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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隆(1541-1605)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晚年又号鸿苞居士。鄞县(今属浙江)人。“有异才”,他比汤显祖出道早,才气大,据说他“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明史》)

    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颍上知县,转为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作《荒政考》,极写百姓灾伤困厄之苦,"以告当世,贻后来"。万历十二年(1584),因“淫纵”被小人诬陷,遭削籍罢官。屠隆为人豪放好客,纵情诗酒,所结交者多海内名士。晚年,遨游吴越间,寻山访道,说空谈玄,以卖文为生,怅悴而卒。

    诗文杂著有《白榆集》二十卷,《由拳集》二十三卷,及《鸿苞》、《考盘余事》、《游具雅编》、《缥湘对类》、《翰墨选注》、《鉅文》等,《四库总目》亦工曲,著有《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各一本,《曲录》并传于世。

    明代出才子,凡才子,皆风流,屠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风流,相当出格,非一般文人所能企及。坊间广为流传一则故事。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诗,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时在病中的屠隆。屠隆比汤显祖出道早,才气大,却风流成性。汤显祖的诗,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汤显祖这首“戏寄十绝”,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性病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汤既未感惊讶,也不认为奇怪。屠长卿风流出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撰稿:刘有林

屠 隆

七言草书律诗 可嘉扫描

参考资料:

屠隆:中国惟一的死于情寄之疡的风流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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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前,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时在病中的屠隆。明代出才子,凡才子,皆风流,屠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风流,相当出格,非一般文人所能企及。


屠隆(1543—1605),字纬真,一字长卿,浙江鄞县人。“生有异才”,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他比汤显祖出道早,才气大,据说他“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明史》)


在中国文学史上,汤显祖和屠隆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


不过,到了今天,知道汤者,尚有人在,而知道屠者,相当寥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学必须经得住长时间的考验,方称得上真正的不朽。可在万历年间,屠长卿的声名,大概要比汤显祖响亮一些;屠长卿的戏剧,也要比汤显祖卖座一些。


因为,屠长卿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聘着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他写戏主张“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甚至编过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类似现代话剧的本子,大家一听就懂,很受欢迎。看来,他写戏,深谙编剧门窍,懂得观众口味,几部传奇,如《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于是,“名大噪”起来。(见《明史》)


汤的戏,着意文笔的精粹,追求完美的境界,与屠的戏,风格迥异,志趣不一。尽管是文人戏,无论清雅或典丽,简洁或浓艳,虽曲高可并不和寡,深入浅出,雅俗咸宜,同样也具有不错的票房价值。他的《牡丹亭》、《邯郸记》,多用唐人诗句点缀,吻合得如同自家手笔,很让读者和观众情为之痴,意为之移,玩味不已,吟哦再三。不仅当时,“京华满城说《惊梦》”,数百年来,始终盛演不衰,真不知赚了世上痴男怨女的多少眼泪。


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绝非夸张的表述;不过,在肯定他的才华同时,也指出剧作本身的微疵:“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这便是诗人写戏的美中不足了,恐怕也是汤对屠这位编剧的行家里手,持礼敬态度的缘故。会演戏的写戏,和不会演戏的写戏,到底是有些差别的。莎士比亚,就曾作过剧团的三流演员,跑过龙套,休看不起这一点,正是这种对于舞台的实际体会,使他写的戏,总能紧紧攫住观众的心。


屠在当时能够略强于汤,就基于这种近乎科班出身的职业优势。但是,沈德符所说汤的“才情自足不朽”,却是汤在几百年后,能够远胜于屠的魅力所在。文学这东西,一时的输赢,定不了终身,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淘汰以后,才知道其是否具有久远的生命力。短期炒火的作家,瞬间泡沫的作品,像二踢脚,像钻天猴,刹那间的效果,很快就狗屁不是,烟消云散。余生也晚,仅这数十年间,所谓新时期的文学,多少响屁臭屁,让我们开了眼呀?可如今,那些狗屁制造者,仿佛都从人间蒸发,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了。


但是,镜头返回四百年前,时值万历,屠长卿却是一位真正的热点人物。


第一,他交游广,第二,他绯闻多,第三,常有是非尾随着他的屁股。因此,他是一个在官场,在文坛,在娱乐圈,在色情场合,不断制造头条新闻的风流才子。而最各色,最轰动的一次大玩闹,莫过于万历三十年中秋,他一手策划的“无遮大会”了。


闹后三年,他就死了。因此,这次会,也是他人生闭幕前的最后表演。


屠隆之心血来潮,之大张旗鼓,之惊世骇俗,之滑稽突梯,确实是破天荒的。折柬邀集菊坛名角,盛情敦请文林士子,专程相约新旧情好,软轿抬来香艳女流,相聚于乌石山邻霄台,连开三天三夜的“无遮大会”。呵,天哪,人家都认为屠先生疯了。可堪称闹中高手的他,有板有眼,有条不紊地将会议进行到底。这一年,他五十九岁,马上就是一甲子。中国人习惯做九不做十,自然是他的生日庆典了。于是,舟船车马,络绎不绝,驰者塞途,观者如堵。那场面之大,节目之多,招待之周到,宴席之丰盛,不能不佩服屠长卿的大手笔。


“无遮会”一词,原出佛经,有自由论坛之义。但这次会,说到底,是屠先生花钱赚吆喝,给自己找乐的超级堂会。因此,主题只有一个,看屠的戏,论屠的文,捧屠的场,喝屠的彩。除持请柬的七十多位有头有脸的人士,其余不请自来的,慕名而来的,凑热闹赶来的,图博一粲有所希冀迳来的,以及为表示自己存在不得不来的,无一不是大椽巨匠,名流高门,骚人墨客,俊才雅士,加在一起,总有数百人众。中国人最懂得逢场作戏的规矩,大家一律阿弥陀佛,口吐莲花,把屠捧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手舞足蹈,魂飞魄散,真所谓大开心,大畅快,大欢悦,大通泰,达到了死也无憾的境界。


政治家怕糊涂,更怕老糊涂。文学家则怕不清醒,尤其怕越老越不清醒。一些老前辈,老同志,老作家,老朋友,忽然间闹出很不清醒的名堂,进退失据,徒劳无功,出丑丢人,洋相十足,也是颇叫人啼笑皆非的。


消息传到“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的汤显祖那儿,这位“穷老蹭蹬”的义仍先生,也目瞪口呆,摇头不迭。尽管自惭弗如,但也不能不长叹一声,阁下,您可真能闹啊!虽然屠、汤二位,同为进士出身,同放外省知县,同升礼部主事,同被逐出国家机器;但无论为人,无论行事,敛约自重,清高自守的汤显祖,和恣情放纵,狂诞任性的屠长卿相比较,同命不同途,有着很不相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


那几天里,乌石山下,邻霄台上,唱和的文人学士,相好的名媛秀妇,助兴的僧道侠隐,帮衬的美娼俊童,如众星捧月似的围着这位大哥大,高谈阔论,吟诗作画,听曲饮酒,看戏论文,引吭高啸,踏青放歌,骑射蹴扑,浅酌低唱,足足那么一折腾,竟成为文坛另类的一次嘉年华盛会。弄得四邻不安,上下惊动,官府警惧,州县戒备,连远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也终于琢磨不透,他的朋友所为何来了。


但是要能钻进屠隆的内心世界,也许就不忍苛责了。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再有一千天,三年以后就呜呼哀哉,但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患的在明朝绝对是百分百的不治之症,正一天比一天地促使他更接近死神。因此,爱抢镜头,爱出风头,爱搞声势,爱闹名堂的屠长卿,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鸦片,给他以强刺激。一般来说,凡热烈的掌声,捧场的词语,谄媚的笑脸,悦耳的马屁,对需要者而言,会起到伟哥或者摇头丸的兴奋作用。


所以,他举办这次“无遮大会”,肯定是预感到苦日无多,利用自己尚有力气,犹有资本的有限日子里,作一次告别仪式;肯定是趁活着还有口气,先给自己开追悼会,省得死后听不到谀墓之词而遗憾的一次彩排。


这份良苦的用心,是作为纯文人的汤显祖,对于既是文人,更是文学活动家的屠长卿,不够充分理解的地方了。汤应该明白,一个穷其一生都在不停折腾地“闹”,一旦自己偃旗息鼓,周围鸦雀无声,岂不比死还难过?


“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说明汤对屠的病情,没有太当回事。“秀才人情半张纸”,很大程度上是文人酬应的雅举了。然而,屠病得实在不轻,其凶险程度是汤所料想不到的。


就在这年稍后一些日子,噩耗传来,沉疴不治的他的好友,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我将屠隆也算为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因为,他是自己找死。


汤显祖的诗,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古往今来,中国有无数文人,但患梅毒而身亡者,他是独一份。


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即“syphilis”。屠的梅毒已经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


风流罪之可怕,莫过于此。


据西方医学史,梅毒系哥伦布由新大陆归回后,文献才有病例记载。但也有人认为,公元15 00年以前,许多欧洲的“麻风”病例,从其接触传染,性传播,遗传,汞制剂有效的性质看,实际上也就是梅毒。中国人旧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杨”,恐系“洋”字的讹传,估计也是外来的传染病。


明代中后期,是个淫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膌《五杂俎》:“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禼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只要有卖淫为生的娼妓,只要有进行性交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在俄国作家库普林小说《亚玛街》中,我们看到沙俄当局对妓女和妓院,有定期的卫生检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做做样子的。但至少在18世纪以后的西方,即或是走过场,还是想要控制性病蔓延的。但在中国,甚至到了清代,到了民国,从鸳鸯蝴蝶,狭邪淫秽的小说作品中,看不到类似的杜绝性病传播的措施。


因此,汤显祖这首“戏寄十绝”,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性病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汤既未感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病。估计15世纪的明代,性病的普遍发生率,是那个淫乱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作《拍案惊奇》的凌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其实,民风的淫佚,是在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官僚带动下,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淫风。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


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尝试,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矫情,七十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大致可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


所以,明季中后期,文人的不护细行,令人不敢恭维。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淫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便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侣,全无顾忌: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对屠这种与同性、与异性的淫荡苟且,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让和不以为然的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之然耳。


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


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淫纵罪,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情色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淫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


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


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淫乱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淫的罪愆感,津津乐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淫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


《金瓶梅》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淫风分不开的。


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淫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些什么吗? (李国文)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明史载 屠隆,字长卿,又字纬其,号赤水,鄞县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前后在世。举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进士。除颍上知县。调青浦,瞅时招名士饮酒赋诗,纵游九峯三泖而不废吏事。迁吏部主事,与西宁侯来世恩甚相得。刑部主事俞显卿以私憾讦隆世恩淫纵,隆等上疏力解,乃两黜之。隆归,道青浦,父老为敛田千亩,请徒居。隆不应,欢饮三日而去。归益放情诗酒,家贫,卖文为活。隆有异才,落笔千言立就。尝戏命二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对奕,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及诵。诗文杂著有《白榆集》二十卷,《由拳集》二十三卷,及《鸿苞》、《考盘余事》、《游具雅编》、《缥湘对类》、《翰墨选注》、《鉅文》等,《四库总目》亦工曲,著有《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各一本,《曲录》并传于世。

曲终人不见——屠隆和他的《昙花记》

作者:费振钟 《书屋》二000年第七期

其人其事 万历十二年,岁在甲申。—道论疏,送到年轻的万历皇帝面前。上疏的是刑部主事俞显卿,目的为论劾礼部主事屠隆。疏中指称屠隆淫纵,说他“翠馆候门,青楼郎署”,言辞不仅有失文臣体面,而且其中媟语还牵涉到勋戚闺帏,万历看后极为恼火,不仅将屠隆贬斥,连同上疏的俞显卿也一起削职。此时屠隆由县官调任京职才一年多,而俞显卿刚中进士授官只有几个月。这次论劾事件,在京城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无论屠隆还是俞显卿,都不过是小小的六品文官,他们的落职对政局绝无任何关联。就两个当事人来说,他们似乎运气不好,正在张居正去世两年、万历皇帝尚有心政事时,如果迟过几年,万历皇帝厌恶朝政,这样的小事,才懒得去管呢,而他们也许不至于两败俱伤。 当时的舆论,似乎有点倾向屠隆,因为俞显卿的论劾,完全属于私人报复。俞显卿未中进士前,是松江的举人,那时屠隆亦在松江青浦做县官,俞有事干谒屠隆,大概屠隆的名士气太大,没有把俞某放在眼里,且言语颇为轻侮。因此俞显卿对屠隆怀恨在心,想不到时间不长,两个人居然同朝为官,这就给了俞显卿—个机会,小人心情,原是睚眦必报的,因此俞一命职刑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击屠隆。本来纠弹官员是监察御史或者是各科给事中职责范围内的事,但俞顾不得了,立刻想借皇帝的权威,要置屠隆于身败名裂。如果这单是“秀才争闲气”,就没有多少深文大义了,也不会对屠隆以后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明朝,情形却又比较特殊,那是个道德政治时代,道德的标准往往被用来代替政治标准,文官体系上下的矛盾,通常都表现为道德上的冲突,这是明代政治的特点。俞显卿为刑部官员虽然几个月,但作为执法者,他是深知这种道德政治的法律威力的,他攻击屠隆的口实,即在于屠隆的个人行为违背了士大夫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这就等于宣布了屠隆政治上的违法。可惜,俞显卿在夸大屠隆的道德过错的同时,缺乏策略,做得太过火,自己不小心也在道德伦理上犯了忌,所以连带着不清不白,遗人笑柄。 诚然,俞显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但屠隆确实也经不起这种道德的打击,不但失去政治前途,终身都不再能振作有为,而且由于此次打击留给他的精神负担十分沉重,屠隆后来一直处在一种道德的阴影当中,直到晚年,犹带余恨和自我忏悔之意。也许,他后来回忆往事时,并不能全怪小人俞显卿的报复,而是要对自己过去的形迹作主动积极的检讨和反省。 像那个时期最容易放纵的文人一样,屠隆在青浦任上过着极为轻松佻达的名士生活。实际上所有关于他为官清明、受民爱戴的记录,都说明屠隆符合士大夫诚心正意、仁民爱物的原则,然而屠隆是极富才情的文人而非只一个良吏,尽管青浦小民百姓一致认为得到了他数年的恩惠,可他们并不了解这位“明府”的真实生活态度和思想情趣。正如屠隆在《出青溪记》中写他当年离任赴京,青浦士民数百人尾随送别至太仓。感动之余,他对送者说: “我在邑无状,何从得此?”屠隆讲的是真话,“无状”当然指他自己公务之外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他追求的—种与为官作吏职责无关的个人生活。根据一些野史材料的叙述,屠隆在青浦期间的生活,虽然未必放荡不检,然而却也不是仅仅与当地文人雅士诗酒唱和。他的声名既高,却喜欢与声伎伶人往来,征逐歌舞,甚至不惜籍身其中,尽情享受世间生活中的声色之乐。这种超出一般礼法规范的行动,虽说已在士大夫阶层蔚然成风,但对于屠隆却仍然意味着个人性情对于世俗欲望的沉沦。 从颖上迁官江南青浦,直到万历十年初冬离开,短短五六年,屠隆在这块温柔乡里,最得意最快活的事情,也许真的要算在戏曲上。那时婉丽妩媚的昆曲,已经占据了坊间和缙绅的院堂,青浦与昆山一水相连,应是昆曲搬演最繁盛之地,听曲自是屠隆日常生活重要的内容;不仅是听,还要编传奇,以屠隆的才情也是当仁不让, 《紫毫记》就是那时的作品,据同代人讲,这出传奇里的主人公李太白青莲,即为作者自况;不仅是编,自己还要演角色,“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技”,大概屠隆太喜欢炫耀自己戏曲艺术方面的才能了,所以不惮常常脱了官服扮做优伶。这样的爱好,如果仅仅在江南一隅,那他最多也就是个风流县令,但屠隆几年后又将自己的这份爱好带到了京城,那就不能不引起士林侧目了。 礼部主事屠隆,到京城时间不长,就屡屡在达官贵人的私人堂会上粉墨登场,本来也就为一逞才情,谁知他的即兴串演,得到了一位侯爵夫人的注意和兴趣。她是第十代西宁侯宋世恩的夫人,年轻的夫人有色有才,而且精于戏曲音律。每当屠隆演剧时,宋夫人总是坐在帘箔后面欣赏,有时候乘休息的空儿,让人给屠隆送上一杯香茗,表达她对他的关心和倾慕。由于侯爵夫人身份特殊,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在当时环境气氛中,多少总有一点暖昧色彩。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种才子和才女的情愫,但是这种出于艺术上的相知相交,却也未必一定表现为男女私情,他们完全可能是清白的。然而世情汹汹,屠隆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士大夫圈子里瞩目的风流人物,何况对方又是一位侯门深宅里尊贵美貌的女性,种种猜测和臆想,出现在像俞显卿一类人嘴里,是可以预料的。对此,屠隆没有作过公开的解释和辩白,也许以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即使在京城这样褒贬最重的地方,也不会放在心上,他心目中的楷模李白,曾经为美丽的女人杨贵妃作歌词,杨妃当着皇帝的面亲自磨墨,何曾有过什么忌讳,他自己不就是当世的李白吗?可这是明朝,礼法仍然是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屠隆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眼睛,西宁侯宋夫人却因这种不同寻常的交往而受到了诽议和伤害。一些情节被夸大渲染了,有关他们的绯闻,在上层社会、缙绅阶层悄悄流传,侯爵夫人带上淫荡的名声,甚至连宫中亦有所察觉。不知在这件沸沸扬扬的事情中,屠隆是否仍然能保持与这位为艺术爱好而牺牲名誉的女性密切关系,不过随即发生的俞显卿论劾,将事情公开化后,屠隆恐怕想如此也不行。万历十二年的斥逐,使屠隆无法再在京城呆下去,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舞台上与宋夫人眉目传情,在台下品茗谈艺了。一段情愫,一段难得的艺术之缘,因为小人从中作梗,也因为道德政治的威严,不得不被迫中断,从此间关万里,红颜知音难再,屠隆的内心说不清郁结了多少人生的惆怅。 后来十多年,屠隆怎样度过,且省略不问。大概万历三十年晚近,杭州西湖的桂子弥漫浓香,六十岁的屠隆一夕设席招待一班友人,席间令家中蓄养的声伎演出他刚写成的新剧。新剧名《昙花记》,形式上为流行的神仙故事,但其中寓意甚为曲隐,如果不是深知屠隆的人,很难破译。当时在场的有文坛晚辈沈德符,他是万历甲申年屠隆、西宁侯夫人绯闻的知情者,但他也听不懂《昙花记》。小沈问屠隆的老友冯开之:屠年伯《昙花记》曲中的主角木泰清指称谁?冯说,那是宋西宁,老屠想到当年连累了宋夫人,所以作《昙花记》,此曲是老屠的一篇忏悔文也。沈德符恍然大悟,于是在《万历野获编》中,专为《昙花记》的始末作了记叙。 但屠隆忏悔了吗?假如《昙花记》真是为了西宁侯夫人而忏悔,那么这也只能说明屠隆一生中最难忘最珍重的,恰恰是他与一位艺术女性之间那一段艺术情感,所以与其说屠隆是在忏悔,不如说他是迷恋,曲终人不见,但遥远的京城有一双仍然年轻美丽的眼睛,在关注着他,这使晚年的屠隆更加沉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