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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蜕的书法、学识和为人
作者：李海珉 吴江柳亚子纪念馆
号称“虞山第一书家”的萧蜕（1876-1958），篆、籀、隶、楷、行、草各体皆备。他的书法理论，常有别出心裁的独到见解；他学养深厚，能诗能文，博通经史，精通古文字学；他医术高明，在地理、博物等方面也有相当的知识储备。萧蜕为人谦和，性情敦厚，一介文弱书生身逢乱世，虽不能上阵杀敌，但他深明大义，决不向权贵及变节分子折腰。
书 法
萧蜕的隶书，
出入汉碑，正如他在《萧蜕公小传》中说自己出入《张迁》、《礼器》、《石门》、《衡方》诸碑，还在《封龙山》、《曹全》、《华山》、《褒斜道》、《鲁峻》等刻石上下过功夫，晚年的隶书创作，融汇《封龙山》、《华山》、《曹全》诸刻体势，随兴而变，大有自造的意韵。中青年时期多拟作和临摹，本文引录的“高祖受命”条幅，临摹的就是素有隶中草书之称的《石门颂》，随意洒脱，雄健舒和，又不乏大方。
萧蜕早年的正书与行书，结体、用笔出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后学《瘗鹤铭》和淳化《阁帖》。本文引录了《鹤寿不知其纪也》正书条幅，基本除源于欧阳通，也得力于《瘗鹤铭》。欧书由隶化出，《瘗鹤铭》点画飞动，笔势开张，颇多隶书遗意。萧蜕心领神会，故而所书多有隶法，形貌方峻，纯粹中锋运笔，毫无偏侧。萧蜕不喜魏碑的用笔，认为魏碑笔法为匠人凿刻所掩，只欣赏它茂密的结体，运用正书。王羲之面目众多，历经一千多年的流传，难免鱼龙混杂，他认定书圣的《阁帖》，用笔方圆自适、沉着痛快，笔笔蹲锋入纸，书幅飞动流利而遒美劲健，体势自然又千变万化。本文引录的《维公开国》行书条幅，自有王书特色。萧蜕中年开始博采众长，师法苏轼、米芾、黄道周和刘石庵，晚年致力于李邕《端州石室记》及《麓山寺碑》，因而面目较多，不可端倪，有的如东坡的丰腴，有的如米芾的沉着超逸，有的如黄道周的遒劲酣畅，也有的如刘石庵的柔和而饱满。本文除《维公开国》外，还有两个行书条幅和一个四屏条，观赏之后，定能首肯所评不虚。
萧蜕晚年致力于草书，他的草书上承隋贤的《出师颂》，于明清则学傅青主而兼收他家之长。本文没有专门引录草书，不过从四屏条、正书、行书和篆书的行草落款中，约略可见一斑，体势兼有北碑笔法与章草笔势。
萧蜕书法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篆书。
对于萧氏的篆书，一般认为源自吴昌硕，说萧早年通过沈石友结识缶庐，深得缶庐的笔法。否定者则认为，萧氏的《萧蜕公小传》中自称“蜕于书无不工，篆尤精，初学完白，上窥周、秦、汉代金石遗文，而折衷于《石鼓》，能融大小二篆为一，不知者谓拟缶庐，其实自有造也”。
从本文介绍的萧蜕的三件篆书手迹来看，说萧氏专学吴昌硕，不妥；说不学吴昌硕，也不对。应当说，萧蜕早年钻研过吴氏的笔法，尤其是吴氏的《石鼓文》。本文引录萧蜕的一件临《石鼓文》手迹（见22页彩图），落款有“橅石鼓未脱安吉科臼为恨”一语，浙江安吉是吴昌硕的出生地，这里以安吉借代人名。萧氏这一落款潜在信息很多：首先，对吴昌硕所书的石鼓文，萧蜕曾专心作过临摹，而且一定多次临写；其次，萧蜕力求出脱安吉科臼，当时，准确的说应该是好长一段时间仍然处于“安吉科臼”之中，一个“恨”字，即道出了萧蜕的遗憾。
一个“恨”字，充分透露了萧蜕学书善于思考的特点。萧蜕钻得进，出得来，他充分认识到缶庐于《石鼓》的造诣，同样也深知吴氏《石鼓》的弊病：刚有馀而柔不足，结体缩项耸肩，一股浓重的霸悍欹侧之气。萧蜕学书，众采百家之长，他对《泰山刻石》、《石鼓文》及金文《秦公簋》等悉心研习，尽力追摹。萧蜕认为“篆书贵圆转自如，贵柔中有刚，必须写得方、写得扁，方是好手”。 因而他又取法汉碑额及《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等汉篆。
同时又向近代文字学家学习，比如“绵桐馆主”——贵州贵筑（今贵阳）县的杨调元（1851-1911），精通文字学，擅长篆书，杨留下的《绵桐馆词》等著作，萧蜕都认真研究，汲取营养，努力酝酿出自身的风格。
萧的篆体与昌硕相比，有相当的差别。吴书左低右高，倾斜幅度很大，萧书则平稳柔和，用笔凝练圆活，结构紧凑多变，从容含蓄，刚健秀拔而又生机盎然。
有些书家评论说，吴昌硕的篆书有骨力有气势，古拙苍劲，质朴而浑厚；萧蜕过于平稳柔和，显现媚态。其实，二者就如粗犷彪悍的汉子与婀娜多姿的女子，前者雄健壮美，一派阳刚之气，就像铁板铜琶的山东大汉，后者静谧柔美，犹如豆蔻年华的少女，亭亭玉立。岂可强求婀娜的少女同时具备粗犷之美？
当然，萧蜕某些篆书有些刻意、有些媚俗，也不容讳言。记得萧氏的门人沙曼翁有过如下记述：“有少年名汪幼鸣，学书甚有所得，尝于广庭评论萧老师的字不古，众皆愕然。弟子相告，老师闻而叹曰：‘此生卓具眼神！笺庄代鬻余字，多用撒金之笺，以投俗客之好，墨色须丰润，务去老劲荒率之举，焉能高古？’”（沙曼翁、华人德《记萧蜕庵老师及其书法》1986年《中国书法》第二期）这一细节在显现萧蜕雅量之馀，也道出了无奈的真实。萧蜕为了生活，长年卖字。卖字必定受制于买主，因此常在幅式、材料以至书写等等方面满足买主的要求，而多数买主是学识不足、未通书艺的。书法的字形意态多、墨色的变化大、情调意趣高古者往往乏人问津，为了投俗客之好，于是就多作字形工稳、布局整齐、运笔流丽、墨色均匀的书作。且看其篆书《秋浦歌一章》（见23页彩图），尽管功力非凡，但不可讳言，正是典型的为此类买主而落笔的墨迹。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必然有碍于书法艺术的本真及应当达到的审美高度。由于篆书比其他书体的价格高，常常双倍取润，因此萧氏为其最得意的书体，留下了不少遗憾与无奈。
学 识
萧蜕一生治学勤奋，尤其以中年时期最为活跃。他广观博览，因而知识面较一般读书人为宽，兼及社会、自然二科。尤其是书法理论，更有他独到的心得。
在《萧蜕公小传》中，他说自己“尝作《近代书评》一篇，词旨渊邃，人比之钟嵘《诗品》”，还列出了他《说文建首溯源》、《音韵发伏》、《华严字母学音篇》、《文字探源》、《文字学浅说》、《劲草庐文钞》、《蜕庵诗钞》、《铄迦罗心宝笔记》、《小晴云馆论书》、《医屑》等著作，另外，还有《习字速成法》、《小学百问》、《书道八法》，在石梅公校教书期间，他在《石梅公校杂志》上发表过有关地理的论文。可见，萧蜕学问涉及领域众多，文学、诗学、古文字学、音韵学、书学、医学、地理等均有建树。
萧蜕为民国年间吴江县银行总经理王耐园先生书写四屏条，落款中有“录宋王伯厚《困学纪闻》数则”。王伯厚（1223-1296），名应麟，伯厚为字，此公一向钻研经史百家，对于天文地理也时有心得，笔记《困学纪闻》20卷，成书于元初，王伯厚的考证札记，有评述有见地，其中河渠、田制、漕运等颇有史料价值。蜕庵对《困学纪闻》下过功夫。
本文引录萧蜕的一件行书手迹（见21页彩图），是南宋朱熹（1130-1200）的五言排律。萧蜕喜欢朱熹，一则因为朱子在经学、史学、文学和乐律方面都有成果；二则，朱子对自然科学有所研究，萧蜕由中医中药出发，对植物、矿物等自然科学作过调研，所以，对朱熹颇有兴趣。
本文引录的篆书对联（见26页彩图），落款中萧蜕有“绵桐馆集南北史”一语。绵桐馆是杨调元的书斋，杨是光绪年间进士，历官知县和知州，平生酷嗜书史，擅长篆书，勤于著述，刊有《驯篡堂丛书》，另有《绵桐馆集联汇刻》传世。对杨调元的书法及著述，萧蜕一一了然于胸。
萧蜕的《近代书评》发表后，广受好评。在此文中
，萧认为书学极盛于清，跨宋越明，有四大特点：“精研六书，综合八体，周鼎秦量，编摩入微，一长也；远规两汉，旁绍六朝，造像摩崖，并隶柔翰，二长也；碑帖殊宗，真行异轨，黜钟王之孽派，纳书学于大同，三长也；唯以朴茂为本，不以顿挫弄姿，以拙还醇，以真合道，四长也。”此评卓有见地。萧又认为“要其工力既深，与天相遇。拙不乖时，巧不伤雅，是其至焉”。总论后面，他列出了道光、咸丰以至民国初年的书家，从包世臣至康有为凡38人，逐一加以评论，每人都只寥寥13字，比喻形象生动，所论精辟。对末列徐三庚、汪洵、陆润庠、康有为等人，认定他们功力不够，有“袖海（徐三庚）以下，等于自郐”之说。
《习字速成法》为书法基础教材。分设“叙论”、“姿势”、“执笔法”、“指法”、“腕法”、“运笔”、“与纸墨笔砚之关系”、“永字八法”、“八病”、“间架结构四十法”共十章，归纳流行的正确学书法。其中“八病”一章，指出了用笔中常见的八种病状；“间架结构四十八法”，则在古来相传的技法上去掉繁复，详加解释，见解独到。当时，这种实用教材非常之少，此书对书法的教育普及意义重大。
《小学百问》以问答的形式，解述了有关古文字学和音韵学各个方面的100个问题。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论理明晰，又辅之以字例剖析，足见他学问功底之深和为文之朴实透彻。
对于书法，萧蜕非常看重书论，看重基本功。他说：握管当懂得力学，以笔尖为重心，大、食、中三指为力点，强调中锋入笔。主张“学书先从楷书入手，以欧阳询、虞世南为正宗。欧字得力于王羲之，虞字得力于王献之，羲之以神胜，献之以韵胜，二者截然不同，久审方知”。他在前人永字八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书法必须：理、法、意、骨、筋、肉、气、韵皆全，谓之有笔有墨。
萧蜕认为：“书法之妙，在于疏密，魏书内密而外疏，唐书外密而内疏，学者通其意，则南北一家。否则学魏为伪体，学唐为匠体，无一是处。”“书法虽小道，要具三元素：一曰书学，二曰书道，三曰书法，三者以学为本，以法为末，以道为用，离其一，则非正法也。”“一碑须学一百次，方可入门而升堂，由堂而室，由室而奥，由奥而出后门，复由后门而绕宅，再进前门，复从后门出，则整个状况，均得了然。”“《兰亭》、《圣教》当勤学，《十三行》亦时时展阅，道因少写而多看，则自能得益。”
萧氏学书，有头脑，有恒心，他说：“学苏当学其沉着痛快，不可学其倾侧；学黄山谷当学他的朗秀，不可学他的曼衍；学李北海当学其运臂直来直去，弄硬弓的手段。学习之法，在乎日夕相对。”“明代书人，以行草著称。故明人只限于帖学，碑学则百无一人，篆隶则千无一人。而明人草书，前惟王雅宜，后则董香光，最后则傅青主，祝枝山、王觉斯，皆魔道也。”
以上数则转录自郑逸梅《萧蜕庵的书艺》。萧氏的书法见地，喜欢在书法之后的题跋、落款中任意挥洒，本文引录的墨迹中也有：
右军书以《阁帖》为较优，若集书之《圣教序》、《吴公碑》皆排算子之类也。（见《行书维公开国》条幅，36页）
橅焦山鹤铭，须以浑厚超逸之笔出之。（见《橅瘗鹤铭》条幅，本页）
汉分易学，汉隶难工，以非深于篆者不能也。（见《临石门颂》条幅，本页）
萧氏晚年成为佛教徒，同时仍旧是艺术家。世间的艺术需要宗教式的虔诚，宗教又需要艺术上的美境，于是礼佛与书法就可以和谐地结合了。萧蜕多次主张以佛理来参书理，他说：“书法当学而思，思而学，若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皆不可也。佛学由解而疑，由疑而参，参而悟，不解不会疑，不疑不会参，不参不会悟，不悟不会成。书法然，一切无不然。”
萧蜕中青年时代治学勤勉，成就日著，本可以得到更大发展，可惜他奉佛后不再积极进取，其他学问相对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荒疏。唯独书法一艺，依然逐日滋养。一则，因为书法是他谋生的手段，更是他的精神寄托。因此，萧蜕几经蜕变，自成风格，终于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地，被誉为“虞山第一书家”、“江南大书家”。
为 人
萧蜕从小勤学好古，才气出众，但是他无意应科举求仕进。父亲强逼他应秀才试，中秀才后考绩常名列前茅，又获廩膳生员。但是，他到此为止，转而向当地名医张聿青学医，不几年，医术、书法名动四方。正如他在《萧蜕公小传》所述：“少喜为古文词，受知于瞿鸿玑、唐景崇两学使，屡擢第一，奖许甚至。蜕初治六书、三礼、舆地之学，偃蹇不肯应试，以父命，隽于学宫。自是绝意进取，研精轩岐学，旁及书法，医名、书名倾乡里。慕蜕学行者，礼聘主学校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20岁的萧蜕与父亲发生口角，被恼怒的父亲逐出家门。
那时的萧蜕，年少气盛，个性强烈，充溢着自负和叛逆。初出茅庐的萧蜕，一度踌躇满志，大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清末举家寓居上海，执教于城东女学，后来继蔡元培出任爱国女学校长。正如他的学生邓散木所说，萧老师早年在爱国学社与章太炎、蔡元培等交往，随即参加同盟会，稍后加入南社，和李叔同、余天遂、叶玉森、沈尹默、马叙伦等同为南社名家，以文字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窃国政，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乱世多变幻，萧蜕于是退居不仕，自号“退庵”，几乎断绝朋辈的往来，只与李叔同一人有所联系。1918年，李叔同出家，萧蜕书写了《拟赵之谦篆书六言联》：“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落款“退闇”，可见他当时的思想与心境（参见邓散木《萧先生》，1957年《大公报》7月17第二版，柳曾符《江南大书家萧蜕庵》，1986年《中国书法》第二期）。面对无奈的现实，他徬徨，他矛盾，最终显现了他性格中的一面，遁世逃避。他的好友李叔同披剃出家，变成弘一，十分彻底；萧蜕则选择做在家居士，从佛法中寻找精神寄托。无法改变世界，于是独善其身。联系到后来萧蜕为了卖字，投买主所好，书写数量可观的媚俗篆书，都与他性格较为软弱有关。
萧蜕的主导性格可以说是软弱的，不过自有他的诸多亮色。他一直鬻书自给，生活上时不时捉襟见肘，不过，他与南社重视名节的志士一样，颇有节操。
敌伪时期，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大宴宾客，广招四方艺流，陈派人向萧蜕下请柬，萧蜕辞而不受。陈派出汽车往接，萧蜕立即从后门避走。1942年，汪精卫60大寿，大张寿宴，伪省长李士群花重金求萧氏书法，蜕庵坚拒不纳，说道：“我是汪精卫南社旧友，他当知我野性未驯，不会答应写字的。”还有一个季圣一，供职于伪政府，此人与蜕庵一样也信佛，二人都顶礼于灵岩寺印光大师座下，季凭着宗门之谊。知道当时萧蜕经济拮据，连续赊欠了小店不少茶酒小钱，于是想乘虚而入，使用金帛向蜕庵馈问，不料讨了个没趣，萧嗤之以鼻，不让季进门一步。
萧蜕弟子沙曼翁回忆说，萧老师的墨迹，非相干之人不轻许，而遇会心者至，兴到笔随，有时还主动相赠。至今苏州灵岩寺的石柱上，镌刻着萧蜕赠予的那副篆书对联，就是萧蜕主动奉给寺主的：
圜悟藏性，彻证自心，道通天地有形外；
慈起无缘，悲运同体，恩遍圣凡含识中。
萧蜕嗜酒，有些酒家往往先供好酒，待至半酣时，出纸笔乞书。此时，萧氏喜而挥翰，如腾蛟起凤，特多真趣。晚年萧蜕的书法吴地妇孺皆知，据说有一次他到南园附近一家小酒店酌饮，酒至半酣，店主求他为店堂写块匾额，他提起笔来，“飞觞醉月”四字一挥而就，店主装裱后张挂起来，从此小店生意日益红火。时至今日，萧蜕书作，市肆村店之间，依然有他的绝佳之作。
花甲之年的萧蜕，正逢乱世，靠鬻字为生，艰难竭厥，加上他生性耿介，往往不愿屈就，收入就更加有限，茶钱酒资常有赊欠，有时递上一叶名片，背面写明酒一斤若干钱，茶一壶若干钱，戏称为支票，待等有钱偿还，再将名片取回，留待下次再用。窘极之时，他甚至把自己常用的名、号印章都质典掉。
萧蜕60诞辰，堂上撰作了自己一副寿联：“醉里一陶然，老我相羊频中圣；儒冠徒饿死，生儿不像始称贤。”贫困，牢骚，充溢字里行间。
萧蜕看重名节，但与那些争名夺利的浮夸之徒不可同日而语。他的儿女亲家赵古泥也是苏州书法篆刻的名家，特意为他刻了一方“江南第一书家”闲章，萧认为过誉，不肯用，赵又刻了“虞山第一书家”印章给他，他仍旧认为过誉而不用。他的名号特别多，早年名守忠、嶙、敬则，后改为蜕，字中孚、蜕公，号退闇，别署有寒寒叟、蜕翁、退庵、太黯、黯叟、听松庵行者、旋闻室主等。学佛后，又取法名慧脱、本无等，晚号罪松老人、南园老人、苦绿、褐之等，因耳聋，又号聩斋等等。弟子问他为什么取了这么多的名号，他说为了“不求人知”。可是越如此，萧蜕的“虞山第一书家”、“江南大书家”的名气在吴地越加响亮。
萧蜕以上这些品性，一般研究萧蜕者大多知道。可萧蜕对某些涉世未深的青年，怀有督责之情，则鲜为人知了。萧蜕撰写过这样一副篆书对联：“魏子洛中金蛱蝶，徐公天上石麒麟。”（见26页彩图）
联语以“魏子”和“石麒麟”比喻对联受赠人王孟嘉。魏子就是北齐的魏收，任中书令兼著作郞时，奉诏编纂《魏书》，修史本是严肃的事情，魏收却凭个人好恶行事，一部《魏书》被称为“秽史”，洛中人都称魏收为“惊蛱蝶”。徐公，南朝陈文学家徐陵，幼小时，宝志和尚称他为“天上石麒麟。”粗粗读去，联语是对王骥的褒扬，但仔细体味，督责与提醒的意味立现。王孟嘉，吴江黎里人，当时年仅26岁，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教育系，当时正居家养晦，黎里、上海、苏州三地轮流居住，以书画自娱。交往一段时日之后，萧蜕觉得应当提醒点什么，于是拟写了上述对联。萧蜕将“惊蛱蝶”，改作“金蛱蝶”，原文“惊”，惊恐、怪异的意思，改成“金”，增加了美的姿容，然而，蛱蝶毕竟不是庄重之辈，岂能长此以往立身行事？
萧一生喜茶好酒，信佛而不戒酒肉，清贫自守。自知不能兼济天下，于是就独善其身。晚年居苏州南园，深自韬晦，不与达官显贵酬答，拒见慕名来访。新中国成立，萧蜕已经年逾古稀，为安排他的晚年生活，政府聘他为苏州文管会委员，又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觉得无功不受禄，力辞不就，后经多方解释，才以感恩之心接受下来。
（作者单位：吴江柳亚子纪念馆）
【资料来源】昆仑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