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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书家王文治书法艺术与日本
作者：仿生 五益鸣
余昔负笈京师时，曾有幸拜观清大书家王文治的真迹。此墨宝不但风神气韵俱佳，且因与扶桑有颇深之因缘，故弥足珍贵，不可多得。此书为行书，字心长约60厘米，宽约36厘米许，纸本。内容为抄录唐王摩诘《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及王文治所题长跋。为便于中日之间同道欣赏研究之用，余不嫌累赘，姑将全文抄录如次：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以上为《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以下为跋文）扶桑，日所出处，树叶知桑而同根相依，故名：‘孤岛’。‘主人’即晁监，彼归国便是主人，送君此去，即为‘异域’。清和月朔二日之写，梦楼王文治”。
除正文外，尚盖有大篆字图章二，一曰“梦楼”，二曰“王文治印”，按此诗王摩诘所作，晁衡即日本奈良时人，原名阿倍促麻吕（祥下）。为何吾辈应研究此真迹？一是因为它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尚未有人从中日关系史这一角度来研究过，且是名人之名作、名笔（王摩诘属名人，《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是其代表名作，此墨宝又是清大书家王文治难得的精品，可谓名笔）；二是因为王文治此无论家世或本人履历，都和日本有颇深之因缘，其墨宝流传于彼地者不少。吾辈应通过研究此真迹，进而重新发现中日关系史上为人忽视的一段佳话。
根据许多史料来看，王文治的先人乃为唐王摩诘。他十分追念钦佩先人的为人和文才，俩人有很多共点。例如两人都属天资异常聪慧之士，娴于文事，少年及第之前皆游于京师，文名遍天下，与异域之人又都有亲交，又都虔信佛教等。王摩诘与阿倍促麻吕是至交，两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作，谱写了中日关系史上的动人的篇章。作为册封使从客王文治来到琉球，受到当地官方民间的热情款待。虽那时琉球尚不属日本，但他无疑在那里和许多日本人过从甚密，互相以诗文唱和，其书法艺术为日本友人喜爱，于是不少佳作就被带到日本去了。时隔千年之久，同为朝廷高官的王摩诘与王文治都同日本结下不解之缘，日本对王文治仍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对象。因此吾辈就不难理解王文治当初兴致勃勃地抄录此诗的原因了。
首先有必要研究王文治的生平（特别是琉球之行）及书法艺术的价值这一问题。
王文治生于雍正七年（1730），卒于嘉庆七年（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据史料记载：他生而有夙慧，十二岁即能诗文，并开始研习历代书法名帖。后游历京师。乾隆二十五年（1760）成一甲三名进士（即三鼎甲之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逾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读。
余在日本时，尽管时间紧迫，仍着意搜寻有关中国书家在日本的真迹的资料，发现日本很多博物馆都珍藏着王文治真迹。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大分县立博物馆皆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宝。外山军治在《书道全集·中国明2清1》（平凡社）称：“乾隆二十年（1755）随遣为琉球国册封使之全魁赴琉球，其时仅二十六岁，然琉球人视其书为家宝而予以珍视”云云，留琉时间共计二百二十九日。
后来，王文治外放为云南临安知府（今姚安县），不久以病辞职，虽经大臣力荐，但因厌恶官场吏事，遂不复出，往来于吴越之间，主讲镇江、杭州、丹徒等书院。乾隆巡视江南经过钱塘时，在寺院中看到王文治所书诗碑文后，大加赏爱。朝廷降旨，再度征他出来做官，他却力辞不就。王文治甚喜声律，出门则以歌舞一部相随，议论音乐，穷极幽渺，客至便张乐，朝暮不倦。书名大振以后，求书者日众，多有馈遗，而尽用于声伎。惜作品大多无存。他曾自言其诗文尽得之于禅理，其诗雄逸宏放，所著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传世，从中吾辈对于其书论可略见一斑。王氏书名与刘墉相匹敌，清人梁有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有言：“国朝文字，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讲风神，故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也。”
王文治尽得董太史神韵，并兼师张即之、米南宫，而得力于李北海。其书运笔柔润，意绪婉美，极富书卷气，士大夫得其片纸尺牍而拱若珍璧。他和刘墉、翁方纲、梁同书被合称为“清四家”。并时称精鉴，集金石书画甚夥，曾得“快雨堂”旧匾，喜甚，即悬之堂上，又名其书斋为“柿叶山房”。他同桐城派文坛领主姚鼐交至深，论最契，姚亦精于书，然姚氏书名仍不如王氏之远播也。
新修订本《辞海》云：“王文治，清书法家、文学家（中略）其书源出于董其昌，兼法张即之，而得力于李邕，善以侧媚取势……”。清代有记载之书家上万人，但《辞海》在清代只选录了书家十一人，由此可见王氏在清代书坛上地位之重要。郭尚先跋王文治真迹云：“丹徒梦楼法书，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水飘拂，尤得天然之趣。余尝观其结构字体，皆得意于晋人及董华亭。盖其平生多临《阁帖》、《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传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书家所谓古钗脚，殆谓是欤？颜平原、苏文公、米海岳皆以雄厅峭拔见长，而根柢皆出于晋人。赵文敏、米海岳、董太史皆尤模规二王。梦楼太守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行书亦纵横排宕有致，余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大观矣。
郭尚先为文史研究之大家，对王文治法书的鉴赏是别具慧眼的。他特别指出王氏精于墨韵浓淡的变化，秀逸清润，可称绝诣。无论行楷草书，或大或小，疏密长短，行款自然，饶有晋人及董太史笔意。
接下来，再谈谈王文治书法与日本的关系问题。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王文治难得的精品《墨池鼎足卷》。《墨池鼎足卷》是否即是《渡海吟》，限于目前的杀件，尚难确定。人有关资料来看，《渡海吟》应是全文。此篇和上述抄录唐王摩诘《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墨宝，值得比较研究。前者是王摩诘赠与阿倍仲麻吕的惜别诗，王摩诘本人并到异域，仅凭想象和传闻写就，后者却是王文治本人的亲身体会。
为便于研究，特将《渡海吟》抄录出来：“海门一扬帆，浩荡不能止。地维天轴乍低昂，老鱼屈强潜虬起。元气顷刻风雨惊，天外罔两阴阳争。眼中谁辨路遐迩？耳边但听击雹轰雷声。羲和腾御于扶桑之波，顾兔委照于昆仓之汇。大千世界，若乘空一发，中原定安在？人间始信有洪流（中略）赤鳞白鸟前后而导送，天神欲降心徘徊，忽将暗惨变瑶碧。黑水之沟深且墨，浑沌如游邃古初。元黄不辨乾坤色，那须然犀更照耀。飒飒阴风战毛骨，方知中外有分疆（中略）问君东去将何如？邹衍曾谈九州远，文成又道三山近。雄心恨不捕咬鼋，野性惟堪侣螺蜃。持长竿，散蓬鬃。燕昭汉武非仙才，支机唯就君平问。”
王文治在《渡海吟》中，既表达了“海门一扬帆，浩荡不能止”、“雄心恨不捕蛟鼋”等雄杰瑰异的气质，然而更多的是描绘了琉球之行的危险和大海的厅异景象。姚鼐曾谈及王氏琉球之行，可作参考：“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则以诗称于丹徒，长入京师。负气好奇，欲尽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听。入海覆其舟，幸得求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诗也。为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游草》者是也。”由此可以认为王文治如同历史上诸多人物一样，为了文化甘愿冒生命危险。这种精神的确值得敬仰。
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一诗，和这两首风格迥异，恰成对照，可资一读：“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般明月一般风。”诗中，韦庄希望敬龙在明月和朗风之陪伴下，顺利到达日本，充满了良好的祝愿。
而现实与良好的愿望往往不同。琉球国王册封副使周煌的诗，也描写了琉球之行的遇险情况。如《书事诗》云：“不关潮汐水添肥，半夜入呼事已非。疾痛寻常呼父母，一时回首吁天妃。”《姑米阻风》又曰：“未似无雷国，还同不夜城。铁沙排雁齿，银砾促鼋声。炽耀争阴见，蜿蜓习水行。故应心腹事，管蒯托平生，”而王文治《偕全公魁使琉球》（其一）云：“那霸清江接海门，每随残照望中原。东风未与归舟便，北里空销旅客魂。尽夜华灯舞□鹆，三秋荒岛狎鲸鲲。他时若话悲欢事，衣上涛痕并酒痕。”
由于王文治此幅墨宝抄录的是王摩诘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及王文治所题长跋，涉及到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故有必要谈谈王摩托车诘与阿倍仲麻吕成为第八次遣唐使的留学生，翌养老元年随遣唐押使多治此县守、遣唐副使藤原宇合入唐，同行者有吉备真备、玄□等人。在唐任左补阙，733年在唐迎遣唐使（大使多治比广成），却不许归国，天宝十二载回国时在海上遇难，漂到安南，时任秘书监兼卫尉卿。后又入唐仕于肃宗，唐上元时除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殁后赠潞州大都督。
天宝十二载，晁衡乘般回日本，临行前玄宗、王摩诘、包佶皆作诗赠别，以表达对这位日本友人离别之情，以王摩诘这一首最为有名。
现在让我们从鉴赏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首诗吧！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以烘托离情别绪。而这首诗则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叹息：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文势突如其来，确有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的功效。三四两句一问一答，饱含深情。“九州”乃中国，大意是说：中国以外，哪最最为遥远呢？恐怕要数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如今友人要回那里，真比登天还难呀！头四句写尽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及，以营造使人惆怅，迷惘不安的氛围。让读者刚接触到作品就从情绪上受到强烈的感染。
接下来的上句，乃是诗人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季风的规律，往往是逆风向航行，故中日之间的航海是生死未卜的冒险行为。普通人爱正面地描写海上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航海者的忧思。林宽《送人归日本》：“沧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来。波翻夜作电，鲸吼昼可雷。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尤以第三联写得怵目惊心，扣人心弦，这是相当精警的句子。但无论是怎样地铺张扬厉，感情又是如何地激宕淋漓，欲在一首短诗里将航海要遇到的无数艰险道尽，毕竟办不到。
故王摩诘采取了另一种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之中求无限。“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和中富。《旧唐书·东夷传》云：“（日本）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试想，航海者就仅凭几片风帆、几支橹浆，随风漂流，不是艰险已极了吗？不作正面描写，只是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限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尽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最有特色的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没有写海上的景观，而是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发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弘阔大的巨幅画图。你看，波涛在不断地奔流，巨鳌与大鱼在不断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化。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神秘、奇诡、恐怖的感觉。诗论家公认王摩诘“诗中有画”，便其“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万险，平安地回到日本，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信，进一步突出其依依不舍之深情。
这是一曲歌唱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颂歌。一个年仅弱冠的外国人活跃于当时世界文明中心的长安，且做到高官显爵，这表明了晁衡的杰出才能，更说明了盛唐具有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这才是大唐兴盛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即便是提倡国际化的今天，也很难找到如此优礼相待异邦人的例子。当晁衡欲于天平五年（唐开元21年）随遣唐使归国、玄宗挽留时，他写下了《失题》一首以表达对故国的思念之情：“慕义名空在，愉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古今和歌集目录》）
晁衡被王摩诘的友情所打动，遂赠剑答诗，诗题为《衔命使本国》“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悱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全诗完美地表现了晁衡把中国当作其第二故国及对中国割舍难分的情感。“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说的是他永远不忘唐玄宗的恩泽。为了感谢王摩诘的厚谊，情不自禁地解下身边佩带的宝剑相赠留为纪念。吾辈当注意，古代文人非常重视琴剑，不轻易赠予他人，由此知道彼此情意之笃。此诗感表热烈，用语精炼，对仗工整，与王摩诘的赠诗恰成双璧，是一首杰出的五言排律。另外，李太白、储光羲皆有与晁衡有关的诗篇流传于后世。限于篇幅，笔者只好从略。
通常人们把扶桑看作日本的代称，如皇圆的《扶桑略记》便是记载古代日本历史的史书。但王文治在跋文中不但依据中国古代神话认为“扶桑，日所出处”，还对其涵义进行诠释“树中知桑而同根相依，故名扶桑”，最后提出“倭国近之”的结论。看来他并不认为扶桑就一定非是日本不可。若细读摩诘此诗，则知他亦作如是观（“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否则就应是“乡树扶桑中”。王文治此论合于其抄录的王摩诘此诗。修订本《辞源》对此释云：“（扶桑）神木名，传说日出其下。《楚辞》屈原《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科扶桑’。又《淮南子·天文》：‘日出处赐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是谓晨明。’（中略）《梁书·扶桑国传》曰：‘扶桑在大汉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按其方位，约相当于日本，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
根据王文治及《辞源》中的记载，扶桑即日本一说不确。王氏跋云：“故名扶桑，倭国近之”。倭国即今日之日本，人所共知。故《辞源》也说：“按其方位，约相当于日本。”此默墨宝之重要历史考证价值，乃在于指出抚桑即日本说不确。
现在具体地谈谈此帖的书法艺术。王文治书法、文学造诣均深，善行书，号为帖学大家。此帖无论从用笔到结体及风貌，均有浓厚的董书风格，用笔洒脱而飘逸，结体疏丽，墨色以淡为主，而浓淡相宜。然而，他虽忠实地禀承帖意，却无传统帖学的轻滑。其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劲的笔划兼带圆润之意，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其非比寻常的才情。因此时人把他和刘墉并誉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王文治曾自谓云：“忘寒暑，写昼夜，为书自娱其间”，其于书法之热衷勤奋，一至于此。这对他成为大书家至关重要。清代书法大体可归为两种：其一，以运动的流畅为特点。用笔时运动的中富性和连续性保证了线条的力体感及丰富的变化；其二，由于碑学的盛行而发展起来的“涩笔”，即运笔时主动地加上阻力，使线条产生微小的颤动，以求苍劲。前者更接近晋唐的运笔方式，但延至清中叶，只能出现王文治这样的路线，因此不能不促使人们去别处寻求另外的道路。可是，这条路线大有可为，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某些书体（如草书）中，它始终是主要的运笔方式。尽管清人很少有草书大家，但当吾辈回顾这条历史线索时，不能不注意到传续这种审美理念的人们――当然，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注意到这点吧！因此，尤不能忽视王文治。
总而言这，无论在书法艺术或与海外的交流上，王文治都值得认真研究。王文治为加强同域外的交流，不怕千难万苦，出生入死亦在所不辞。并且他和王摩诘一样，对日本人民的情谊是非常感人的。外山军治曾说：“琉球人视其书为家宝而予以珍视，而其‘曾经沧海’四字印文，亦寄托了年少时渡海的美好回忆”。李调元《雨村诗话》亦谓：“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大司马周文恭公同侍读全穆斋魁率奉命册封琉球。舟至姑米山，薄暮，台飓大作，舟触礁，几沉，舟中皆呼娘妈（中略）。海山有书事诗云云，谓此耳”。因此，王文治琉球之行所经历的危险，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使回国辞官后，他仍如在琉球时那样，关心琉球。郭则□《十朝诗乘》曰：“王梦楼太守早岁尝从全斗南侍讲（原文如此，非侍读）使琉球（中略），梦楼有《竹枝诗》云云，又《留别》云云。后梦楼客扬州，遇琉球谢恩使马宣哲、郑秉哲留饮舟中话旧，复有诗云云”。由上面种种论述观之，王文治同域外的因缘不可谓不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