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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书法大家张伯英
文章来源：邸永君
书界尽知，东汉时，有书法家张芝，字伯英，颇擅章草，有“草圣”之誉。而两千年后，又有书法大家名张伯英者横空出世，名扬四海，与草圣古今辉映，堪称书界佳话也。伯英先生长期卜居北京西城，并仙逝于兹。三年前，应西城文史学会之请，永君特为前贤伯英先生作传。此乃本文之由来也。
张伯英，谱名启让，字勺圃，一字少溥，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斋名远山楼、小来禽馆，门人后学尊称为勺翁。著名书法家、金石鉴赏与收藏家、诗人、学者。祖籍浙江绍兴，明嘉靖年间，伯英十二世祖张棋过江渡淮，以徐州铜山县风水上好，遂家焉。自后子孙繁衍，遂成望族。清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四日，伯英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三堡镇榆庄村。祖父名达。十岁便可五经皆成诵，为文援笔立就。嗜书，得颜平原遗意。成年，奋身军旅，亦未尝一日废书。文武兼备，德才具佳。父名仁广，纳赀为通判，分职东河，居河南三十年，调钱发物，一尘不染；善词章，尤喜书法，终生临池，手不释管。辛亥鼎革，遂不复仕，读书作字，终老乡里。伯英兄弟四人，其为长子。弟铭让、猷让、循让，皆有德才。因祖、父亲宦游在外，由母亲陈夫人持家。其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奉俭约，法肃辞严。以全力支持诸子入学，日日督促，耳提面命。伯英生有异禀，幼承庭训，读书成瘾，写字有癖，弱冠时诗文、书法便已崭露头角。十岁时，临写颜鲁公《勤礼碑》已有初具气象，深得长辈嘉许。其叔张从仁与之年龄相若，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当地名士徐葵南先生。葵南幼子徐树铮与伯英同窗伴读，相交甚恰。此外，伯英曾受教于精擅书画的外叔祖陈逊齐，因而于丹青金石领域打下坚实基础。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丙戌科探花、翰林院编修、金坛人冯煦应徐州知府桂履真之聘，出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伯英时年十七，从冯煦太史游，为入室弟子，颇得激赏，被誉为后起之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科”乡试，张从仁与伯英同赴南京应试，叔侄同科中举，传为一时佳话。是年，张氏叔侄为维持生计，开馆授徒，知府桂履真召伯英赴彭城，掌徐州府学教席。授业之暇，常于槐下读书，怡怡如也。宣统三年（1911年），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此前徐树铮得北洋新军主将段祺瑞赏识，保送日本学习军事并学成归国，于南京在祺瑞麾下任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伯英得与树铮同寓，朝夕共处。后伯英曾南游广州，复返南京设馆数年。
民国肇基，北洋系崛起。至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以早年同窗之文采高华，特聘为秘书，伯英遂北上来京，公务之余，兼任徐树铮所办北平正志学校教习，教授国学及书法。经六易住所，最终卜居于北京西城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号。以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又因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之语，故取斋号为“小来禽馆”。复因处明相李东阳（西涯）旧居李公桥之东，乃以“东涯老屋”命室名，自兹书法作品始有“东涯老人”之署。此宅虽非标准四合院布局，然庭院丁香及海棠枝叶掩映，馨香醉人；枣树树株，果实累累，流连其中，颇为幽静。尽管地势低洼，逢雨积水，伯英却随遇而安，亲书“何陋之有，且住为佳”8字于院门，遂成京城一景。
1924年，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伯英任国府副秘书长。一时政府公文，多出其手。行文简洁，遣辞正雅，底蕴醇厚，气势雄浑，纵贯古今，时人有“文胆”之誉。翌年隆冬，北风萧杀，京华奇寒。12月30日，从直隶廊坊传来噩耗，同窗挚友徐树铮被冯玉祥部下刺杀，对伯英刺激甚大；1926年，段祺瑞又制造“三•一八”惨案，于执政府门前枪杀和平请愿学生，举世哗然，群情激愤。伯英个性耿介，目睹政坛黑暗，心恢意冷，毅然辞去公职，并决意永不涉足官场。于“小来禽馆”中深居简出，靠鬻字、卖画、治印以维持生计。时与海内名家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文来书往，探讨学问，切磋技艺，聊慰悲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陷落，伯英虽贫病交加，生活清苦，仍坚守民族气节，隐居不出，闭门谢客，读书不已，墨耕不辍。日寇为行“以华制华”之策，以重金高位诱使前清遗老和北洋系下野大员出山，敌伪要人王克敏三次登门邀约伯英出山，最后一次竟致面红耳赤。王克敏忿忿然曰：“纵是诸葛亮，我已三顾茅庐，兄亦当出山也！”伯英答曰：“我自知无诸葛亮之才，然愿仿诸葛亮之德也。”并从此慨然与王克敏绝交，以保名节。堪称穷且益坚，岁寒松柏。且多次致书提醒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云生毋事倭寇，遗骂千古。日人一直觊觎我国古董法帖，当得知伯英手中藏有王右军《十七帖》馆本后，曾欲以两万银元购买，伯英不为所动，一口回绝。并支持长孙儒和参军御敌。后儒和效力疆场，负伤立功，兵退台岛，升任“中将”。在其督责下，诸子诸孙皆激流勇进，各显风流。
伯英虽身处江湖之远，但自有原则。尽管与前清遗老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但却力主共和，反对帝制，终生抱改良理念，却不合时宜，难以伸展。1949年1月14日（戊子年腊月十六日），伯英病逝于北平小来禽馆寓所。惊闻噩耗，挚友齐白石老人于《阅帖杂咏》册后题诗致哀曰：“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以聊表对伯英先生的缅怀敬慕之情。
伯英终生酷爱书法，初习颜体，再学魏碑，临池不辍，卓然成家。明清以降，徐州书界群星璀璨，世人有“彭城书派”之目。其素来以北碑为宗，方劲古拙，蔚为风尚。伯英承彭城书统，植根汉魂而化以苏、黄，笔力凝重。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正而具洒脱韵致，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紧凑严密，筋骨毅然。行书朴质秀逸，古拙自然，收夺人心魄之效。行草书亦能见其刚劲风骨。深厚功力出之于传统，行之于独创。遂将彭城书体大张于世，成为彭城书派接续前贤之盟主。后又受康有为、包世臣等金石学派影响，精习《龙门二十品》、《张玄墓志》等北碑，骨格凛然，超凡拔萃。下笔万毫齐力，圆满峻发，点画所到之处，极具朝揖相让之法。笔笔中实，字字气满，凝重含蓄，既不泥古，亦不媚今，富于创新，又甚有法度。伯英行楷造诣最高，朴实秀逸，古拙自然；任情挥洒，意度高远。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书名，便是由孙中山、蔡元培和张伯英题写。因甚得金石三昧，故兼擅篆隶。尤擅书写碑志，轻车熟路，成竹在胸。数百字大楷可不用划线，一气呵成，而谋局定法，布字分行，莫不恰到好处。古语云，字如其人。伯英性耿介，重操守，其墨宝颇为时人所敬，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矫然突出，世人称赞。清末民初，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至今，北京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等牌匾，便出自伯英字之手，至今依然高悬门楣之上。
伯英收藏法书名拓之真鉴，得力于对书法的精深理解与身体力行。先生早岁正书曾学颜鲁公，后又以北碑为主，然并无扬碑抑帖之偏颇。楷书功力尤深，北魏唐楷冶为一炉，最为时人所重。关于其书法造诣，启功先生曾有中的之评曰：“点画沉着，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警勺翁于书艺之功，如熔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矣。”当年伯英每日临写龙门造像之精品，书写若干则札为一束，放置床下。友人建议出售，伯英坚称不可。后来北邙魏志出土愈多，精美又过于龙门，伯英又终日摹写。因其书碑之名远播，求写墓志者络绎不绝，市场上多有伯英所书墓志拓本。启功于厂肆得见，初以为乃新出土之物，见得款字，方知乃伯英所书，大为钦服， 不禁赞之曰：“可见北朝书家的八法之妙，已融于先生指间矣。”并拜其门下，得其真传，成为书法大家。
伯英不仅是书法家，且是博古通今之鸿儒学者。不仅能诗，而且擅文，清新俊逸，文笔老到，表现出深湛的学养。伯英诗文，风格清新俊逸。诗以七言居多，内容颇广。晚年思乡之情尤切，诗中多离绪乡愁，读之令人感慨。代表作有五言诗《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七言诗《和汉云山楼共话》、《又中秋》，诗中洋溢着真挚感情，一片至诚。伯英对桑梓之眷念，不仅倾注于诗文，尚表现在对乡邑文献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刊布等项工作中。徐州博物馆藏“阎尔梅行书七绝”条幅，即为伯英收藏并由其后人捐献之珍品。
伯英亦曾对方志编纂倾注心力。卷帙浩繁的《黑龙江志稿》即由伯英主编。1929年11月，应黑龙江省长万福麟之聘，伯英赴齐齐哈尔任黑龙江通志局总纂。伯英遂邀请张从仁、徐东侨、杨秉彝、孙宣、黄维翰等铜山同乡与黑省人士共襄是举。黑龙江通志的纂修，开始由清末黑龙江将军恩泽主持筹划，后因庚子赔款八国联军之役而中止。伯英到任后，与诸同人戮力同心，商定范例，设计志目，计有地理、经政、物产、财赋、学校、武备、交涉、交通、官职、选举、人物、其它等共12目。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后，志局迁往北平，在齐齐哈尔设分纂室。“9.18事变”后，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分纂室资料及已成志稿被焚毁。此时恰值伯英在病中，修志工作受到一度大受影响。幸有张从仁、徐东桥等于危难中坚守岗位，日夜辑纂，至1932年汇成全稿，共62卷，约140万字，定名为《黑龙江志稿》，另有《黑龙江大事志》4卷、舆图一册。由离任在北平的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出资付印，第二年6月印制完工，省志乃成。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详备。志稿成书，辛伯英却积劳成疾，偃卧病榻，经岁不起，心力之耗损可见一斑。此外，伯英亦颇留心于桑梓文献，搜集颇为勤苦。而最堪称道者，乃刊印《徐州续诗征》。早在清末，徐州知府桂中行曾编印《徐州诗征》。该书成书匆促，颇有遗珠之憾。四十年后，伯英不辞辛苦，广泛搜集编印《徐州诗征》，既补全前书，尚使新秀佳作面世。1935年夏末发行，计22卷，皇皇巨编，成地方文献之硕果。伯英最景仰清初“徐州二遗民”万年少与阎古古二位先贤，热忱搜集其诗画墨迹，珍藏并刊布。徐州境内汉画像石有丰富遗存，伯英深知汉画像石之宝贵，曾以两百银元购得睢宁双沟画像石十面，运至马市街店中保存，并取斋名曰“汉石堂”。后由其次子张恺慈先生将家藏汉画像石全部捐献国家。
伯英亦精于碑帖评鉴，辨析真赝百不爽一，素为学者所推崇。为弘扬国粹，鉴于碑帖学赓继乏人，几成绝响，遂撰著《法书提要》，其书共七卷，洋洋百数十万言，仿四库提要之例，列举自宋至清帖刻512种，穷源别流，析论优劣，为我国当代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
伯英博学好古，尤其于书法、金石、字帖的赏鉴造诣极深，在鉴赏和收藏界享有极高声望，名贯京师。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伯英慧眼识珠，极力购藏并保护之。最为世人称道者，当属伯英当年购藏王右军《此事帖》和《十七帖》之佳话雅举。
右军之《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郁冈斋帖》和《经训堂帖》等法帖合集，钤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等数印，暨黄庭坚、黄伯思诸家赏款。明•吴宽题跋云：“右军此帖所存仅二十字，亦盖尝入金源御府，章宗数印犹灿然楮墨间，签题亦其手笔，信可宝也。”明•陈绎亦尝有云：“右军《此事帖》三行，笔如游龙，所谓笔书也。”书圣羲之真迹， 自唐之后便片纸只字无存，后人只得从唐人摹本中领略神采。此帖乃唐代摹本，舒展大方，行笔流便，雍容酣畅，欹侧萧散，真瑰宝也。而《十七帖》则更是珍贵，书界素以《集字圣教序》《兰亭序》与《十七帖》为右军书法宝中之宝，世无异论。《十七帖》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种，多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抚者，源远流正，为王书中最为可信者。其书法精绝，历来奉为草书圭臬，乃历代习写草书之范本。唐•张彦远、宋•黄伯思皆曾将《十七帖》称之为“逸少书中之龙”；宋大儒朱熹评价云：“《十七帖》玩其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为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者。”明方孝孺更盛赞“此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园劲于浮动，其起止屈折，如天道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可见其地位之突兀也。
《十七帖》历来刻本甚多，不下百种，伯英所得原藏内府，于民国六年(1917年)流出。伯英慧眼独具，购之于京师隆福寺书肆。帖末载跋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二十字，乃唐太宗从王书尺牍选取优者，宸笔助学，颁布天下而写，由此更可知《十七帖》之珍。启功先生感慨地说：“如此枣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鉴，山阴面目，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伯英之父仁广公亦颇精鉴赏，于京师小住时见到此帖，大为赏爱，日夕展玩，遂作赞语云：“荡天门，跳龙卧虎，赫矣有唐，冠其书府，举世宗传，兰亭定武，我疑晚出，依托非古，百三十行，以贻周抚，山阴几，千龄犹睹，传摹逾千，莫此本伍，升元淳化，尔所孳乳，翰墨之皇，法帖之祖。”赞后又跋之云：“《十七帖》经褚河南审定右军第一奇迹，而佳刻独少，《郁冈》、《来禽》所摹勒皆魏道辅本，其文不全，书亦佻薄，包慎伯入多尖锋出多挫锋，转折僵削之评当矣。但真馆本不尔，惜慎翁不曾见。近世所传，以姜苇间本最古，犹在此下，是吴文定故物，张子明跋语致佳，亦胜姜本诸题。儿伯英得之，晴窗展阅，老眼为明，病不能书者七年矣，为之赞，命伯英录附卷后，戊午三月六日铜山张仁广识。”称赏之意溢于言表。张伯得《十七帖》后七年，又得到清代名家包世臣《十七帖疏证》手稿，遂于1927年将右军二帖附世臣手稿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右军书范》，遂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后因世事变迁，战火连绵，此书已存世无多，因而弥足珍贵。1978年，伯英之孙如禾于台湾将其复印出版，并请民国元老、著名书家于右任先生题签，至此伯英先生之泽又得大张。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亦刊行《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卷首钤“铜山张氏小来禽馆”篆印，乃伯英慧眼之珠之见证也。
伯英能于民间得识书圣二帖，虽属偶然，但决定因素乃其学识与鉴赏能力。启功先生在《张伯英书法集》序言中赞道：“物聚所好，前贤早有明言，法书名拓，每聚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因缘又其次也。”
伯英以高品名世，以才华立身，因仰慕而投入其门之弟子甚众。伯英则循循善诱，成就者多。入室弟子中，以启功、孙方等人最为著名。诸弟子继其志，传其艺，海内共仰，足见伯英书法后继有人也。门人启功曾撰文回忆乃师云：“先生仙逝已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不乏自谦之语，然以启功先生于书界大名高品，足以表明乃得伯英书法真髓且融会、综合、升华其特色者也。伯英先生地下有知，可含笑九泉矣。
伯英年十九，迎娶铜山缙绅崔弼均之女右铭，夫妻同庚，感情甚笃。右铭能诗善画，且精于装治碑刻拓本。婚后，得长子寿慈、长女慈慧、次子恺慈、不幸于生次女慈勤后染病不治，撒手人寰。伯英痛失爱妻，曾作《崔敬宜传》以寄哀情。四年后，续娶段端书。得三女慈祺、四女慈融、五女慈荃、三子宇慈。时至今日，伯英后人瓜瓞绵延，遍布海内外，足可发伯英潜德幽光于当世也。
【资料来源】：转自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