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清代乾嘉学派的背景下，从阮元的学术交游，对浙派印人的学术和篆刻艺术活动进行梳理，力求从散佚材料中再现当时阮元在浙江与浙派印人的活动情况，特别是西泠八家中的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并对以阮元为中心的杭州文人书画篆刻圈展开论述，反映那个特殊时期的人文环境。本文提出浙派篆刻艺术是乾嘉学派背景下的产物，浙派印风一如碑派书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阮元  浙派  印人  交游

 

 

    探讨清代浙派印人的篆刻艺术，无论如何是和当时的金石书画文化圈分不开的，归根到底是和乾嘉学派分不开的，浙派宗师丁敬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成功典范。叶一苇先生说：“丁敬篆刻的成就，在他活着的时候，还只是个人的成就，正如一泓之渊，还不能成派。”而在丁敬去世以后，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印人，或师法丁敬，或互相影响，或自出新意，才使得浙派成为印坛令人瞩目的流派，浙派的发展和乾嘉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时期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又恰在浙江任职，成为这一时期金石书画文化圈的领袖人物，被称为“西泠使节”，这些书画篆刻家们又多聚集在阮元的身边，因而对他与浙派印人的交游入手进行考察，显得尤为必要。
    阮元（1764—1849），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等。江苏扬州人，随祖改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著有《揅经室集》等。阮元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初到杭州，任浙江学政。嘉庆四年（1799）任浙江巡抚，嘉庆十年（1805）阮元丁父忧归里，三年后再度抚浙。阮元有个特点，他每到一处为官，都借此弘扬学术，挖掘该地的文化内涵，聚集、发现和提拔当地的人才，和他们打成一片。在浙江期间虽忙于处理政务，但他十分注重学术研究，开创了浙江一代学风。他先后编撰了和浙江有关的《两浙輶轩录》、《两浙防护录》、《两浙盐法志》、《两浙金石志》、《浙江图考》等著作，为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大量的业绩。
    阮元初任浙江学政的学使府在杭州吴山螺峰之下，阮元曾回忆说：“浙江杭州学使署西园有荷池，池中小亭翼然，四围竹树蒙密，入夏后，万荷竞发，清芬袭人。”阮元就在这个“定香亭”里以文会友，实际上，学使府就是一个文人聚集的中心，他有《定香亭笔谈》记事。公事之暇，也与宾朋扁舟小集于西湖之上，谈艺论文。
    此后，阮元又奉旨任浙江巡抚，再次来到杭州。他在景致优美的西湖孤山之麓创立了诂经精舍，此地本为阮元聚集学者编辑巨著《经籍籑诂》之处，后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拔两浙诸生学古者在此读书，再次聚集和培养了大量人才，加上他的官邸文人聚集，形成了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巨大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是一个大学术文化圈，内容涵盖经学、小学、金石学、天文、地理、算法、校勘、词章等。阮元先后聘请他的朋友王昶、孙星衍为诂经精舍主讲席，钱大昕、段玉裁、焦循、陈寿祺、朱朗斋、顾千里、何梦华等著名学者都寓阮元幕中，出入于诂经精舍。陈鸿寿、陈文述、朱为弼、张鉴等91人为讲学之士。在诂经精舍，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赵魏、屠倬、张廷济、吴文溥、张燕昌、端木国瑚等63人。阮元又在杭州开设书局，广招人才，校勘《十三经》，为浙江学术界一大盛事，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两浙学风为之而开。阮元二度抚浙期间，还建立了灵隐书藏，这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他还拟定《四库未收书提要四十种》，入储《宛委别藏》。在这个大的文化圈中，由于经学研究的需要，而涉及金石学研究，于是赋有特色的金石文化圈也在形成。阮元藏有不少秦汉古印，不但常让人们欣赏，还歌以咏之，大家也和之，这从留下的一些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雅兴。阮元为编辑《两浙金石志》，身边聚集着大量的金石研究学者，加上金石爱好者，更是不可胜数，如孙星衍、王昶、赵魏、黄易、奚冈、何元锡、达受、吴式棻、董洵、朱为弼、陈豫钟、陈鸿寿、屠倬、赵之琛、梁宝绳、郭频伽等，显示了“一代经神”阮元的凝聚力，两度任浙江巡抚的阮元的文化圈是以杭州为中心，辐射到整个浙江的。浙派印人的篆刻创作便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进行的，探讨浙派篆刻艺术的发展，就不能离开这个文化圈来谈。

 

 

    西泠八家中，居首位的丁敬去世时，阮元才2岁，而居末位的钱松成年时，阮元已年逾古稀，一头一尾均于阮元没有交往以外，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与阮元有交往史实。他们均是杭州人，也多活动于杭州，自然交往密切。关于蒋仁的记载极少，限于资料和见识，暂无考。西泠八家中有五位与阮元关系密切，在与之交往的这些印人中，黄易和奚冈是年长于阮元的，其余大多小于阮元。因为年龄的因素，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各有差别，或朋友、或幕宾、或弟子。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庵，浙江杭州人。工诗文，擅书画，精金石考证。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篆刻师事丁敬，兼及宋元，为西泠八家之一。
阮元小黄易20岁，可以算晚辈了，但阮元的地位较高，他们的关系属于朋友，他们在金石方面的交往较多，早在阮元任山东学政期间就有较多接触，潘庭筠《稼书堂集》载：“云台阮大中丞视学山左时，皆旌节频临，检阅储藏，讲论不倦”。  黄易时任兖州运河司马，阮元时常在黄易家中观赏藏品，有时留连竟日而不忍离去，阮元对黄易有评价，他在《小沧浪笔谈》中说：
    钱塘黄小松（易）为贞父先生后人，任兖州运河司马，书画篆刻为近人所不及，收金石刻至三千馀种，多宋拓旧本，钟鼎彝器钱镜之属不下数百。予每过任城，必留连竟日，不忍去。小松尝自作得碑二十四图及嵩洛泰岱访碑图，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得未曾有尊人松石先生与张得天司寇为莫逆交，张书间出其手，人莫能辨，尤工小篆、八分，得者珍如球璧。母梁夫人工词翰、六法，诗卷尤富，其已刻者有集《唐梅花百咏》，金寿门题曰：“字字香”，小松书画之学有自来矣。
    小松为丁敬身高弟，篆隶、铁笔实有过蓝之誉。尝谓刻印之法当以汉人为宗，萃金石刻之精华以佐其结构，不求生动而自然生动矣。又谓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二语可为刻印三昧。生平不轻为人作，虽至交亦不过得其一、二石，作者难识亦匪易，故当推为海内第一。
    阮元认为黄易的印章有超过丁敬之誉，并将其推为海内第一，可见对黄易的推崇。
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阮元按试曲阜，见黄易，恰逢黄易的访碑人来报，说见汉碑残石，阮元亟命挖掘，手剔其文，为《汉熹平二年残碑》，后来阮元为之题跋。
    阮元在嘉庆二年（1797）冬编成的《山左金石志》就引用了黄易的先期成果。阮元说：“余视学山左，首谒阙里……次过济宁学观戟门诸碑，及黄小松司马易所得汉祠石像，归而始有勒成一书之志。”又说：“兖济之间黄小松司马搜集先已赅备”。  阮元在《小沧浪笔谈》卷三中多处记载黄易的访碑情况，可见阮元对黄易访碑成果的关注。黄易的篆刻成就和他的金石研究是分不开的，他自己就在《金石刻画臣能为》印款中说：“余宿有金石癖，又喜研究探讨篆隶之原委，托诸手，寄于石，用自观览，并贻朋好，非徒娱心神，亦已验学力。”
    阮元独创性地提出书法的南北分派，这种思想在当时书坛极为震动，其时，黄易也提出篆刻的南北分派，他说：“画家有南北宗，印章亦然，文、何南宗也，穆倩北宗也。文、何之法易见姿态，故学者多，穆倩融合六书，用意深妙，而学者寥寥。曲高和寡，信哉！”南北分派在当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归根结底是和经学研究分不开的，这是以阮元为首的乾嘉学派派生出来的一系列观点。以至阮元的学生梁章钜将本朝书家也分为南北两派，可见这种风气在当时的盛行。
    奚冈（1746—1803），初名钢，字纯章，后更字铁生，号萝庵，别署蒙泉外史、散木居士、冬花庵主，浙江杭州人。书画、篆刻兼擅，为西泠八家之一。著有《冬花庵烬馀稿》。
    阮元小奚冈18岁，奚冈生性孤傲，仅与黄易、陈鸿寿、陈文述、屠倬等人关系较好以外，接触面并不广，而这些人又多在阮元的活动圈内，奚冈与阮元有交游，也应不少，但记载并不多见。阮元对奚冈极为敬佩，曾欲招其入仕未果，这从屠倬的文字中也能得到一二，屠倬说：“云台、小岘两先生官浙时，屡欲见翁不可，以孝廉方正辟复不就。”  屠倬说阮元甚至要见奚冈都不容易，可能是要求他入仕之事而不愿见，其实他们的关系很好。
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二十日，阮元自山左移任浙江，过扬州，诸友人为其饯行于虹桥净香园，奚冈作《虹桥话旧图》记事。阮元说：“是日寒雨满湖，未及平山而返，故余留别诗有‘旧雨今宵联舫听，暮云明日隔江飞’之句，奚铁生为作《虹桥话旧图》。”  阮元在《定香亭笔谈》中列有虹桥话别的名单，其中有黄承吉、焦循、李斗等，还录有《题虹桥话旧图》诗一首。虹桥话别的第二天，阮元便赴杭州上任，同行者有赵魏、何元锡等人，陈鸿寿已在山东先期追随阮元，今又入阮元浙江幕中。
    嘉庆七年（1802）九月，阮元属奚冈绘《秋江载菊图》，并题七绝四首。阮元的积古斋藏有南宋王复斋所辑《钟鼎款识》，本为陆甫元故物，后阮元以汉代瓦砚换得，其时，奚冈、宋芝山各作一图，阮元名之为《古欢图》，董玉书在《芜城怀旧录》卷一中载有此事，可为一段佳话。
    阮元对奚冈的书画、篆刻都有极高评价，他说：
    铁生旷达耿介，闭门谢客，虽要津投刺乞画，非其人不可得见，亦不能强也。六法之外，隶古、篆刻靡不精妙，诗抒写性灵，超然绝俗如其人，汪稼门方伯（志伊）欲以孝廉方正征之，不就。
    奚冈的性格孤傲，一生不愿做官，更不随时俗。阮元回忆说：“铁生亦布衣，为诗人兼精山水花卉，性孤介，不谒长官，予在浙七年，未见其人。” 可见他与阮元的交往并不是因其官职地位，其人品也见一斑。
    黄易、奚冈时期，正是清代隶书复兴的时期，他们以其书法创作实践在这个隶书热潮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碑派已在孕育。这一时期无论是书法还是篆刻都是崇尚汉人的，这就是阮元所推崇的隶古遗法，这在黄易和奚冈的印款中都说得很明白。黄易在《得自在禅》印款中说：“汉印有隶意，故气韵生动”。奚冈在《金石癖》印款说：“作汉印宜笔往而圆，神存而方，当以《李翕》、《张迁》等碑参之”他们的行书也开始出现以隶破行的特征，他们的隶书创作对他们的篆刻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对他们篆刻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阮元在提携、培养人才方面一向不遗余力，他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九《阮元传》称其：“督学时，士有一艺之长，无不奖励，能解经义及古今体诗者，必擢置于前。总裁会试，必合校二三场文策，绩学之士，多从次出，论者谓得士之盛，不减于鸿博科。主持风会者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 陈鸿寿便是从阮元处受益较深的一位。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又号种榆道人，浙江杭州人。西泠八家之一。书法风格独特，在当时隶书作品中为佼佼者。篆刻上继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等前四家，并融入自己的意趣，使得浙派风格为之一新，而多为后人所师法。
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以诗考诸生者很多，一次，阮元以《春草》为题，限以元、删、麻、阳诸韵，避免宿构。陈鸿寿有应试之诗两首，我们现在还能在阮元手订的《浙江诗课》中见到：
    林稀花缺见遥山，新沐容光点翠鬟。
    绿遍深崖开隐隐，拂馀幽涧咽潺潺。
    梅花梦后春才到，燕子归时客未还。
    南浦从来牵别恨，绝胜杨柳不禁攀。

    名花犹是旧时颜，芳草柔情只等闲。
    古道几回嘶玉勒，空山一夜拥烟鬟。
    青袍色映芊绵外，翠袖春深峭蒨间。
    总是年年三月暮，不须言别恨缘悭。
    陈鸿寿虽小阮元4岁，但例称弟子，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中说：“（陈鸿寿）初以古学受知于阮芸台尚书。抚浙时与从弟云伯同在幕府，有‘二陈’之称。”  陈鸿寿入阮元门下时间应在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任浙江学政之前，因为在阮元未赴任浙江学政前，陈鸿寿已偕同阮元游山东。
    诂经精舍创立后，阮元聘孙星衍为主讲，陈鸿寿为讲学之士。诂经精舍有一题名碑记，就出自孙星衍、陈鸿寿二人之手，末署：“赐进士及第山东督粮道阳湖孙星衍撰，诂经精舍生辛酉拔贡分发广东知县钱塘陈鸿寿书”，阮元已收入《诂经精舍文集》。
嘉庆四年（1799），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中，阮元称吴澹川、端木子彝、陈文述、陈鸿寿、童萼君、邵东汇、朱椒堂为幕中七子。《杭州府志》载：“阮元抚浙时，方筹海防，鸿寿随元轻车往返，走檄飞章，百函立就。”  尽管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主要参理文檄、筹划海防，但他在经学、金石、书法方面受阮元沾溉尤多，阮元的访碑活动，陈鸿寿是有可能参与的，当时新出土的金石碑版他也能一饱眼福，阮元重新摹刻《石鼓文》，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师法，陈鸿寿观赏后有长诗《阮云台阁学师重摹石鼓歌用东坡韵》记事，节选如下：
    琅嬛仙人一代宗，龙文健笔苏韩友。
    金石借证经史伪，斤权函殹悟毂豰。
    天下流传秘本希，三百余字袭蝌蚪。
    缅思苏李张窦徐，欧褚虞杜皆前耉。
    品评墨妙群推崇，猎碣潜驱犬羊嗾。
    诸侯剑佩骋雄俊，锡以彤弓及鬯卣。
    大书深刻理则那，昭示日月振矇瞍。
    陈仓凤翔踪迹奇，不将荒幻等岣嵝。
    日炙雨淋致漫漶，要其气体弥深厚。
    重摹安置郡学中，参定同观志某某。
    琅嬛仙人是指阮元, 因为阮氏有斋号琅嬛仙馆。此诗既可看出陈鸿寿对其学师阮元的仰慕之情，诗中所表露的“大书深刻”、“气体深厚”，又明显看出受其师碑学思想的影响。他的书法、篆刻创作在以阮元为首营造的金石书画文化圈中受到滋养和启示，他在书法篆刻艺术上的成就不能说与这样一个文化圈无关。
    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期间，乘輶轩采风，足迹遍十一郡，或访诸耆宿，或询之多士，各出所藏，随收随录，编辑《两浙輶轩录》。《两浙輶轩录》收录了清初、中期浙人诗三千馀家，此间，参与采访校订者人数不少，邵志纯、朱朗斋、吴澹川、李香子、郭频伽等，当然也少不了陈鸿寿、陈文述兄弟，阮元在《两浙輶轩录》凡例中说：“钱塘陈曼生（鸿寿）、陈云伯（文述）……亦于京邸校阅一过，多所订正。”嘉庆三年（1798）书稿成，没有及时刊刻，存于官邸。嘉庆六年（1801）夏六月，阮元在朱朗斋、陈鸿寿的请求下，遂将书稿交于他们二人刊刻，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两浙輶轩录》朱朗斋碧溪草堂、陈鸿寿种榆仙馆同刊本（图一）。
    嘉庆九年（1804），阮元为陈鸿寿的《种榆仙馆图》题诗一首。后又为其《种榆仙馆三图》作记，阮亨说：“陈曼生于画精鉴别，……最喜奚铁生画，尝以其晚年作，偕方兰坻、王椒畦合为一卷，家兄为作《种榆仙馆三图记》，论画、论人，兼以记传之法。”
阮元所用印章多出陈鸿寿之手，这在他的从弟阮充的《云庄印话》中找到一些证明，阮充说：
    文达公归田后，序林茮生鸿《小碧琅玕馆印谱》云：余童年用印倩毕，旋之刻一小田黄“阮元印”，携入京师，随用六十年，不胜平漫，直至癸卯毁于火。次则门生陈曼生在余幕刻者最多，曼生与表弟林小溪同幕同朝夕，宜乎其多得曼石矣，曼生石一时推重，时奚铁生、王椒畦之画又同重一时，林氏梅花屋画卷在表侄处，故茮生专法曼生，曼生为余刻“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今只此一印存矣。
    从《沈周野翁庄图卷》中我们能见到一方不太清晰的“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 （图二），从内容和风格判断当就是这一方。从陈鸿寿所留印拓中还能寻到“琅嬛仙馆鉴定”（图三）、“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图四）等印章，阮元又说“盖尔时有印皆出曼手”，可见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中刻印不少，也为阮元刻印不少，由此可见阮元十分喜欢陈鸿寿的印章，他所结交的篆刻家很多，而偏喜欢用陈鸿寿所刻。一方面，陈鸿寿经常在其身边，在金石、书画方面受阮元影响较深，审美观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表现出阮元对浙派印风的偏爱。阮元所用印章多为浙派，有些虽不知作者（图五），从风格上来看可能也是陈鸿寿所刻，但属浙派风格无疑。

 

 

    西泠八家中，还有两位印人与阮元有着良好的关系，且属于阮元金石文化圈中的人物，一位是陈豫钟，一位是赵之琛。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杭州人。深于小学，好金石文字，收藏甚丰。篆刻服膺丁敬，又崇尚汉印，有自己的风格。著有《求是斋集》。
阮元小陈豫钟2岁，为同辈人，但陈豫钟和陈鸿寿一样，都视阮元为师。陈豫钟刻有一方白文印“琅嬛弟子”，（图六）可见他视阮元为师，对阮元的景仰之情由此表露出来。以阮元为首的乾嘉学派提倡实事求是学风，“实事求是”一词此时极为流行，陈豫钟的斋号求是斋就是受此影响而取的。
    嘉庆七年（1802），阮元在浙江为文庙制乐器，复铸镈钟，命陈豫钟为其铭摹写古文，铸成后，阮元叹赏不止，招之不往。阮元重新编刻《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嘱陈豫钟摹写款识，阮元在《定香亭笔谈》卷四中说：“钱塘吴寿朋（文健）明于小学，审定文字以付梓人；陈秋堂（豫钟）精篆刻，为摹款识；高爽泉（垲）善书，为录释跋，皆一时之能事也。”
    阮元这样评价陈豫钟：
钱塘陈秋堂（豫钟）深于小学，篆隶皆得古法，摹印尤精，与曼生齐名。秋堂专宗丁龙泓，兼及秦汉；曼生则专宗秦汉，旁及龙泓，皆不苟作者也。曼生工古文，善书画，诗又其馀事矣。
    而西泠八家的另一印人赵之琛（1781—1852）与阮元的交往见于文字的不多，阮元长赵之琛17岁，阮元在编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时，其中的古器文字多半由赵之琛手摹。阮元与陈豫钟、赵之琛的交往也多半属于金石之交。
    浙派印人与阮元有交游者，除了西泠八家中的黄易、奚冈、陈鸿寿、陈豫钟、赵之琛五家以外，与之关系密切的还有屠倬。
    屠倬（1781—1828），字孟昭，号琴隖，晚号潜园，浙江杭州人。嘉道年间著名学者，能诗擅画，其篆刻名盛当时，属于浙派，篆法、刀法专学陈鸿寿，刻款用丁敬法。
屠倬是阮元的门生，阮元长其17岁。他们的相识应当很早，这从阮元的诗句“我早识屠君”中可以得知。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在屠倬任仪征县令时有长诗送行，题为《门生屠琴隖倬以翰林改宰仪征，翁覃溪先生倡咏饯送，遂亦以诗赠行》，节选如下：
    展我泰华碑，洗我八砖研。
    别斋倡和篇，旧友共相饯。
    屠君正壮年，出宰我乡县。
    乡县尚不陋，长江绕芳甸。
    近者集盐艘，民风少为变。
    枭徒颍泗来，小斗竟如战。
    我昔谋增兵，请者议未善。
    为此多隐忧，保障匪易见。
    我早识屠君，恍恍吴越彦。
    清名满湖海，高文冠翰院。
    百里非宠才，帝欲使之练。
    孰意赤紧州，巧得颜谢选。
    ……
    屠倬上任的仪征恰是阮元的籍贯地，故阮元有“出宰我乡县”之语。屠倬在阮元的泰华双碑之馆欣赏到《泰山刻石》和《华山庙碑》以及晋砖等古碑石刻的拓片，当对其金石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阮元此前又有《屠琴隖庶常倬将出为县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绘图卷索题》、《题小檀栾室读书图三首》等诗多首，阮元手书有《为屠琴隝行书杂诗卷》等。屠倬也有多首诗赠阮元，《是程堂集》中就收有《题画杂体呈大中丞阮云台先生》、《大中丞阮云台建白文公祠于孤山之左，以五月八日落成，同人酹酒祠下即席呈中丞》等。阮元和学者的交往虽多是建立在经学上的，但与金石、书法、篆刻、绘画无不涉及，他的思想常对人们产生很大影响，阮元也将他收藏的《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给屠倬欣赏，屠倬有诗《集苏米斋覃溪先生出示手摹华山庙碑凡三本，云台先生复出新刻四明本相较，赋呈两先生》见证，诗中有句：“四明旧拓更完好，原本新弆琅嬛仙。譬如真形现全岳，不缺不烂曾夸全。” 对阮藏四明本的完好表示出赞叹，从两人的诗中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
    嘉道年间的浙派印人身在乾嘉学派最后的辉煌时期，金石考据学风靡一时，访碑、赏碑、研碑之风盛行，对钟鼎彝器、古碑断碣刻意搜求。阮元适时而起，提倡碑学，于是本来就已见苗头的碑派书法藉着他的理论迅速蔓延，得以在二王传统帖学之外开辟了另一途径。实际上，对当时篆刻艺术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称篆刻中的浙派为书法中的碑派，他们何止是时间段上的一致，所运用的手法、追求的意境也是那么相似，是乾嘉学派背景下的一对双胞胎。乾隆年间的丁敬“仿汉刻烂铜印”就是强化“金石气”的表现，此后的七家更在篆刻中着重于刀的表现，刻意追求笔画的斑剥效果，浙派用刀的“短刀碎切”一如碑派书法用笔的“积点成线”，这与书法家追求苍茫的金石气是一致的。实际上，浙派印人标榜仿汉，已与赵孟頫所提倡的汉印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虽在篆法和结字上承袭汉人，但刀法所表现出来的意韵已与汉人有别，已从汉印的质朴走向苍茫，白文印如此，朱文印也如此，已不同于元明印的雅逸流美，而呈现出沧桑的凝重。所以阮元喜欢浙派印章是情理之中的，这与他的观念相吻合，与翁方纲一样，阮元对印章的观点属于“质厚说”，他在浙派印章的发展过程中对印人有一些观念上的影响当是不可忽视的。

                    (转自金丹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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