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考察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我们不能只从书法本身看问题，而忽视其他领域，实际上他是由研究经学而衍及书学，我们在肯定对他书学思想产生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外，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经学思想中寻绎其书学思想的渊源，以期引起书法界在研究清代书法时对乾嘉学派的重视。本文首次提出阮元的南北分派和碑学思想均来源于经学。
  [关键词] 阮元  经学  乾嘉学派  金石学  碑学思想 

 

    要研究清代书法史离不开扬州，要研究清代碑学，离不开扬州人阮元。
    作为阮元，他首先不是一位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经学家。他在《揅经室集》自序中说：“余三十年以来，说经记事，不能不笔之于书。……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阮元从19岁始究心于经学，此后一生不辍，成就卓著。梁启超认为：“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的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命。”[1]

一、乾嘉学派话语的介入

 

    清代经学的中兴，从学术上看，由于明末王学末流的空疏和妄诞，走向“束书不观、游谈无垠”的极端，加上清初科举以八股文取仕，人们对这种学术风气产生反感和厌倦，顾炎武曾有“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的感喟。从政治上看，文字狱的兴起，使得人们不敢多发议论，惟恐遭来灾祸，便纷纷埋头于故纸堆，一度在学术领域呈现出“家谈许郑，人说贾马”（指许慎、郑玄、贾逵、马融）的局面，于是经学成为清代学术的主体，而清代经学又以乾嘉学派为中坚，阮元则是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扮演着乾嘉学派总结者的角色。
    所谓经学，是指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学术。其渊源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子夏和荀子，至两汉为黄金时代，后历经唐、宋、元、明逐渐衰微，直至清初方为复兴。清初的经学，当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为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王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主张，有“致用”和“经世”的思想。到乾隆、嘉庆朝成为全盛时期，因此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吴派、皖派、扬派为标志。一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为汉学的确立阶段，二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为汉学的发展阶段，阮元宗尚皖派，他们为经学而治经学，并由此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三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为汉学的终结阶段，从《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列举的清初顾炎武到清末370多位学者中，扬州学者所占比例较大，加上久寓扬州的学者，竟占有清一代经学家的十分之一以上，乾嘉时代的扬州学者在皖派的基础上，结合吴派之长，发展成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研究学者张舜徽认为：“余曾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而阮元则是扬州学派中的杰出代表。
    阮元在经学上具有卓越的成就,他所编纂的《皇清经解》，长达1400馀卷，可谓是清代经学研究的总结。他所著《十三经注疏校勘记》243卷，对《十三经注疏》的讹谬进行详校，这些都被当时的治经者奉为金科玉律。另外他还著有《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子十篇注释》、《经籍纂诂》等，在经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阮元曾创立“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培养大量经学人才，一时成为统领风骚的人物，出于学海堂的后生梁启超谓：“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2]阮元不仅对清代经学起到了总结作用，而且积极探索治经的新途径，并有很多创造性的研究。
    阮元书学思想的形成与其经学研究不可分割，他的南北书派论的提出，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根无蒂的。一提及阮元南北书派的渊源问题，书法界一般认为这是受董其昌山水画南北宗的启发，以及冯班曾有“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这句话[3]，甚至还能找出宋代赵孟坚有关南北派的片言只语，我们承认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人们却忽视了视经学为生命的阮元，影响他的首当其冲应是经学，然后才能谈到其他方面。我们在考察经学的发展时，发现经学也分南北两派，东晋偏安之后，政治上成了南北对峙之局，经学便有了“南学”与“北学”之分。《北史》云：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尊于郑氏。
又云：
    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4]
    阮元自然对经学界的南北两派了如指掌，由此促使他对书法史也作南北分派的设想是顺理成章的事。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的“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与其如出一辙。
    阮元将书法分为南北，其源本出于经学，然而这一根源似乎没有引起书法界的注意，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得非常明白：
    南、北朝经学，本有质实轻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虏互相诟詈，书派攸分何独不然？[5]
    由此可见，经学对阮元书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南北书派观也确是受经学的启示。
    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对阮元的书学研究有一种长期而潜在的影响。乾嘉学派的学风重实证、轻议论，不尚空谈，提倡实事求是，故有“朴学”之称。阮元继承了吴、皖两派学风之长，又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遵循汉学家学术宗旨和治学途径，由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手段入手，广泛收集证据，实事求是地推明古训，对经义原解、圣人之道作阐释，力求恢复古典经学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士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6]同时他又不墨守成规，认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这是阮元研究学问的可贵之处，也是扬州学派学者的通博之处。近人刘师培在《南北考证不同论》中说：“仪征阮氏，友于王氏、任氏，复从淩氏廷堪、程氏瑶田问故，得其师说。阮氏之学，主于表微，偶得一义，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若发蒙，异于饾饤猥琐之学。”可见阮元是一个能兼收并蓄、敢于创新、不墨守前人旧说的学者，这在他的书学思想中也同样反映出来。
阮元在实事求是、推明古训的基础上，既尊古，又疑古，“怀疑”的学术研究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梁启超说：“清学家既教人尊古，有教人善疑。”[7]阮元对于王羲之《兰亭序》曾表示过怀疑和否定，这与乾嘉经学的“疑古求真”精神完全合拍，加上他对校勘学的精通，对古籍真伪的辨正和版本优劣的考究，自然出于他的“职业”敏感。他碑学思想的萌生，本出于经学研究的需要，以新出土的金石碑版为经学服务，这是乾嘉学派治学的一个主要特征。阮元经学研究的手法渗入于书学研究，这是一个极其自然的交融，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金石学是经学的附庸。
    由于清代经学家重视古经的训释考订，考据学的兴起带动了金石学的发展，清代金石学继宋代之后，再度掀起高潮，访碑、研碑一时成为风气。清代金石学著作卷帙浩繁，著名的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彝尊的《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星衍《环宇访碑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志》、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阮元的《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以及他指导其子阮福编撰的《滇南古金石录》在当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阮元是金石学家，但他首先是经学家。阮元对金石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经学服务的，是其治经的重要手段之一。阮元通过对钟鼎彝器、碑石砖铭的研究，开辟了一条考古证经的新领域。他对群经的校勘，大多仰赖于汉、唐、宋三朝残留的石经。阮元的“以金证经”是对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一个发展。他甚至认为金石“其重与九经同之”。[8]单从金石学方面来看，我们可从龚自珍在阮元六十岁生日时的颂赞中，得到大致的印象：“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匡史，玩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是以储彝器数百种，蓄墨本至万种，椎拓遍山川，纸墨照眉发，孤本必重钩，伟论在著录。十事彪炳，冠在当时。是公金石之学。”[9] 所谓“十事”，阮元自己有《金石十事记》为记载，是指阮元在金石方面的十件大事：一为《山左金石志》，二为《两浙金石志》，三为《积古斋钟鼎款识》，四为摹刻《散氏盘》，五为摹刻《石鼓》，六为得西汉“中殿第二十八”二石，七为拓《琅邪台秦篆》，八为并立汉府门之倅大石人于曲阜矍相圃，九为得四明本全拓《延熹华山庙碑》，并摹刻，十为摹刻秦《泰山残篆》、吴《天发神谶》二碑。
    阮元与其朋友、幕僚及学生的访碑成果，对碑派书法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金石碑版的不断发现，给碑派书法创作提供更多的可能，同时也不断地对其书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产生作用。
    乾隆五十八年（1793），刚刚编完《石渠宝笈续编》的阮元奉旨出任山东学政，前任学政翁方纲在交接时嘱其访拓《琅邪台秦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载：“《琅邪台秦篆》世皆称存十行耳，予以壬子夏按试青州，访诸学官、弟子，此篆刻在诸城县海滨悬崖，极难拓，有段生松苓善毡蜡，诺为予拓之，时以夏秋，海水盛长不可往，明年予北归，以语学使阮梁伯。”[10]阮元于次年寻得，拓后分赠翁方纲、孙星衍、钱大昕，阮元有诗记事：“……得此足以豪，神发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孙钱。”[11]
    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从钱大昕之子钱东壁手中购得《华山碑》四明本拓片，此后一跋再跋，并著有《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是一部研究汉碑的力作。华山碑于明代嘉靖年间因地震而毁坏，拓本传世者有四种：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顺德本，阮元所见者前三种，所藏者四明本，他与另两本互对缺文，进行详细考释，《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分四卷，卷一博采历代诸家《华山碑》著录，卷二论长垣本，卷三论四明本，卷四论华阴本。经学家、阮元的好友江藩说：“是编可以不为异说所惑，岂非快事哉！至于考覈精神则出《天发神谶碑考》、《瘗鹤铭考》之右矣。”[12]
    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评谓：“从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并且刻入《皇清经解》以后，款识学盛行一时，成为汉学的一部分。”并认为“此书是研究清代所见古铜器铭文的头一部书，起了领导作用。”继此书以后，刘喜海的《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方浚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吕调阳的《商周彝器释铭》等纷纷问世，他们或受其影响，或仿其制，共同为清代的金石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根据经史来考释的，如他在卷八考释“散氏盘”时，就以《尚书》中“散氏宜生名考”为据，并对《大戴礼记》中的“帝尧娶于散宜氏之子，谓之女皇氏”的姓氏错误作了更正，他以经考金，又以金证经，两者密不可分。阮氏的金石研究虽是着眼于经史考证的，但对于书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钱泳谓：“近时阮云台宫保又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洋洋大观，愈博愈精，不特可补经传之未备，且可益许氏之所未及者，岂仅足资考订而助翰墨哉！”[13]反过来看，对书法的影响也是显见的，刘喜海的《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将款识归入“法帖”，可见当时的经学家在确立碑派语言中异化前代帖学名词的动机。
    阮元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是卓越的，但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他将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引入了书法领域，并直接对他的书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生活在乾嘉文物鼎盛之时的阮元，大量金石文物的出土和研究，使他对金石碑版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不仅同前人一样，详尽考证金石的年代、形制、工艺、文字这些考古领域的问题，他的许多金石研究已和书法艺术密不可分，体现了书家对金石文字的敏锐观察力，乾嘉时期阮元及许多书家介入金石研究，形成了金石书画文化圈，这是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
    阮元的碑学思想，其渊源当直接来自金石学。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提出了书法史上一个与帖派相对立的碑派系统，其中很多论断的依据，即是从金石而来，他说：
    元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14]
    我朝乾隆、嘉庆间，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马绍墓志》、《高植墓志》、《贾使君碑》……建德、天保诸造像记、《启法寺》、《龙藏寺》诸碑，直是欧、褚师法所由来，岂皆拙书哉？[15]
    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惟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16]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17]
    他从自己所藏《汉延熹西岳华山碑》拓本的研究中来印证书法，说：
    窃谓隶字至汉末，如元所藏汉《华岳庙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启真书门径。[18]
    他从湖州古冢新发现的“永和泰元砖”、扬州市上所得“永和右军砖”等晋砖中找到依据，以此来否定王羲之《兰亭序》，来支撑他的碑学思想，尽管他的论证很不充分，但成为他碑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大量汉碑、北碑的出土和研究的深入，使得阮元的碑学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17、18世纪的金石热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古代书体的兴趣，阮元为治经而涉及的金石学，为他的碑学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源泉，他所构建的古代书法史论框架，也是于小学、金石学这些考古学的骨干学科而得以支撑的。

 

   

    清代金石学、文字学的兴起，对书法界产生强烈冲击。换句话说，清代经学的中兴，对整个清代书坛有着巨大影响，清代前、中期书坛笼罩在经学的氛围之中。不仅如此，我们从清代书家的名单中发现，经学家占有很大比例，金石学家更是不计其数。探究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除了他自身的因素以外，清代前、中期书坛的总体走向是一个必然要交待的前奏，阮元既是潮流中人，又在领导潮流。说他是潮流中人，因为从整个清代学术的大环境到书法界的小环境都在向着一个方向前进，碑学的诞生是迟早的事，他的思想是顺应潮流的，并没有逆潮流而行。说他领导潮流，因为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足以能一呼百应，他的理论又具有前瞻性，受其思想影响的不乏其人。
    清代初期在经学家顾炎武等人带动下出现的金石学风气影响到书法界，很多书家也参与了访碑活动，顾炎武的高弟傅山也一度热衷于此，在书法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宁四毋”观点，他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傅山对于“丑”的倡导在清初的书坛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巧到拙、从媚到丑，其间赋予了书法审美新的内涵，他的书法观无疑为清代碑学的诞生提供了美学启示，阮元赋予“拘谨拙陋”以新的内涵，并以此作为北碑的美学特征，当与此同意。从这点上看，傅山在清代碑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先导作用。
    如果说傅山“宁丑毋媚”的思想已开碑学理论之先的话，郑簠便从实践上开师碑风气之先。他对于金石的癖好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他倾家荡产，千里访碑，遍摹汉、唐碑碣，并将碑版引入书法，成为清代第一位靠师碑成功的书家。他一改前人以师蔡邕、锺繇、梁鹄等名家碑为目标，而转向其他汉碑。他糅入篆法、草法并初具金石气，这在当时都是一种新的审美取向。此外经学家朱彝尊对金石更为爱好，钟鼎古器、碑版砖铭均竭力收集与研究，著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由于他长期浸淫于金石碑版之中，对其书法产生了较大影响。钱泳称：“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19]他的书法同郑簠一样，直接从汉碑中汲取养料。郑簠模式带动着当时的一大批人，张在辛、万经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夑等都受其影响。特别是金农，他也精金石碑版鉴赏，在董赵书风盛行的康乾年间，是最早公开离经叛道的书家。他于乾隆元年（1736）赴京参加博学鸿词试未中，在回扬州途经山东时所作的《鲁中杂诗》中，表达了他从脱离二王到全盘转向师碑的勇气和胆识：“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20] 金农将视线由二王正统书法移向无名氏书家与碑刻，表现为创造新书法审美形象的特征。他的思想为后来的碑派或全部或部分的接受，因此金农成为书法史上由帖学向碑学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金农去世后的第二年，阮元出生。此时帖学一派表面的繁荣已潜伏着危机，郑簠、金农等前碑派的实践为阮元的碑学思想提供了前提。前碑派的实践以隶书为显著，而这正是阮元推重北碑的基础，他重“古法”，认为“古法”即隶法，这不能不说前碑派的影响是巨大的。陈振濂认为在此之前都是先有实践才有理论，而提出阮元的“二论”属于“理论先行”，[21] 我们首先承认阮元书学思想的前瞻性，他以理论指导着他之后人们的实践也是事实，但是否理论先行，就必须找到在阮元之前有没有人关注和实践的证据。我们知道前碑派的实践对阮元的书学思想影响极大，如果说前碑派的实践主要是汉碑，那么阮元之前有没有人关注和实践北碑是更为重要的线索，我们从以下几点来看：
    其一，清初帖学书家陈奕禧（1648—1709）已经极其注重北碑，他在《隐绿轩题识》中说：
    《张猛龙碑》亦不知书撰人名，其构造耸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非此无以开示来学。用笔必知源流所出，如安平新出《崔敬邕碑》与此相似。[22]
    其二，我们在金农的老师何焯的《义门先生集》中读到他跋《北魏营州刺史崔敬邕墓志》的一段话：
    入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未可概以北体少之也。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拘局。欧、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绳尺，而古韵微矣。宋人欲矫之，然所师承者皆不越唐代，姿睢自便，亦岂复能近古乎！[23]
    这段跋写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夏，可见当时人们对魏碑已有认识。
    其三，如果说陈奕禧、何焯仅有想法而没有付诸实践的话，邓石如的北碑实践便是又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当在阮元之前。康有为在《邓石如篆书十五种跋》中说：“即楷书之出欧、虞、颜范围，直师南北朝，亦创自先生。”我们也可用图象分析法来考察邓石如的楷书作品，起笔多切锋，转折也以方笔为主，钩也有隶意，字形的大头小身等，有明显的北碑痕迹。
    其四，刘墉“七十以后潜心北碑版。”（包世臣语）此又一证据。刘墉自谓：“自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此魏碑版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追其神味，朴茂处仍乃得似。”[24]刘墉七十以后为乾隆末年，20多岁的阮元尚未撰成《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
    可见在阮元之前确有人关注和实践北碑，只是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而已。
    以上诸条已足以使“理论先行”一说站不住脚，如果说由于阮元的倡导使得清代中、后期师法北碑之风盛行倒是准确的，前述多种因素正是阮元书学思想形成的各种动因。
    此外，帖派在清代前、中期没有大的成就，这就给碑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土壤，所以康有为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在帖派书家中一度有师法欧体的风气，如何焯、翁方纲、永瑆，包括阮元，这不能不说阮元的某些碑学思想曾从帖学书家师欧风气中得到过启示，使得他对欧字作重新阐释，阮元对欧字的认识不同于翁方纲等帖学书家，他认为欧阳询是北派，故他对欧字有特殊感情，他在论述北碑时常涉及欧阳询。阮元书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碑学思想上，实际上，阮元的书学思想存在着一个由帖学到碑学转化的过程。当时28岁身为少詹事的阮元奉旨修《石渠宝笈续编》，得观内府珍藏大量的真迹，应该是有很大感触的，在他的《石渠随笔》中虽主要记载他所见真迹的质地、装裱、题跋、收藏印等，但也能从他只言片语的评论中见其流露出的对帖派书法的仰慕，他评颜真卿《祭姪帖》“墨气之浓淡枯润，则行间别见元气淋漓，非镌搨所能到。”[25] 他评苏轼《武昌西山诗帖卷》“墨气浓腴秀发，极磊落沈酣之趣。苏迹极多正当，以此与《黄州寒食诗》为无上妙品。”[26] 身在以帖派书法为主流、前碑派实践已见势头的清代前、中期书坛，作为南书房行走的阮元既对帖派书法潜心研习，同时又流露出一些不满，他评苏轼《苦雨诗》墨迹后黄山谷跋“精神采色勃勃动人，真天上鸿宝，宜其不在人间也。戏鸿堂刻尚得其皮毛，馀刻鲜能形似。”[27]他承认真迹动人而厌弃刻帖，康有为也评《淳化阁帖》“名为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可见帖学的衰微确与刻帖的泛滥有某种必然关系。年轻的阮元在董赵书风流行的时代就对赵孟頫有微词：“赵书庙碑多学李北海，而笔底终有俗气。”[28] 可见他不人云亦云，这里面都隐含着他将来崇尚碑学的潜在因素。
    阮元激进的思想常保持活跃状态，在经学研究上时有新见。在文学上提出“以骈救散”的主张，他倡导的“文言说”对桐城派产生强烈冲击。他的政绩也有口皆碑，禁止鸦片、抵制外侮开林则徐之先。西学东渐对阮元的影响不容忽视，他所著的《畴人传》对西方科学技术有较多的认识。在他的交游中，激进派人物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均与之友善，作为后辈或多或少受阮元影响，抑或也相互影响，直至晚年，他与小他28岁的龚自珍仍有共同语言，他们谈话的中心自然离不开经学，龚自珍有《重见予告大学士阮公于扬州》诗，其中有：“谈经忘却三公贵，只作先秦伏胜看。”徐珂《清稗类钞》载：“阮文达居扬州，有以鄙事相浼者，辄佯装耳聋以避之，独龚定庵至，必剧谈，恒罄日夕，且时周给之。或为之语曰：‘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则阔。’阮、龚闻之，皆大笑。”[29] 这些都说明阮元的思想极不保守，而且始终保持着青春。
    阮元碑学思想的成熟，其经学研究、金石学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前碑派的汉碑实践、清人的北碑实践、学术交游，都是促使其思想变化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本文用经学这根主线贯穿始终作一演绎，这与作为经学家立身的阮元是适合的。

注:由于博客文章不能超过一万字,故省略原注释。

                    (转自金丹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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