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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城王汉墓黄肠石刻
济宁因两汉碑刻遗存丰富，有“中国汉碑半济宁”之誉。这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位于济宁城北的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保存有黄肠石题刻785石，为全国已知汉墓之最。
济宁市城北3公里萧王庄一带，原有9座高大的土冢。群众呼曰“九女堌堆”。据近年考古调查证实，这几个“堌堆”皆为汉代的大型墓葬。由于人为原因和自然破坏，现地面仅存固堆四座，命名为M1—M4号墓，为东汉任城国国王及其配偶的墓葬群。1992年，济宁市文物局对一号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主人可能是东汉任城国始封王——孝王刘尚，即光武帝刘秀之孙。这座墓规模宏大、结构形制独特、材料使用考究，对研究汉代诸侯王葬制的发展演变，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墓使用的黄肠题凑刻石。一号汉墓使用石材约4000余块，其中大部分石块上都有字，遍布在回廊及封顶、封门和棺床的黄肠石上。有朱书、书后镌刻和刻后再填朱三种类型。据《东汉任城王陵》一书记载：“黄肠石壁内面、棺床石、封墙石上铭刻和朱书合计782块，为全国已见之最”。这些黄肠石题刻均采用竖刻横放的形式。从所见铭刻和朱书，多者十字，少者仅一字，四到六字居多，内容大多为当时的地名和管理官员、石工、送石者的姓名籍贯以及石块的尺寸、编码等。就是这些简单的铭文中却包含了重要的古代法律制度、陵墓制度、文字发展演变等研究资料。这些刻字所用书体为民间隶书，用笔简洁明快、质朴大方，遒劲挺拔，是东汉时期通俗隶书的典型代表作品，对研究汉字的字体演变和东汉书法艺术有重要价值。
济宁在西汉时为任城县，属东平国。《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东平国，县七，任城属之。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国置任城国，东平王刘苍次子刘尚为任城王，至汉末禅魏，晋时国废。从萧王庄汉墓的形制、规模和出土的银镂玉衣分析，此墓为东汉任城国某王的陵寝是可信无疑的。题记中出现的地名，例如“金乡”、“富城”也属任城国。
汉任城王墓题刻众多，黄肠石均来自不同地方，题刻出自50餘位书刻匠之手，故书刻风格的多姿多彩。现依其书法作风，可将题刻作品分为四大类。
1．工整类：这类作品讲究字的笔划、结体和行气的整体统一，字体较规整。如“东平陆唐子”、“东平无盐”、“邹祭尊石治章”、“邹石治章”、“鲁武央武”、“鲁柏仲”、“时生”等。
2．率意类：这类作品雕刻随意，笔画不计长短，笔势左右开张，结体或纵或横，即随字形而变，以横势为多，自然活泼。如“富成曹文”、“富成徐仲”、“山阳高平鐘生”、“金乡陈能”、“金乡韩光”、“薛公伯当”、“马初”、“金 初治”、“鲁柏元仲华”、“金山乡吴伯石”、“鲁中武”、“高都石”等。
3．拘谨类：这类作品字体较小，雕刻生疏，笔画拘谨或增笔或减笔，字间无顾盼。如“鲁国文阳张鱼石”、“薛顏别徐文”、“平陆孙少”、“鲁石工伯华”等。
4．飘逸类：这类作品似经过书丹，用笔精到，有波挑笔画，线条有张力，结体宽博，笔势开张，飘逸波笔尤其如此。与简牘中的作品较为相似。如：“须昌沐孙有大石十五头”、“伊憙”、“无盐逢”、“孙 ”、“下邑”等。
另外题刻繁笔字中，出了个别简写字，与文字相同的作品相比，它们或取字的偏旁，或简单勾勒成字酷似今天的文字或字母。如“金乡马初”中的“乡”字简写成“阝”或“卩”，“富成曹文”中的“曹”字简写象“乙”，它们是否在当时民间通行不可得知，但对繁笔字尝试变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汉代书法从战国发展而来，西汉时期既存在著多种书体。《汉书、艺文志》曰汉初有六体；《说文、序》说有八体，实际上只有大篆、小篆、隶书三种不同的字体。目前考古资料表明，大篆在汉代已基本不用，小篆亦非秦时的风貌，用途也很少。隶书是汉代新兴使用的字体，它由战国古隶直接发展而来，在西汉初期完成对篆书体势改造后，其基本框架既已确立，后来随著笔画的丰富，隶书分为草书隶书、美术隶书、通俗隶书、典型隶书四大类型，其中汉代实用、现在常见的主要为通俗隶书和典型隶书两大类型。
汉任城王墓题刻四类作品，其中前三类皆为无波挑隶书，整体特点是笔画朴实、径直，用笔率意，结体或纵或横，依其自然，写法简捷、通俗，充满活泼之趣。是汉代民间较为实用的隶书。赖非先生把它们称之为通俗隶书，笔者十分赞成。因而这三类题刻作品，应属通俗隶书类型，而飘逸类作品，作者似受过一定的隶书书写基础训练，波挑、占画、结构均有章法可循。作品于洒脱中见稳健，艺术创作上有不少成功之处，应属典型隶书类型。但较汉碑之典型隶书有明显的差别。汉、碑隶书具有鲜明的波挑笔画，用笔婉转精致，笔意丰富，笔势飘逸，结体多取横势，法度森严，艺术性较强，是官方多使用的字体。该墓题刻这类作品不及汉碑，应属民间的作品。
汉任城王墓年代为东汉和帝时期，时间正处在隶书鼎盛时期的瓣段，黄肠石题刻充分表现出本时期有特点。定县北庄汉墓黄肠石题刻与该墓最为相似，均是东汉通俗隶书之典型作用。有时题刻地名人名完全相同，则属神奇的巧合。如“鲁柏仲”、“鲁田仲文”（图 ），其中前者是柏元、仲华二人名的省写，表明鲁国的三位工匠曾先后为两国王建墓。
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是同宗同祖，即由篆书发展而来。在萌发期，无波势笔画占有上风，武帝以后，隶书笔势改革转而笔画丰富，波磔笔画与日俱增，典型隶书便从通俗隶书中分化出来，而通俗隶书则一直保持著无波挑的作用发展下去。伴随著笔画的丰富，人们对文字实用性和艺术性追求的不同，二者又沿著各自的道路并行发展，形成了各自的书法艺术特色。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通穀隶书因书写便捷，广泛使用于民间大众之中，而典型隶书则因艺术美观被上层文人提倡使用。但是下层民众中这正是汉任城王墓题刻两类隶书共存而数量悬殊的原因所在。也有文人、典型隶书在民间并有一定使用。
通俗隶书因用笔简捷被民众所实用，有著较强的生命力，它遵循自己的规律，在发展的同时，其内部正孕育滋长著一种新的书体----楷书的因素，并日趋明显化，汉任城王墓鼂刻充分证明这一点，通俗隶书中不少字含有楷书的因素，笔画带有楷书的特征。如“木”字旁写成类似长点的撇笔，入笔重收笔轻，无挑法，与楷书的写法接受，而典型隶书撇笔处入笔轻，至收笔处重按上挑；“长”字捺笔写成一长点笔，这在楷书的行书写法中常见，而典型隶书的写法有明显的燕尾挑笔；“东”字的撇笔收笔处为顺笔出锋，近似楷书的书法，而典型隶书则为回笔收锋。虽然说它们不是那麼标准，但却已具楷书的笔画形态。这些代表著新力量新生命的因素，正是隶书向楷书转化的原动力，换言之楷书的序墓即将慢慢地揭开。
汉任城王墓题记刻石，数量众多，弥足珍贵，对探讨研究汉代隶书诸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隶书类型和文字演化方面，至于它的艺术性则远不如该方面的意义那样突出。正如书法家赖非先生所说：“济宁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劲直率真，为汉代通俗隶书之典型。魏晋真书笔苍势宕，概出于此类。探文字书艺之演变，其契机当在民间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