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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笔纯任天机——陈献章的茅龙笔书
作者：朱万章
陈献章（1428-1500）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和书法家，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广东新会人，因长期居住于新会的白沙乡，故世称“白沙先生”。他是明正统十二年（1447）的举人。在成化十八年（1482）辟召至京，不肯就礼部试，遂乞为归养，诏特授翰林院检讨，自后累荐不起。
陈献章以心学、诗文擅名。其学以静为主，史称“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为宋明理学史承上启下、转变风气之重要人物，有《白沙子全集》行世。陈献章的诗名、书名均为心学所掩，所以现在人们谈起他的时候，往往忽略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实际上，在明代中期书坛上，陈献章所独创的茅龙笔书彰显了书法个性，一扫明初以来“馆阁体”书风的时弊，在明代书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陈献章尤长于草书，张翊谓其“能作古人数家字，束茅代笔，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游潜称其“书法得之于心，随笔点画，自成一家”，这些都反映出时人对陈献章书风的认识与评价。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墨迹可知，陈献章早年的墨迹，得晋人笔意，后学颜真卿、张旭，而植骨于欧阳询，并参用苏轼、米芾之法。因而其书风轩昂似北海，豪放似怀素，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体系。清人彭孙遹（1631-1700）有《陈白沙草书歌》咏其书艺，据此可见其书风一斑：“白沙先生名早闻，手执青山归白云。陈情上拟李令伯，讲学欲方吴聘君。晚年信手作大字，落笔纵横有奇致。何必规规王右军，淋漓时复成高寄。世人好古如好龙，可怜识见多雷同。岂知草圣固余技，相赏不在翰墨中。”
陈献章在《书说》里阐述了书学主张及“以书调性”的哲学思想：“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在这段简短的“书学宣言”中，可以看出陈献章追求的是一种“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当时“馆阁体”书风极为盛行的主流书坛，无疑具有划时代革命意义。
陈献章不满于明代以来“台阁体”（即馆阁体）所形成的呆板无个性、拘谨匀圆、甜熟萎靡的书风，肆意创革。这种创革不仅表现在上述书法理念的革新，更集中表现在书写工具的创新上，这种创新无疑为他的书法带来了生机，并因此在书坛上名垂青史。
据张诩《白沙先生行状》记载，陈献章“山居，笔或不给”，于是，他便选用山间丛生的茅草，择其七、八月间生长繁茂之时，经过选割、捣制、浸洗等流程，自制成毛笔，称为“茅龙”。这种笔行笔矫健，挺拔遒劲，自有一种毛笔所难以表现的古拙与不拘一格，世人谓之“茅龙笔书”。由于这种笔粗糙、没有笔锋，在书写时顿挫无度，反而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拙而愈巧”的艺术效果。艺术的创造有时候来源于一种偶然的因缘巧合，陈献章的茅龙笔书便是一例。
[明]陈献章 慈元庙碑 172×100cm 拓本 江门市博物馆藏
释文：慈元庙碑。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责者，君臣是也。予少读《宋史》，惜宋之君臣，当其盛时，无精一学问以诚其身，无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时措莫知，虽有程明道兄弟不见用于时。迹其所为，高不过汉唐之间。仰视三代以前，师傅一尊而王业盛，畎亩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后，惜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臣，任之弗专，邪议得以间之。大志弱而易挠，大义隐而弗彰，量敌玩雠，国计日非，往往坐失机会，卒不能成恢复之功。至于善恶不分，用舍倒置，刑赏失当，怨愤生祸，和议成而兵益衰，岁币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气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则不复惜，为之掩卷出涕，不忍复观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刘文靖广之以诗曰：『 王纲一紊国风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蓍龟万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恶于一言，决兴亡于万代，其天下国家治乱之符验欤？宋室播迁，慈元殿草创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陆丞相负少帝赴水死矣。元师退，张太傅复至崖山，遇慈元后问帝所在，恸哭曰：『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庙，以祀文相国、陆丞相、张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户部侍郎，前广东右布政华容刘公大厦行部至邑，与予泛舟崖门，吊慈元故址，始议立祠于大忠之上。邑著姓赵思仁请具土木，公许之。予赞其决，曰：『祠成，当为公记之。』未几，公去为都御史，修理黄河，委其事府通判顾君叔龙。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于有司，所以立大闲，愧颓俗，而辅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于祠中，使来者有所观感。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尚未堪笔砚，以有督府邓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东山作祠之意，久未闻于天下，力疾书之，愧其不能工也。南海病夫陈献章识。
从此卷的运笔及其书风看，可知其笔锋刚健，气韵拙朴，一种未被世俗所羁绊的洒脱盎然于笔下，显示出作者无拘无束的疏狂之气。晚清广东诗人、学者陈兰彬（1816-1895）称陈献章书法“下笔纯任天机”，从此卷可以看出，这种评价是极为吻合的。
《慈元庙碑》，在今新会古井镇官冲村慈元庙内。庙为纪念南宋杨太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而建，成于明弘治年间，陈献章亲撰《慈元庙碑》以纪其事。该碑行草书，碑成于弘治己未（1499），陈献章自谓“病初愈，尚未堪笔砚”，并自称“南海病夫”，次年即以病卒。因此此碑极有可能是其绝笔。该书行草相间，运笔谨严但不失其古拙之韵，行笔自然，笔锋犀利，虽为晚年带病之书，但仍是其平常作风，只是稍欠腕力。近代广东学者简朝亮（1851-1933）专门有一首《陈白沙慈元庙碑》诗咏之：“苍茫三百十年间，风雨茅龙出海山。碧玉楼高神有梦，黄陵庙古死无还。临江南渡方千里，定策东开第一关。问世何人先纵敌？骑驴客早泪痕斑。”该诗以“风雨茅龙”称之，体现出对《慈元庙碑》蕴涵的沧桑之感的嗟叹。
比陈献章稍晚的诗人王世贞（15 2 6 -1590）在评论陈氏的诗文时说：“公甫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于法与体及题之外者。”这段文字用来评论这两件书法作品，同样也是非常贴切的。陈献章茅龙书法的妙处也就在于超脱于法度之外，无法而至法。
陈献章的茅龙笔书在当时也有不少传人，其弟子湛若水（1466-1560）是其书风传承的代表。在陈氏故去一百多年后，广东新会籍学者、诗人胡方（1654-1727）亦以其书法为楷模研习，使其书风代代相传。作为陈氏书风的临习者，胡方有《白沙先生茅笔草书歌》诗谈到对陈献章茅龙笔书的认识：“先生书字如画梅，粗枯幹格妙舞回。又如山水写川陕，皴法矾头与乱柴。方丈刷扫擘窠体，缩作一寸半寸来。山中贫无买笔钱，烧松空有墨千枚。胡市此山原巨兔，氄毛昔错当蒿莱。拔归制作凭神明，去肤留骨渍蜃灰。红藤束缚坚且直，管者其苗锋者荄。葛陂竹杖龙变成，行时往往闻风雷。……龙鳞四周函绿水，仿佛富春严子滩。滩边也有钓鱼台，也有严子曾垂纶。垂纶岂独一处好，六回湾转六湖分。绿莎湖畔颇陂陀，沟塍隐映原畲田。”如果用“先生书字如画梅，粗枯幹格妙舞回”来形容上述两件茅龙笔书，同样也是非常恰当的。
陈献章自称“不要鍾王居我右，只传风雅到人间”，这种理念在当时正统派眼里可谓石破天惊，但却为陈献章的书艺带来了无限生机。他所首创的茅龙笔书不仅影响岭南，而且在明代书法史上可占一席之地。近代学者黄节（1873-1935）称其“风雨茅龙落笔奇，文章万古在南陲”，对其书法、文章均给予了肯定；当时对陈氏书法有“人争慕之，得其片纸宝之若金”之谓，其弟子湛若水、王渐逵、赵善鸣、邓翘、萧文明、梁储等均能传其衣钵，影响及于后世。今天，擅茅龙笔书者虽已成凤毛麟角，但白沙的“风雅”却流传下来，成为书坛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张新
敬告：以上资料转自《中华书画家》杂志2024年第3期 作者：朱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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