鬼能造悲庵之境者,已不多见矣。
  作字首重结构,一入俗样,便无意味。结构犹有迹可寻,用笔则不究古今变化接替之原,尤不足以言书法妙诣。有清乾嘉后,往往重碑版,由碑版尚拙,尚重,尚怪,于是群趋即魔道矣。人目之悦美,斯进化之不得逆施者,必欲丑而外妍,吾不知于视官之云何!然所谓妍,若金某之篆,宁某之隶,潘某之行,则走亦不敢赞一词也。迂叟为绍璋老弟吐妄语,发一笑。
  褚法影响唐代,原自晋与六朝。隋之《龙藏寺》,寄梯航之迹尤深,临之者十九未入也。此石神理,金针可度,解人实难,而佳刻亦难。吾六十而后,始于楷法有所悟,娱于己足矣。
  《兰亭》多种,悉出右军,而虞、褚、欧、陆笔法各不相蒙。能得此理,斯可与论书矣。
  吾尝怪古人重书法,远者不论,元明以降,真得书髓者几人!即鲁公行书,原出大令,《争坐》之传,洵为可宝,而自宋以来,揣摩临写之辈,几人登堂入室,挹其神理,斯难言矣。世习鲁公书者,每称《多宝塔》、《颜家庙》、 《东方画赞》、 《麻姑仙坛》诸作,殊不知皆耳食皮相也。颜书精华实在行书,如《祭侄稿》、“三表”皆有金针可度。楷法则远不及褚、欧诸家之足神味。世又多并尚颜柳,实柳亦是行胜于楷也。
  人每问行与楷孰难,答曰“行难”。因行变化多,楷变化少。唐、宋、元、明,溯源不离二王,而四代各人眉目绝不相蒙,此其明验也。吾每示人,无间文也,诗也,六法,八法与篆刻也,成宜有自己之灵魂神态。
  一入“泥塑木雕”,纵极精湛,已索然矣。
  又习古人书,吾子每言: “须知鉴别,取菁英,弃糟粕,不解此,聚古人之病于一身,复益以己病,终身不可救药矣。”斯言诚是也。然则何为以取,何为以弃邪?斯则存乎己耳。吾无以为喻,姑就此书中择“益”、“请”、“贵”、“会”、“有”、“道”、“仆”、“中”、 “若”九字宜从不学,亦可知弃取之方矣。
  甲寅二月初三日,鲁安示以此帖,迂叟乘兴写以归之。
  (这是1 974年吴玉如在杨鲁安先生所藏旧拓《争坐帖》的绫边上所作的小楷长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