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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尴尬的盛名文/赵润田
上图：1932年9月15日，伪满洲“总理”郑孝胥与日本“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为自己的汉奸行径再添一笔
郑孝胥之“留名”，在于他做了汉奸。假设他保住晚节，不去天寒地冻的东北当什么伪满朝廷的“总理大臣”，人们想起他的时候，更加会佩服其书法成就和满腹学问。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郑孝胥终究是货真价实地做了伪总理大臣，于是，他的“名声”连不怎么钟爱书法的人也知道中国近代有他这么一号。
有人把民国时期书法划分为五个流派，郑孝胥是其中一个流派的创始者，其书法地位可想而知。这五个流派：吴昌硕的“吴派”、康有为的“康派”、于右任的“于派”、郑孝胥的“郑派”和李瑞清的“李派”。其中，康有为是保皇党死硬分子，于右任则是国民党元老，但谁也不像郑孝胥那样令人唾弃。康有为后半生自然是走上倒退道路，他以后即使也保皇，终竟不能掩其煌煌盛名，并且，他没有跑到东北去进入溥仪伪政权。于右任的政治作为一直有点像温吞水，但不妨碍他始终受着人们的普遍尊重。郑孝胥就不一样了，他是处心积虑地投靠日本人扶持的溥仪伪政权，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投靠日寇，加入伪政权，是郑孝胥一生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他与日本关东军上层人物广泛接触，溥仪小朝廷在东三省的影响，都成为郑孝胥书法声名鹊起的强力借助。一时，东三省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甚至商店的字号到处可见郑的手笔。通过“外交”途径，他的字还漂洋过海，传至日本和韩国，在异域引出不少追慕者。
这里，我们怎么也绕不开由字及人的评说，这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传统，自有其道理在。“字如其人”的老话是不应该作简单理解的，字不见得如其人的外在形象，但与其人的心理状态、性情密码总是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性。郑氏的字里字外，透着一番得意，其单字无不呈上肥下瘦、上密下疏、左舒右展、长袖善舞之态，此亦其人乎？ 作为清朝最后的臣子，郑孝胥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总是以依赖外国势力为基本思路。他也是改革派，但他是往卖国上改。有人问他何以强国，他以二字相答，曰“借款”。他的“道理”是外国人借款给我，他穷了，我富了。其实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钱给你，你不付出点代价，行吗？
这代价，就是卖国。
辛亥革命后，郑氏以遗老蛰居于沪上。那阵子他以鬻书为生，与唐涉江等组成“丽泽文社”，以文会友，书名日增。后又开创“有恒心字社”，以课诸旧家子弟，不再四出宦游，他的书法倒是得以更加纯熟。这一时期，大多数前清遗臣已看清天下大势，即便思想守旧，而对重回旧日已不抱希望，但郑氏不然，他绝不甘于寂寞，不会就守在书斋里度日，所以，他后来奉溥仪命在天津一住七年，与日本人反复接触，为清廷复辟做种种准备。
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郑孝胥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劝说溥仪前往满洲，他则出面与日方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并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至此，郑孝胥的卖国之策进入实质性的落地生根。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郑与自己的关系，犹如当年的荣禄与慈禧，足见当年的溥仪对他的倚重。
郑孝胥曾有个著名的“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当然，他所说的“共产”是指国民革命。用溥仪的话来说：“他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
当然，后来日本人又把他一脚踢开，正是因为他不单单依靠日本，而且还期望与欧美勾结，而那样，就会干扰日本独吞中国的计划。正因为他手中还握着投靠欧美的底牌，所以有时对日本人显得不那么服帖，终于使自己于1935年5月失势。三年之后，1938年，他在长春走到生命尽头。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暴病”，一说为日本人毒杀。他被葬于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七间房村。生于东南，宦游湘粤，卖身东北，汉奸之名永远地凝冻在他身上了。
单以一人之得失而论，郑孝胥实在是得不偿失，一入泥淖，人们对他个人才华的评价不能不受牵累。清末民初的文士中，他在书法方面是立门创派的，追随者很多。郑孝胥的弟子极多，为人所熟知的徐志摩、林语堂、曹聚仁等文化名人，都曾列其门下。此外，他绝不是只会吟诗作书的书呆子，他极有经济头脑，又有实际干才，曾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后又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时，曾创立边防武建军，对固边起了相当作用。他又是个会把自己的财产盘活的人，在上海入股商务印书馆，在天津投资启新洋灰公司和天津中原公司，还入股办过《世界诚报》，是好几家大公司的董事。
你不能说他缺少才干、不能说他天赋不足、不能说他没有主见、不能说他一味守旧，也不能说他一事无成，甚至不能说他生不逢时——实际上，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各种人才竞相展示的大舞台，他什么都具备了，只是在一点上，然而正是最重要的一点上，他的人生走进一个拐点，这个“点”却是一个原则，是秦桧和岳飞的分水岭。顺带说一下，秦桧也是很有才的，所谓“宋体”字，据说就是他创出来的，后来的人们用其字而不以“秦体”称之，也算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
人品坏了，再高的技艺也徒劳。郑孝胥的尴尬也在于此。清亡后他寄居上海十三年，虽由“帝师”而变为布衣，但崇拜他的造访者、求字者络绎不绝，甚至像康有为、吴昌硕那样的前辈宿儒都亲登其门。但当他委身日寇豢养的伪政权后，诗坛、书坛都耻于与之为伍，甚至旧时的铁杆好友陈衍、昌广生等都与他断然绝交。
郑孝胥有一部日记，起自光绪八年，止于民国二十七年，计56年。这部书，算是郑氏留在人间的特殊的有用之物。
（赵润田：文化学者，近作《乱世熏风——民国书法风度》近日入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的“2015中国好书”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