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岳崧书法散论
作者：黄承利
张岳崧行书轴 89×166cm
见于澄海博物馆举办的《首届民间书画收藏展》
张岳崧（1773—1842）在世时有人把他列为广东四大书法家之一，与同时代的冯敏昌、黎简、吴荣光雁列并行，这一说法见于张维屏的《艺谈录》，《国朝画征略》一书也顺应此说。冯、黎、吴均为清朝中叶广东书坛大家，冯敏昌（1747—1806）的书法由帖入碑，颇得黄庭坚、李北海笔意，为当朝翁方纲所赏拔；黎简（1747—1799）个性狂狷僻介，一生不仕，然诗书画兼精，时人评价很高，《国朝书画名家考录》(晏棣)、《听帆楼书画记》（潘正炜）、《藤花亭书画跋》（梁廷楠）等书都有述录；吴荣光（1773—1843）的书名更大，早年曾得刘墉指授，后有缘与阮元、翁方纲等大家交往，他的书法也是先帖后碑，由唐宋入魏晋，加上他的书学素养和文人气质，形成了清骏沉雄的书法风格，在岭南书法史上，算是成就突出的一个。张岳崧与这几位大家相提并论，可见他的书法在当时应该是出类拔萃的。可是，张氏的书法少有评论者，遍翻上海书画出版社近年编就的大型古代书画类书《中国书画全书》，没有见到有关评论张氏书法的文字，一些重要的作品集及作品赏析类书籍，如《明清名家书法大成》（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3月）、《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刘正成主编，大地出版社1989年10月）、《中国书法通鉴》（黄思源主编，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等，也不曾见到收录张氏的书法作品。倒是岭南的一些书画类著作和集子，有论及和收录张氏的书法者，《国朝画征略》谓其“书法与郭兰石大理齐名，画宗元人，不多作，零缣残纸，人多宝之。”庄申的《广东书法简史》、陈永正的《岭南书法史》等书也有所论及，《明清广东法书》、《历代广东名家书法》等集子收录了张氏的书作，由此可知，张岳崧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还算不上是能名列典章的书家，但可以说是岭南书法大家，这大概是书法史对张氏书法的一个基本的定位。
从书家主体的角度划分，中国书法可区分为文人书法、官僚书法、民间书法三种书法形态，张岳崧的书法，大致可以归入封建官僚书法行列。张岳崧在三十六岁那年探花及第，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在嘉庆朝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文颖馆纂修等职，嘉庆二十三年（1818）因编纂《明鉴》按语不合旨意被革职，三年后即道光元年起复原职，在道光朝继任武英殿纂修、教习庶吉士、四川乡试正考官、陕甘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江苏常镇海兵备道道员、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詹事、湖北布政使、护理湖北巡抚等职。张氏为官三十余载，半辈子在仕途上度过，在水利、文教、吏治等方面政绩突出，张氏著有《筠心堂文集》、《筠心堂外集》，还编纂了《琼州府志》，这些都是政务之余和卸官之后的作为，算不上是文人学者的专门之作，严格的说，张岳崧不是以文人而是以官僚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视野里。
官僚书法发展到了清代，形成了更加显著的馆阁体书风。康乾两朝，皇帝分别喜欢董其昌、赵孟頫的书法，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朝廷上下，董、赵书风流行一时，以致影响科举“以书取士”的标准。董、赵书法以“二王”为圭臬，把技法丰富、颇有书卷气“二王”书法精致化、圆熟化，文人书法被改造成官僚书法，董、赵恐怕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了。董、赵书法到了清朝这帮官僚的手上，董书变得愈加枯瘦靡弱，赵书变得愈加肥腴媚俗，一千多年的帖学书法传统被渐渐的模式化、机械化，书法已经是一种毫无生机、意趣的手工操作了，已没有多少艺术成分可言。清朝的官员除了追逐董、赵外，由于科举取士制度的存在，学子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临习欧、虞、褚、颜、柳等书家的楷书范本，这种纯粹功利目的的书写行为，形成了所谓“字如排算”的书法“干禄体”。馆阁体和干禄体，构成官僚书法的基本形态。由于帖学的式微，清朝中叶也即康乾时期，碑学书法开始兴起。张岳崧生活在乾（23岁前）嘉（24—48岁）道（49岁后）时期，这时期书法的发展轨迹是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并列运行，帖学书法仍然很盛行，如书法中的显学，碑学书法已经由兴而盛，但仍主要处于民间状态。
张岳崧的书法，早年学欧、柳，中年有赵书习气，晚岁转向颜、米，总起来说，仍属“二王”一路帖学传统。早年学欧、虞、柳，并兼学“二王”小楷，如大王《曹娥碑》、小王《洛神赋》，皆为张氏用功颇勤的范本，《筠心堂文集》中收有张氏为欧阳询《醴泉铭》、《温虞公碑》、虞世南《孔子庙碑》、二王小楷《曹娥碑》、《洛神赋》、钟绍京《七宝转轮王经》、张长史《郎官石记》等晋唐楷书拓本所作的题跋。张氏用功于楷书，主要是应付科举，清朝以书取士的倾向愈加明显，张氏后来能考上探花，可见其楷书功底不浅，从张氏留下的楷书拓片《旌表节烈妇传》、《修复新兴学宫墙碑记》可以得到具体反映。张氏中年入仕后，受朝野上下摩习赵书风气的影响，于赵松雪下过一番工夫，他有一则题《元赵子昂书<大方广图义经序>跋》语：“松雪书满天下，求如此生动跌宕复具古拙之致者，颇不数见。”可见当时习赵书的大概。但张氏不拘泥于赵书，他对王羲之《圣教序》、《兴福寺碑》、唐李北海《岳麓寺碑》、《端州石室记》、张从申《吴季子碑》、以及元鲜于枢、明文征明、董其昌、黄道周等都下过工夫，尤其对李北海行书用功尤多。晚年在李北海的基础上，加入了颜书的厚重和米书的肆意，可谓晚年变法，一改原先拘泥拖沓、软弱乏力的赵书习气，因而陈永正先生在其所著《岭南书法史》一书中称张氏书法“势雄意健，书中有一股刚直雄奇的气概。”大概指的是张氏晚岁时期的书法风格；《岭南书法史》还对张氏的另一件佳作《草书七十自寿轴》作了“老辣生新，意在有无之间，已臻浑化的高境”这样的评价，此作原件远在香港，未能亲睹。应该说，张氏书法的成功之作主要出现在晚年变法之后，就书体而言，行书较突出，草书未经见到，不敢妄评，楷书写得很精到，但局限于实用，技术品位和艺术价值都不能算高。张氏还善长题写榜书匾额，定安县博物馆藏有其多块匾额，字径盈尺，笔酣墨足，笔力劲挺，颇能见出其腕力功底。
张岳崧被誉为海南“四绝”中的“写绝”（邱浚为“读绝”、海瑞为“忠绝”、王佐为“吟绝”），他在海南书法史上的地位应该是非常突出。祝嘉先生生前谈到古代海南书法时，只提到白玉蟾和海瑞两人，没有提到张岳崧，可能是因为祝老对清代帖系书法微言过多，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清代书法中的馆阁体书法、干禄体书法抨击激烈，而张氏的书法，严格说来，并没有摆脱官僚书法的巢臼，尽管晚岁变法，略有碑意，但仍属于清代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帖学书法的余续，象张氏这类书法，在清代的官僚中，比比皆是，这就难怪目前见到的许多书法作品类和著作类书籍中，未见有太多选入或评价张氏书法，也许祝嘉先生是从整个中国书法史的角度立论，而不是从海南书法史的角度立论，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一样了。
张岳崧书法
【资料来源】来自黄承利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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