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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逸澹荡吴让之
作者：佚名
《栖云山馆词存》，甘泉黄锡禧子鸿著，同治六年吴让之写
吴让之（1799－1870）清末著名书画篆刻家。原江苏江宁人，自父吴明煌起移居仪征，晚年流寓泰州。原名廷飏，字熙载，50岁后更字让之、攘之，号让翁、攘翁、晚学居士、晚学生、方竹丈人、言庵、言甫、难进易退学者。斋堂为晋铜鼓斋、师慎轩。吴让之小学功力很深，画作士气盎然，书法篆隶行草无所不能，且精金石考据之学。篆刻初宗汉印，悉心摹仿，后师邓石如，参以己意，晚年之作入化境。一生刻印以万计，破前人藩篱而自成面目，印文方中寓圆，刚柔相济；用刀或削或披，流畅自然；布局应情处理，极尽变化之能事。存世有《吴让之印谱》、《晋铜鼓斋印存》4卷、《师慎轩印谱》、《吴让之手批印存》，及《匏瓜室词》和金石考证著作《通鉴地理今释稿》16卷等。传入《清史稿》。 中国的篆刻艺术在明代中期进入了作为“艺术欣赏”的探索阶段，到了清代，篆刻艺术才呈现出争奇斗艳的气象———程邃、丁敬、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等篆刻奇才纷纷涌现，邓石如开创了“圆劲”一派，吴让之承继了这一创造，特别在刀法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篆刻在“用刀上开法门的大师”。 一
吴让之出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早年居住在仪征，青年时期因从事科考，每三年两考，他都要往返于仪征、泰州（扬州府八属之贡院时设于此）。吴让之最终只被录取为“生员（秀才）”，仅是一个普通的县学“诸生”，但从这时起，他和当时泰州的文人雅士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建立了友谊。
中年后，吴让之长期寓居扬州。据清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记载，吴让之在扬州时，曾住在石牌楼观音庵。当时观音庵内还寄居着画家王素，“王画吴字”为时推重，士大夫家皆以“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论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吴让之受宿迁王惜庵之托，以枣板续刻高凤翰集撰的《砚史》后半部分。此书刻成时他题有长跋，其中谈到“余于今年分典文汇阁秘书”并曾“分辑《南史》注”。扬州文汇阁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这里本是吴让之的用武之地，但为时不久，在清兵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文汇阁付之一炬。
清咸丰三年（1853年），吴让之54岁，为避战乱，他流寓到了好友较多的泰州，其朱文印《再生人》边款云：“咸丰三年由扬避乱来海陵”。吴让之定居泰州，前后长达十数个春秋，首寓时为泰州首富的姚正镛（仲海）家。汪鋆（砚山）作为吴让之的仪征同乡，曾随吴学艺，他在《扬州画苑录·吴让之》中说：“鋆乱后师事之，终日晤于泰州姚氏迟云山馆。”吴让之在姚家，先后为姚治印120方。吴让之在泰期间，还相继客寓岑镕（仲陶）、陈守吾、朱筑轩、徐震甲（东园）等名门，后又在刘汉臣（麓樵）家居3年之久，并曾朱书《说文》一部赠之，文末有“寄食三年，无以为报”的亲笔跋语。吴让之寓刘汉臣家不仅为其子弟课读，还为刘治印88方，刻砚一方，书画多幅。咸丰四年（1854年）甲寅八月，刘汉臣新居落成，吴让之特隶书长联一副：“势不因人，翁之乐者山林也；居虽近市，客亦知夫水月乎”上款题曰：“麓樵以高西园先生所集联文属书泰州姜堰新居，以其文与近况有合故尔。”
清同治三年（1863年），书画篆刻家赵之谦（撝叔）托好友魏锡曾（稼孙）将自己的印蜕带到泰州给吴让之品评，赵之谦一印边跋有云：“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吴让之看后颇为感动，除对赵印作了中肯评说外，并冒酷暑即兴挥汗刻“鉴古堂”、“赵之谦”等白文四印，印作方圆相参，疏密相应，实现了轻灵古拙、浑厚平实的统一，堪为吴让之篆刻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魏锡曾在泰时，“精心集拓了吴让之手边自用印和代刻印计120方，一式20份，其中装订成本式谱正副两部，让翁当场在谱后题了跋，自谦：‘六十年刻以万计，从未留一谱，自知不足存尔，就箧中自用者印以求正，不值一笑。’”（朱学纯《吴让之寓泰二三事》）当年七月，赵之谦收见此谱，遂撰长序《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今年秋，稼孙自泰州来，始为让之订稿……”
战火弥漫，故园萧寂。吴让之寄寓泰州，虽得旧友新知的同情与关怀，但伤感之情仍不时在诗文中流露。他在为杨石卿所作的《秋林诗思图》题句中写道：“乌桕丹枫叶渐凋，杜陵蓬鬓感萧萧。奚囊收得秋光满，聊与西风破寂寥。”在泰州，吴让之常与当地名士墨客雅集唱和，分题拈韵，集锦作画：
东风吹我到城西，春情忽被子规啼；春色满园题不得，举目唯见草萋萋。我本天涯一布衣，才疏学浅知音稀；腰间徒挂三尺剑，壮志昂昂未敢违。凄凉迢迢十里路，烽烟逼近年华暮。有人劝我读文章，国家已被文章误；有人劝我隐山林，巢许之风余不慕。我生还乐耕钓翁，莘野渭滨终有遇。予心常忧忧，余怀未敢休。来吟诗一首，去饮酒一瓯。诗可以解忧，酒可以消愁。白云冉冉归山径，溪水迢迢空自流。青山一夜还家梦，画角声中万树秋。聊以此语赠主人，庶可引君为同俦。主人问我居何处，城西城西听雨楼。（吴让之《题城西草堂图》）
诗中透现着吴让之忧时伤事的心境，但正因环境所迫，穷而后工，形成了吴让之生活上“题品云山归画卷，收罗风月入诗篇”的超然态度。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晚年吴让之，已穷困潦倒般借居于泰州东坝口观音庵，他曾撰八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
吴熙载印
二
作为一位博学多能的艺术家，吴让之早年师从邓石如（完白山人）的学生包世臣学书，故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在包世臣反对流弊较大的“馆阁体”开辟晚清一代新风中，吴让之无疑是一倾力助阵者。吴昌硕说吴让之“书画下笔谨严，风韵之古俊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矩。治印……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乃非虚饰之言。
吴让之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特别是他的圆劲流美的小篆为世人所重。在篆法上，吴让之师法邓石如及汉篆法，更因其善于“铁笔写篆”撷取金石精华，故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包世臣对吴让之也有直接影响，他继承了包氏衣钵，恪守师法而自成面目，给人以清澹甜润之感。所书小篆《梁吴均与宋元思书》、《宋武帝与臧焘敕》、《三乐三忧帖》等，用笔浑融清健，篆法方圆互参，体势展蹙修长，有“吴带当风”之妙。吴让之隶书结体，中心紧敛而肢体舒展，颇富古意，被誉为清初以来篆隶书体创新者之一。其行书动势显著，生发了流动、通畅之气，单字虽隔，然意气绵延不断；楷书苍厚郁茂，俊逸爽劲，并掺有北碑意韵，一扫“馆阁体”纤弱之风。
吴让之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其金石篆刻。他曾自述：“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早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吴让之印稿自叙》）由于吴让之有10年汉印的摹习功底，加之以邓的汉篆书体为依归，使隶书笔法参之入篆，以篆书笔意引之入印，书印相参，流美生动，浑朴圆润，韵味醇厚，一洗当时印坛程式化和矫揉造作的时尚，使日趋僵化的印坛面目为之一新。他在《自评印稿题记》中阐明：“若意无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难列等。”
以圆朱文篆法入白文印，是吴让之篆刻的一大特点，一路横宽竖狭、略带圆转笔意的流美风格，和他的朱文印和谐统一。他擅用冲刀浅刻之术，腕虚指实，刀刃披削，其运刀如“神游太虚，若无所事”。清黄高年、彰侣在《治印管见录》中说：“吴氏之印婀娜有余，是善用冲刀以得之，习冲刀者，当以吴氏印为参考品。”吴让之治印广采博汲，不囿成法，在理论上他尊崇师说，但实践中他又有意和老师的风格拉开距离。近代书画大家黄宾虹称吴让之是“善变者”，他在通力学邓后，又以自己的善变，发扬出邓石如“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新境界，其晚年印作，字法、布局、行刀、款法自出机杼，以其平正、淡雅、拙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印风格调。晚清篆刻大家黄士陵（牧甫）治印往往以“完白、让之二法参用”，可见邓、吴印作各有千秋，说峻险雄稳，要属邓石如，论飘逸生动，当推吴让之。
吴让之一生治印万方，声名显卓，以致后来学“邓派”的多舍邓趋吴，除黄士陵外，吴让之对同时代的赵之谦、徐三庚，近代吴昌硕，当代韩天衡等书篆名家皆影响甚深。恰如西泠丁辅之以赵之谦笔意为诗赞曰：“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
意密体疏印文“意密体疏”，是说作画、写字、刻印，宜意态茂密，体势疏放。这一说法与邓石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谈疏密的辩证关系。印款为行草书两行，署于内侧，边款：“庚子秋七月寄韬庵仁兄清赏。熙载吴廷飏。”庚子年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时吴让之41岁，篆刻艺术已趋成熟。此印在章法上，源于汉印，为细白文一路。在结字布白上，此印谨严端雅，使刀如笔，于遒劲凝练中见流丽风神，“体”、“意”、“疏”三字线条密集，井然有序，“密”字下部线条稍疏，留红较多。繁多笔画在方寸之地舒展自如，文字方圆互参，婉转自如，生动体现出书篆意趣。此方印作运刀轻浅取势，轻灵流转，笔画转折处尤见功力。
逃禅煮石之间逃禅，意指礼佛修禅；煮石，意指修道。印文意为修身于佛道之间的意思。印作成功地实践了“印从书出”的艺术理论，将吴让之工整而富有个性的篆书书法结构和用笔特征，展现在了篆刻创作上。印作中，吴让之运用泼辣自如的冲刀手法，使自然的篆书笔法表现得恰到好处，刀法、笔法配合得天衣无缝。印作中那种轻松淡荡、委婉流畅的韵味，可谓直达“书印合一”的神境。《逃禅煮石之间》一印，在篆刻史上代表着“以书入印”理论旗帜下所能达到的高度，使这方印作成为篆刻史上的经典范例，因此后世有很多临摹之作。
吴让之对联
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让之虽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
——清代·魏锡曾
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
——近代·吴昌硕
让之姿媚，一竖一横，必求展势，颇为得秦汉遗意，非善变者，不克臻此。
——近代·黄宾虹
吴熙载篆书纯用邓法，挥毫落笔，舒卷自如，虽刚健少逊，而翩翻多姿，有他新的面目。他在文艺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刻印上，运刀迅疾，圆转流畅，功夫精熟，无论朱白文，在继承邓石如的基础上，都有新的创意，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特别是那种轻松澹荡的境界，邓石如谱中不曾有过。
——现代·沙孟海
邓石如的皖派吸取了《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的体势与笔意，形成了雄浑圆劲的风格，至吴熙载用刀如笔，已登峰造极。
——现代·钱君匋
吴让之在用刀上继承了邓氏的衣钵，对汉印的深入理解，“手指皆实”的扎实功力，以及他在邓氏用刀基础上辅以浅入的处理，神奇地调动了刀背部分的作用，刃、角、背的三向并施，一如用笔的八面出锋，使其镌刻的线条，无论是朱白细粗之笔，皆能赋以刀的韵律、刀的生命，刀下的线条，元气淋漓，本身就具备了可圈可点的审美价值。可以这样认为，无论吴氏印章的配笔、章法、气质是否能为我们所理解击赏，然其用刀之妙，当是众口皆碑，无懈可击的。近世吴昌硕、黄牧甫的用刀，无不得益于攘翁。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吴氏是用刀上开法门的大师。
——当代·韩天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