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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
鲁迅《赠邬其山先生书》(1931年)
释文：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款署：辛未初春，书请邬其山仁兄教正。鲁迅。
邬其山，
即内山完造，日本人，1913 年来华，在上海开设内
山书店。1927年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
鲁迅《行书偈语》纸本行书 24×20cm 匡时2015秋拍
释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佛经，立地杀人。
款署：鲁迅。
匡时2015秋季拍卖会 畅怀——历代书法夜场 0824 号拍品信息
估 价：800000~1000000
成交价：RMB 3,047,500
备注：清水安三旧藏并题盒。清水安三(ShimizuYasuzo，1891—1988)，出生于日本滋贺县，著名教育家。1917年来华，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在北京期间，清水安三跟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文化名人交往频繁。
附录：《鲁迅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科学研究与教学)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佛经，立地杀人
鲁迅
上述连署名在内总共十八个毛笔字书于24×20cm的色纸之上，后装裱成日式条幅，并配有长型木盒，木盒盒盖内又书有如下毛笔字：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
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安三”即日本人清水安三，木盒盒盖内的这段话应出自他本人手笔，而“七十七”当为他77岁时所书。“添四个字”即“朝花夕拾”，鲁迅回忆性散文集的书名。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日式条幅上署名“鲁迅”的这16个毛笔字是他称之为“故人”的“周树人先生真笔”，这幅“真笔”是鲁迅书赠于他清水安三的。
这就需要梳理清水安三与鲁迅的关系了。清水安三(1891-1988)并非等闲之辈。他是基督教徒。1917年他以唐朝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为榜样，由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派遣，以宣教师(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沈阳。1919年移居北京，进入大日本支那语同学会学习中文。1921年与夫人一起在北京创办“崇贞平民工读女学校”(后改名“崇贞学园”)。清水安三同情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参与日文《北京周报》的撰稿与约稿。正是在北京期间，他与日文《北京周报》的二位作者即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结识并开始交往。
清水安三结识鲁迅的时间，有1921年和1922年的不同说法。(1)但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俩1921年的日记均无关于清水安三的明确记载。而按照清水安三晚年的回忆，他首次与鲁迅见面还有点戏剧性：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访鲁迅时的情景。严格地说，当时我不是专程去拜访鲁迅而是去拜访周作人的。可是，当时不知是因为我没人介绍单独去的缘故呢，还是周作人真的不在家，反正我被中国人惯用的“没在家”这一挡箭牌挡住了，吃了闭门羹。……尽管被告知周作人没在家，但我还是再三恳求听差的，说只要给我五分钟就行，请他一定行个方便。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2)
可惜的是，鲁迅1922年的日记至今不知下落，无法将清水的回忆与日记的记载进行印证。我们只能先从周作人日记中去寻找清水安三的踪迹。清水安三首次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是在1922年4月10日，“清水君偕渡边藤田二君来访”。此后，“清水君”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或“清水君来”，或友朋宴聚，或周作人“至清水君宅”，其间鲁迅会不会有时也参与呢？该年7月1日，清水安三还到八道湾周宅小住，次日由周作人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和清水安三一同离京，因北京东站“无车复归”，至3日方始送成。10月5日周作人日记又记云：“晚丸山、永持、清水三君来会餐，旧中秋”。1922年有闰五月，10月5日才是中秋节，那么当晚鲁迅一定也在家，与周作人和清水安三等人一并“会餐”赏月吧？由此或也可知，周氏兄弟当时与清水安三的联系还是较为频繁的。
清水安三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现存鲁迅日记中是1923年1月20日，该日鲁迅日记记云：“晚爱罗先珂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也来”。而同日周作人日记则记云：“晚邀今村、丸山、清水、井上诸君会食，共八人，十时半始散”。两段日记互相对照补充，才构成当晚欢宴的全景，出席的八个人也一一落实。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周氏兄弟确实与清水安三共宴畅叙了。但就在京时期总体而言，清水安三与周作人的关系似更为密切，如周作人该年3月14日“至东总布胡同访清水君”、5月12日“午至东华饭店”与张凤举、徐耀辰、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共同宴请清水等日本友人，鲁迅均不在场。
鲁迅日记中第二次出现清水安三的名字已到了该年8月1日，这时鲁迅已与周作人失和，准备迁出八道湾。这次见面鲁迅日记中这样记载：“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鲁迅一问不喜喝咖啡，这次与清水在咖啡馆小坐，一定有什么事要谈。果然，55年以后，清水安三在东京对来访的鲁迅研究专家唐弢作了如下的回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鲁迅在日记里记着在伊东寓所遇见我，同至咖啡馆小坐，因为要搬家，借车子。我认识一个叫副本的海关税员，是大山郁夫的弟弟，他有汽车。第二天搬家，弟兄俩闹翻了。……后来从砖塔胡同搬到西三条，也是我给借的车子。(3)
可见清水安三还无意中介入了周氏兄弟失和后鲁迅迁居事宜。清水安三最后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1924年5月7日，是日“下午清水安三君来，不值”。也就是说鲁迅不在家，失之交臂了。
尽管清水安三在现存鲁迅日记上总共只出现了三次，但他对鲁迅一直十分尊敬和推重。早在1922年11月24、25和27日，他就以“如石生”的笔名在日本《读卖新闻》“支那的新人”专栏连载《周三人》一文，介绍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他对鲁迅的评价不吝赞美之词：
盲诗人爱罗先珂(Eroshenko)推崇周树人为中国作家第一人，我也持这种观点。正当上海文士青社的每个人都在就《聊斋》中那些未写好的故事随随便便写文章的时候，发表了唯一称得上是创作作品的人，实际上就是周树人。(4)
这是继青木正儿之后，日本学者第二次向本国介绍鲁迅其人其文，仅凭这一点，清水安三就功不可没。直到晚年，清水安三还接连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1967年)、《回忆鲁迅》(1968年)、《怀念鲁迅》(1976年)等文，以及在1979年会见唐弢时追忆鲁迅，尽管有些细节有所出入，清水深情缅怀当年与鲁迅的交谊却是一以贯之，他强调：“我认识很多中国人，但是象鲁迅那样平易近人、善解人意、谈笑风生、见识高深的人还未曾遇见过”。(5)
清水安三与鲁迅之间既然有着这样的渊源关系，那么，鲁迅曾经书赠清水字幅就是完全可以想见的，是情理中事。事实上，已有不止一位中国学者提到清水珍藏着鲁迅的书法作品。李明非是这样说的：“鲁迅在日记中记载着清水安三的名字，他曾多次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赠与清水先生”。(6)闻黎明也说过：“清水先生非常敬仰鲁迅，一直珍藏着鲁迅送给他的书法作品”。(7)李说是“多次”，闻说则未涉及次数，但不管是一次还是多次书赠，他们对鲁迅赠送清水安三书法作品的具体内容，均语焉不详。
唯一的一次公开披露鲁迅写给清水安三书法作品具体内容的文章出现在1996年。该年日本《从地球的一点开始》(又可译作《来自地球的一角》)第92、93期合刊发表日本学者饭田吉郎的《由鲁迅的一张明信片想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文。很快，北京《鲁迅研究月刊》96年11月号又刊出李思乐《鲁迅寄给清水安三的一张明信片》一文，文中全文转录了饭田此文的日文全文和中译全文并略加评说。鲁迅曾给清水安三写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这四句16个毛笔字一事由此遂为日中读者所知，虽然并未引起中国鲁迅研究界足够的关注。
饭田吉郎(1922—)编纂有《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1908—1945)》，1959年2月由日本汲古书院初版，1991年2月出版增补版。此篇短文正是从编纂这部工具书的话题切入的，饭田说：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遇到了一些意外的、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一件是无意中得到了鲁迅(1881—1936)寄给清水安三(1891—1964)的一张明信片。……
这张明信片的寄出人署名是鲁迅，收信人是“上海市徐家汇清水安三先生”。是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的，无日期，邮戳也模糊不清。因此，不能判定寄出的日期。因这明信片在《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中都未收录，以致鲁迅究竟什么时候写了这张明信片，则无从知晓。
鲁迅在这张明信片上写了以下四句话十六个字，因在明信片的正面有鲁迅写的“应需回信”字样，看来很可能是受清水的请求而写的复信：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佛教，立地杀人。
意思是说，“如果放下屠刀，立地便可成佛。如果放下佛教，立地便可杀人”。(8)
这几段文字公开报道了鲁迅曾经书赠清水安三这16个毛笔字，值得肯定。遗憾的是，其中也存在种种疑点，容易产生误解，有必要略加辨析。首先，饭田并未提供这四句16个字的照片，以至我们难以判断是否真的书于“明信片”上(日文“葉書”，一般译为“明信片”，但也可视为“色纸”)。其次，饭田并未告诉我们他具体是什么时候“无意中得到”(或“找到”)鲁迅这张“明信片”的。第三，饭田在抄录这四句16个毛笔字时，竟然两次把“放下佛经”抄错，抄成“放下佛教”。“放下佛经”，是通顺的、形象的，“放下佛教”，就不通了。如果“明信片”确在他手头，按理不应该犯这种错误。这还不包括已为李思乐一文所指出的，饭田在介绍清水生平时把清水的卒年也写错了。
五四以后，留洋回国的文化人通信使用明信片不少，但鲁迅致信友人，一般不大使用明信片。查《鲁迅手稿全集?书信》，仅见1919年1月31日致钱玄同函和1926年9月11、13日致许广平函寥寥数通使用明信片而已，而前者是钱玄同先寄鲁迅明信片，鲁迅才以明信片答复老朋友。而且，清水安三向鲁迅索字固然完全有可能，但这四句16个字的内容似不象鲁迅“受清水的请求而写”，而更象是鲁迅主动选定写给信教(虽然不是佛教)的清水安三的。“应需回信”四字似也文理不通，不够礼貌，不象出之鲁迅之手。综上所述，我敢大胆推测，也许饭田吉郎撰写此篇短文时已届75岁高龄，记忆时有失误了？
不过，饭田吉郎至少见到过鲁迅书赠清水安三的这四句字幅，这一点应该无可怀疑。他所说的因为《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都未收录，鲁迅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写了这四句字幅，“则无从知晓”，也确实都是实情。当然，鲁迅为友人书写字幅，也有不写上款和不落款时间的，他写给清水安三的这四句字幅并非孤证。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传诵甚广的佛家语，宋释普济编《五灯会元》卷五十三：“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清文康撰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第廿一回中也有“从来说‘孽海茫茫，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句。此语明白晓畅，但含义十分丰富，既可理解成停止作恶，立成正果；也可解释为放下妄想、执念，就是佛。鲁迅对佛学深有研究，他自费印行《百喻经》，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佛家语，都是明证。所以为信教的清水安三书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他是信手拈来，不足为奇。至于“放下佛经，立地杀人”，自然是鲁迅的引申，不仅可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对应，或者有所针对，有具体所指，也未可知。当时谁在大念佛经？我想起1934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等联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9)鲁迅这四句16字会不会与此相关？如属实，那就颇具讽刺意味了。但只是一种猜测，有待进一步查考。
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早都已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讲，鲁迅为清水安三书写的这四句16字小幅的公之于世，实在是令人欣喜的。
注释：
(1)1921年结识说，参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与日本友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9页。1922年结识说，参见《清水安三年谱简编》，清水畏三编：《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4页；乐融：《清水安三为何推崇鲁迅》，《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春季号。
(2)清水安三：《回忆鲁迅》，清水畏三编：《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172—173页。
(3)唐弢：《清水安三会见记》，《唐弢近作》，重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07—208页。
(4)清水安三：《周三人》，日本《读卖新闻》，1922年11月24日，转引自清水畏三编：《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167—168页。
(5)清水安三：《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171页。
(6)李明非：《清水安三先生与中国：几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外国问题研究》1992年第3期。
(7)闻黎明：《序三从中国观点看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5页。
(8)转引自李思乐：《鲁迅寄给清水安三的一张明信片》，《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
(9)参见鲁迅：《难行和不信》，《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清水安三藏鲁迅手书佛偈
黄乔生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最近看到一件鲁迅手书四句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挂轴。此偈似曾见过。
原来，199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登载了李思乐的《由鲁迅的一张明信片想到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文，介绍的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饭田吉郎在《从地球的一点开始》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据饭田吉郎介绍，十六字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教，立地杀人”写在一张明信片上，寄信人是“鲁迅”，收信人是“上海市徐家汇?清水安三先生”，因为邮戳盖得太乱，不能确定写作时间。另外，在明信片的正面还有手书“应需回信”四字。
这次看到的鲁迅手书十六字偈(有署名，24×20cm)则是装裱成挂轴，并非饭田文中描述的明信片。友人推测，可能是珍藏者或他人将明信片背面揭裱制成挂轴。这样一来，饭田文中提到的明信片的“正面”就另藏他处或被丢弃了。这其实是很可惜的，我觉得清水先生不会如此毁掉原件。而且，挂轴手迹的尺寸比常见的明信片大得多，如果邮寄，须有一个信封，而非明信片。
因此，我推测这可能是另外一件鲁迅手迹。
挂轴装在一个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清水安三亲笔题识：“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1917年作为天主教神甫被派到中国传教，1920年在北京朝阳门外创立崇贞女子学园(曾名朝阳门中学，今陈经纶中学)，后曾在天桥附近创办救济院爱邻馆。他在北京期间，担任过日文《北京周报》记者，写了大量报道，把中国社会现状介绍给日本读者。他与鲁迅兄弟相识，曾到八道湾十一号周宅访问。鲁迅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水安三来访的记载。清水后来写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与鲁迅的交往，说他与鲁迅“交往甚密”，并自认为是“最初向日本介绍鲁迅的”。清水安三1946年回日本，创立了樱美林学园，1988年去世。他为鲁迅手迹挂轴写题记是在他77岁的1968年。
清水安三逝世五年后，饭田吉郎写了上述文章。对于这篇文章，中国研究者在介绍时已经指出一些讹误之处。例如，文中说清水安三逝世于1964年。假如不是笔误或印刷错误，很可以说明饭田与清水安三并不熟悉，其对明信片的知识可能得之于他人转述。笔者也看到挂轴与饭田介绍的明信片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明信片”上第三句是“放下佛教”，而挂轴上写作“放下佛经”。现行《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根据饭田的文章收录四句佛偈(第三句正是“放下佛教”)，命名为《题寄清水安三》，写作时间定为1923年。因为饭田的文章没有配发明信片图像，鲁迅文集似应将此偈中的“佛教”改为“佛经”。不过，挂轴也不能成为否定明信片存在的证据，我们期待明信片的出现。有一点是明了的：饭田或向他介绍明信片的人并没有见过挂轴上这幅手迹。如果他们见到了挂轴，文章就不会不介绍木盒盖内侧清水安三的题识。
不妨做这样的推测，鲁迅曾寄给清水安三写有四句佛偈的明信片，清水安三收到后，注上“应需回信”。回信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提出另写一幅字体较大者的请求。鲁迅满足了清水安三的要求，在行文中把“佛教”写成“佛经”。
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中，清水安三是一个重要人物。清水回忆说：“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的。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国，住了三年。以后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新文化运动诸大家中，清水与周作人过从甚密。有一次他去八道湾11号周宅拜访周作人不遇，正要离开，一位中年男子从厢房探出头来说：“如果您肯见我，请进来吧，我们谈谈。”进屋后清水才知道，这人是他早想拜见的鲁迅先生。1921年和1923年的鲁迅日记记载多次与清水的交往，如1923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清水说，鲁迅人格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讳”。清水曾将自己写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劝说清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鲁迅批评日本人的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清水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向人讲述这个情节。
鲁迅定居上海后，清水介绍日本人给鲁迅，其中包括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1931年是两人一生第二个密切交往期。5月6日，清水和增田涉一起拜访了鲁迅，几天后，鲁迅和增田涉回访清水于花园庄，共进晚餐。当年的鲁迅日记中不断有“清水君来并赠水果一筐”、“邀清水、增田二君饭”、“邀清水、增田、蕴如及广平往奥迪安大戏院观联华歌舞团歌舞”、“得清水君所寄复制浮世绘五枚”、“得清水君所赠刈田岳碛河底石所刻小地藏一枚”等记载。1931年11月清水回日本，鲁迅设宴送行。清水再来上海与鲁迅交往，是1935年11月6日，“清水三郎君见访并赠时钟一具。”此后的交往就很少了。
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续传灯录》卷第二十八《大鉴下第十六世?昭觉圆悟克勤禅师法嗣》：“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征集》卷一：“屠儿在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言改过为善之速也。”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
假如这幅手迹是真迹的话，我推测可能写于1931年前后。这一年鲁迅、内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见面交谈相当频繁。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据此写成《赠邬其山》(邬其山为内山完造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如果将这首诗浓缩一下，特别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鲁迅手书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鲁迅性格刚烈，坚持原则，厌恶社会上那些无特操者。上海时期，他的杂文中颇多此类人物形象，例如他曾批评戴季陶说：“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籍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在另一篇杂文中，他讽刺中国官场怪状说：“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鲁迅虽不信教，但对于信仰坚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怀敬佩，常致赞辞，无论其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他对基督教徒内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为他们日常笃信力行，不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无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五年级时读到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和尚的事迹，遂立志到中国传教，以回报鉴真和尚历尽磨难为日本带来佛教的恩德。他热爱中国，真心关切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尽力帮助普通民众摆脱苦难生活，不惧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抗争。他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的思想和文风。
清水安三喜欢鲁迅这一半抄录一半发挥的四句偈，请鲁迅书写，装裱珍藏，正在情理之中。
2015年12月5日凌晨在北京匡时秋拍“澄道——中国书法夜场”中，一件罕见的鲁迅书法作品以75万元起拍，经激烈竞价，最终大幅溢价，成交价远超此前的估值80万元。
这件书法拍品尺幅仅为20×24(厘米)，上有鲁迅先生手书四句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平均算下来，一个字约19万元。
鲁迅书法在民间极少流通，在收藏界可谓“凤毛麟角”。此前在2013年的嘉德秋拍中，鲁迅于1934年写给民国著名出版人、编辑家陶亢德的信函，拍出了655.5万元天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