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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南宋——范成大
作者：郭树林
范成大在书法史上与陆游、朱熹、张即之并称“南宋四大家”，其书法温润典雅，俊伟清新，具有动态美，充满了生命力。可是我国文艺界多只重视他的诗歌，却往往容易忽视了他在书法上的成就。
在“南宋四家”范成大、陆游、朱熹、张即之四人中，范成大的生平经历和后世评判是相对清晰和划定的。他既没有陆游辗转难定足迹、晚年抑郁不得志的坎坷经历并在中年以后致力于爱国诗篇的写作。也没有朱熹那样作为一代理学宗师操纵封建中国的哲学、教育、礼制等凡700余年历史的显赫业绩，自然也不会有朱熹那样因学术而遭到的“庆元党禁”等等劫难，更不像张即之那样只是一位因为“笔法授受有传”而“名乃独著”的专门书法家，张即之的事迹多在书史而他处罕见。范成大的事迹多在文学史，而书法史较少。本文拟就现知的范成大的生平资料﹑书风的渊源流变及重要书法作品进行梳理考析，以期对其人及书法艺术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一、生平简述
范成大，字至能，江苏吴县人。生于北宋钦宗靖康六年（1126年），死于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晚年定居苏州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世称范石湖。范成大出生在靖康之耻神州陆沉的年代，自幼便遭流离丧乱，父母相继亡故[1]，范成大年少聪慧，12岁读经史，14岁能文章。家贫借住寺院，苦读十年，经父辈劝勉应举，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初为徽州司户参军，后到临安（杭州）监太平惠民和剂局。宋孝宗即位后，范成大由圣政所检讨官历枢密院编修，升迁著作侍郎。他于乾道四年（1168年）秋到处州（浙江丽水）任。深感胥吏催租贪索之弊，创“义役法”又兴修水利，浚复通济堰。悉具新规，书《通济堰碑》，立碑以记。
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45岁。宋孝宗拟派使臣到金国索取河南陵寝之地，并面议受书礼仪。右丞相虞允文推荐李焘、范成大二人出使。当时朝臣惧怕金人如虎，李焘胆怯不允，范成大慷慨请行，毅然启程北去。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有《范石湖使北》一诗。引述如下：“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羚羊解乳不。”[2]
金人法严，不许使臣别送书奏。范成大忽然拿出私书，要求接受，金人厉声斥责，范成大屹然不动，坚决递上。当时金国太子就要杀他，经人劝阻，免遭毒手。事后金国君臣对范成大表示钦佩。他们看惯了宋使的卑躬屈膝，不料文学词臣范成大却是骨鲠之臣。此事见于《宋史·范成大传》。
范成大在出使途中写了《揽辔录》。爱国诗人陆游读了《揽辔录》后，作诗感叹道：《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夜。”
范成大在朝，刚直不阿，因反对奸臣外戚张说除签枢密院，“当制”时拒绝起草，孝宗变色。范成大从容讽谏，张说作签枢事因此而罢。他却自动请领“祠禄”归里，为朝野称道。
范成大从乾道八年（1172年）起复，到淳熙九年（1182年），十年间辗转桂林、成都、明州、建康等地。在桂林时，抑制监司苛敛盐税；不歧视边区百姓，博得人民敬爱。
淳熙元年（1174年）十月范成大被任命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其官大职重实为一项师镇全蜀的工作。自桂林至成都，途中所得诗凡135篇，名曰《西征小集》（单行本今未见传），途中撰成《桂海虞衡志》一书（传世本已失原貌），追记以桂林为中心的游览胜地，风物土宜等。在这期间由于范成大所辖之地有一部分与金国为邻，为南宋朝廷重兵屯防之所在。因此，范成大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悉罗人才，以利边防，其中不乏有陆游、范谟、杨甲等“言恢复之志者”。与此同时，范成大也积极措置边防，上疏改革将兵之政等。当然，范成大以秉性使然，在繁忙的公事之暇不会忘记做一些建亭做阁之类的文人雅事。至成大出川，曾先后主持复铜壶阁，修成都学官，修江渎庙等。
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底自成都起程，自西向东历时四月余到达苏州，沿途逐日记所见名胜古迹等，为《吴船录》两卷。
淳熙五年（1178年），范成大从成都回朝，以中大夫为参知政事，执政权仅仅两个月，便被御史抨击而落职。淳熙六年又起用明州（今浙江宁波），罢海物之献，不久移镇建康（南京），奏移军储米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减租米五万石。在南宋的大官僚中，范成大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廉臣。
淳熙七年（1180年）二月，差知明州（州治在今浙江丽水）一年后，以端明殿学士中大夫，到江南东路安抚使知建康府（府治在今江苏南京）并兼行宫留守至淳熙十年八月。绍兴三年（1192年）五月以资政殿大学士赴知太平州（府治在今安徽当涂县），月余即因幼女殇逝而请祠归居石湖。在范成大最后任放官（知太平州）之前的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范成大的政治生涯，至此亦基本完结。
当他仕宦生涯结束时，楼钥《玫瑰集》中有《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范成大转一官致仕》告文，文中有云：“胸中之有甲兵，世称小范之多才。”以北宋名臣范仲淹抵御西夏的典故媲美范成大，可见时人对他的推崇。
范成大告休回苏州后，应诏上书，极论纾民、求将、固边、屯田、理财等利弊，可是昏庸的宋光宗置若罔闻。于宋光宗四年（1193年）年在落寞中辞世。享年68岁，卒后赠太师，谥文穆。
范成大博识多才，着有《范石湖集》（包括《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石湖词补遗》）（中华书局）、《揽辔录》（知不足斋丛书本）、《骖鸾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吴船录》（知不足斋丛书本）、《桂海虞衡志》、《吴郡志》、《范村梅菊谱》等。
二、书法渊源
范成大于靖康元年（1126年）六月降生在平江付治吴县故里。吴郡范氏，“世为兴家”。据范成大挚友周必大所撰《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所记：
吴郡范氏，自文正公起孤童，事仁宗皇帝，当庆历癸未入参大政；后百三十有六年，公复参孝宗皇帝政事。虽谱牒不通，俱望高平，派南阳之顺阳，盖鸱夷之苗裔也。今为吴之吴县人。……曾祖泽赠太子少保，妣昌元郡夫人夏氏；祖师尹赠太子少傅，妣咸安郡夫人陆氏，咸宁郡夫人蒋氏；考雩终左奉议郎、秘书郎，赠少师，母秦国夫人蔡氏，莆阳忠惠公之孙，而文潞忠烈公外孙也。
《神道碑》中所提及的“文正公”乃范仲淹；“忠惠公”乃蔡襄，“文潞忠烈公”乃文彦博，成大母乃蔡襄孙女、文彦博外孙女；成大曾祖、祖父、父亲三世赠列“三少”之位。
虽然范成大出生时，他的太外公蔡襄（字君谟）已经去世，卒年八十，然而蔡襄书法经过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推崇，在南宋一代还是颇有地位和影响的。周必大《题汪季路所藏书画四轴》之一云：“蔡忠惠公大字端正沉着，宜为本朝第一”（《益公题跋》卷一）。
由于范成大文集（《石湖居士文集》）在《宋史·艺文志》中已称“卷亡”，所以今天已无法从范成大的传世文献中去直接证明他当年是否学过蔡襄书法，但从好友周必大、陆游等曾对蔡襄书作过题跋这一点看，身为“莆阳外家”的范成大似也应有过题跋。范成大也一定学过蔡襄书，如周必大就曾多处论及这一点：“（范成大）公蔡氏所自出，古书法兼有真、行、草之妙，人争藏之”（《神道碑》）。“某伏蒙宠示三大字，雄遒结密，盖自莆阳外家，一变而入颜（真卿）、杨（凝式）鸿雁行矣”（淳熙元年《与范至能参政》第二书）。
综上所述，范成大在早年或从蔡襄入手，惜其在“以能书成”的早年和中年，所作多为题画诗、碑记等书迹，如乾道九年（1173年）广西桂林的《复水月洞铭》和淳熙二年（1175年）《碧虚铭》等，虽文献记载，但存者较少。其书法以正书为主，宗法颜真卿、蔡襄。存世成大书迹，以中年乾道九年（1173年）广西桂林的《复水月洞铭》等几种为最早；墨迹以淳熙五、六年（1179年）间的《玉侯帖》、《春晚晴媚帖》为最早。从范成大传世书迹看，他确实有出自太外公蔡襄的地方，如《复水月洞铭》与蔡襄《虚堂诗帖》、《澄心堂帖》等有血脉相承处。只不过，蔡襄学颜真卿有时痕迹过重，而范大成抛开了颜字某些过于鲜明的外在特征，从而与蔡襄拉开了距离，这也许是他一变的地方。蔡襄书法亦得益于杨凝式甚多，正如董其昌在《跋蔡襄连日山中帖》中所说的：“蔡忠惠公书，以学杨凝式者多胜于学颜，盖蔡襄书名守法，学景度者乃不定法。”范成大善学蔡襄而一变“家法”的地方，或许正是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在书法上自觉地更多向杨凝式的书迹靠拢，从而不再为蔡襄左右。
范成大书法一如南宋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也受苏轼、黄庭坚、米芾和“二王”等人的影响甚多，如董史在其《皇宋书录》下编中云：“（范成大）近世以能书称。”“字宗山谷、米老，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宋·都钱唐》）亦云：“范成大——少高放，以能书称。字宗黄庭坚、米芾，虽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特别是曾亲眼见到范成大进行创作的袁说友所作的《跋范石湖草书诗帖》文中认为范成大是：“蛟龙骧腾，蜿蜒起伏，笔端变态，不可穷尽，视杜祁公、苏沧浪、黄太史之笔，诚兼而有之。”这一点可以从《赠佛照禅师诗碑》和《垂诲帖》等代表作可以得到印证。在这几件作品中，表现出他对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融合而又显得娴熟自如，形成了他的“圆熟遒丽，生意郁然”的艺术特色。可见，范成大最终能在南宋时代就赢得与“天才书家”张孝祥并称的地位，在书法史上为列“南宋四大家”之一，决非是“名人”效应的结果。
综上所述，范成大书法以蔡、苏、米为榜样，上及晋唐二王、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兼及北宋诸贤，虽有韵胜不逮之嫌，然终能变体而“遒劲可观”。
三、书法创作分期及佳作考析
综观范成大一生，作为一名从政者，他的仕途生涯主要在孝宗朝。虽然他的政绩平平，其中可圈可点之事寥寥数起而已。但正是由于他游宦生涯中创作的大量诗文和在各地所题书迹，为后世留下可贵的书学资料。据不完全统计，范成大传世书迹和见诸历代文献着述的书目合计共达80余种，如果算上根据《范石湖诗集》所作存目，更达160余种。经过我们研究分析，范成大书法作品风格变化大约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在这里，我们对其重要书迹也进行考析。
1.早期书法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范成大30岁以前
范成大在30岁之前主要的生活范围是苏州、杭州、昆山三地。绍兴十三年（1443年），范成大18岁，其父范雩病故，于是成大开始他在昆山蔫严寺10年的闭门读书生涯，或有出游，除绍兴二十三年秋有赴金陵应漕试一行外（并考上举人），也是多来往于三地间。按照范成大自己“十四五始为诗文”的说法，可知他这一时期所作多为题画诗，题胜迹诗，碑记等书迹（多为《范石湖诗集》所存书目），无传世书迹，仅有文献记述。这一时期书法，由于和蔡襄的特殊亲属关系，和出于对当时盛享书名的书家蔡襄和颜真卿的仰慕之情，应是范成大宗法蔡襄和颜真卿书体时期，初见端倪，但还不太成熟。故而其书法就只能囿于所学的蔡、颜体势之下。虽然这一时期持续时间较长，但对范成大后来形成自己的书法面貌来说，已是定下了一种基调性的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年当“能书”，且有一定“书名”，不然他在那种颇重书法的文化环境下是不会到处留题的；范成大早期文献记述的书迹有：《题山水横看二首》、《题城山晚对轩壁》、《题城山挂月堂壁》、《题记事册》、《题如梦堂》、《题画卷五首》、《题致远书房》、《题立雪图》、《题张氏新亭》和《题南塘客舍》等，其中重要的书迹有《题高景庵》和《题金牛洞》等书迹。
《题高景庵》根据《石湖诗集》卷十《高景庵读旧题有感》首云：“莓苔风雨旧诗留，十七年前鬓未秋。” 《有感》诗作于乾道十三年（1167年），因此“题高景庵”应作于绍兴二十年（1150年）。《石湖诗集》卷四有《自天平岭过高景庵》一诗，同题，当年所作题目可能为此诗。天平岭，应在姑苏城西天平山，高景庵，应在天平山附近，未详考。
《题金牛洞》应作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据《石湖诗集》卷五有《游金牛洞题石壁上》诗，查《范成大年谱》系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事冬下；据《石湖诗集》卷四同题，也当作于本年。绍兴二十四年（1154），范成大省亲宣城，游金牛洞。金牛洞又名云山洞，在宣城东北滚山下。
2.中期书法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至淳熙五年（1178年），范成大30~53岁之间 自绍兴二十五年首次出任官职至淳熙五年六月，范成大的书法创作基本上是在为官四方的日子里和数次远行途中完成的；这一时期范成大的书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应朋友之请作记书碑等，如：绍兴二十七年，应朋友之邀作《奉题胡宗伟推官揽秀堂》，时在徽州；淳熙四年，作《诗赠陆游》，时成大奉诏东归，陆游送至眉州、嘉州之中岩，友人相别即，成大作诗赠陆游。二是在为官期间留迹当地或是沿途酬唱、应索、纪胜之题，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八月撰并书《思贤堂记》，时成大在临安（杭州）；乾道五年（1169年）四月书《通济堰碑》，时成大在处州；乾道九年三月书《平斋题额》，时成大在桂林；淳熙二年自桂林赴成都任途中作《题岳麓道乡台》；淳熙四年在成都作《题爱山亭》；主要集中在处州、杭州、桂林、成都四地。三是亲朋故友往来书札，如：淳熙二年作《寄陆融州诗札》，时成大在赴成都途中。其书法主要还是宗法蔡襄和颜真卿，和早期书法相比已经十分成熟，特别是在楷书方面。虽然这一时期范成大书迹较多，但多为书籍所录，其存世书迹极少。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考证此一阶段的范成大书法代表作品，在摩崖碑刻方面以浯溪题诗和桂林诸刻为代表作。并着重分析其存世书迹《复水月洞铭》和《碧虚铭》的书法艺术特色。范成大在书札、诗卷方面则以《行台帖》等为代表作。
《复水月洞铭》约作于乾道九年（1173年）九月，正是他出任知静江府（今桂林）广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陆耀 《金石续编》（十八卷）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一四卷）等书著录。正书，铭高1.26米，宽1.82米，字径8厘米（图一）。时范成大48岁，石刻在桂林。
《碧虚铭》约作于淳熙二年（1175年），时范成大在桂林，谢啓昆《粤西金石略》九卷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八八卷）等书着录。正书，碑高2.70米，宽1.60米，字径12厘米。石刻在桂林。
从上述两件书迹资料中可看出，范成大善大字，多为摩崖、碑刻、题榜等，并多以正书书之。书法苍劲雄浑，出自蔡襄、颜真卿和柳公权，其气势磅礴，结构严谨，用笔稳健，是典型的颜柳遗风，从这两件碑刻书法中，还流露出“尚意”的精神，他的楷书不循规蹈矩，写起来随着心绪变化而变化，如他处理藏锋与露锋。藏锋者中庸含蓄，稳重大方，露锋则飘逸潇洒，清新畅快。藏露兼用，真是“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他的楷书笔法，方圆兼用，折转并存，肥瘦适度。颜肥、柳瘦、蔡肥、黄瘦，各有独到意境，他取其精华而溶之，肥瘦相渗，以横轻竖重为基调，作品中不是呆板一律，平铺直走，而是随意变化有很大的起伏。提按顿挫，疾徐缓急，得心应手。从继承与创新来看，仿效古人的风范时，心襟与行笔是缓慢的，而一旦抒发出自己的才情。势来不遏，势去不止，一股奇姿异态油然而生。大凡楷书家都是以慢速书之，很少有速行之笔，宋以前未见有之，宋以后有赵孟頫等几人而已，而范成大可谓前辈也。运用大量的行书笔法入楷，也是范成大书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水月洞铭》碑中，如“燕”、“铭”、“洞”等字中；“水”部首的字大多是行书法。“疾”的表现最为明显，应为笔画中之飞白，“峻急”可以出奇，表现才情，展现性格。寓动于静，燥润相济，打破楷书呆板沉闷，使整个作品生动起来。特别是擘窠巨制，就更需调剂。范成大在《碧虚铭》碑记处理得恰到好处，全文150余字，有十分之一的字中夹有飞白笔画。如“笛、不、中、疏、成”等字中，给若大块碑增加了生机。他的楷书速迟兼使，规矩从心，势神兼得，可谓“温而厉，威而不勐，薛而安，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书法雅言》。关于此一阶段范成大的书法成就，楼钥认为是“善书”且“翰墨飞动”。
《行台帖》乾道九年（1173年）五月书，时范成大在桂林。宋人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六《宋名人真迹》著录：草书，八行，共77字。此帖末署“五月日，左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新知静江府范成大札子”。据《范成大佚著辑存》考，“此帖或为王淮（季海）者。”
岳珂对其此一阶段草书推崇备至：“右淳熙参政资政大学士石湖先生穆公成大字至能《行台》、《常州》、《成都》、《两司》四帖真迹一卷。近世能书，惟范（成大）、张（孝祥）相望，笔劲体遒，可广可狭。如公抑足以名家矣。……赞曰：纵之而矩不逾，敛之而锋无余，宝蕴而华敷，云灿而霞舒……” （《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六）。
3.晚期书法 淳熙五年（1178年），范成大53岁以后。
淳熙五年（1178年）六月，53岁的范成大从仕途的巅峰逐渐走下坡路，虽仍得孝宗信任，但他似乎有了退隐之心，于是辞资政殿学士知婺州（浙江金华）之命而乞以本官奉祠，回到梦寐以求的吴县石湖。
其后十五年中，范成大在外仅三年，其余都是在石湖和范村度过的。在这一时期是他诗歌创作奠定“田园诗人”大家地位的时期。同样的，也是范成大在书法创作上自我风格的成熟完善期，传世书迹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这一时期，范成大有着较多的时间赋诗写字，并且有着较多的闲暇时间和亲朋好友切磋书艺，往来书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才有时间和精力实施他的“二王”梦，开始了对“二王”书法的潜心研习。此时，除和老友周必大、陆游、吴琚时有往来问候切磋书艺外，且与晚辈薑夔、龚颐正等时有交往并谈论学书心得。因此，这一时期范成大书迹，多为亲朋故友书札及应人之请书写自作诗，其中留存书迹有作于绍熙元年（1190年）二月的楷书作品《同年酬唱序碑》（碑藏苏州博物馆）；书于淳熙五年（1178年）行草作品《玉侯帖》（今藏地未详）；《北齐校书图书卷跋》（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书于淳熙六年（1179年）的行草书作品《春晚晴媚帖》（上海博物馆藏）；书于淳熙七年（1180年）的行楷书作品《北齐校书图书卷跋》（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书于淳熙八年（1181年）的草书作品《辞免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于淳熙九年（1182年）的行草书作品《荔酥沙鱼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的草书作品《西塞渔社图卷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草书作品《尊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书于绍熙三年（1192年）的草书作品《中流一壶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其中多为草书，今天我们正是主要依据这些作品来研究、评价和认识书法大家范成大的。这一时期草书作品以《垂诲帖》等为代表作。行书则以《赠佛照禅师碑》为代表作。
《明州赠佛照禅师碑》范成大书刻于淳熙八年（1181年）春，已失,惟一的宋拓本现藏于日本东福寺。镰仓时代，随着禅宗学说的东渡日本，宋代的诗文书法也盛于禅僧之间。东福寺的宋拓本，传说是圣一国师带回日本的。诗碑画心全拓高141.7厘米，宽77厘米（图二）。
据《范成大年谱》考,淳熙八年（1181年）春，范成大自明州（浙江宁波）转住建康（南京）前，游阿育王山和天童等山，书诗四首赠于佛照禅师，同年八月，佛照以成大书诗刻碑。佛照（生卒年不详）为大慈宗果法嗣，又名德光，以佛法际遇宋孝宗，问答之语，刻金石以传天下，晚年居阿育王山中，陆游为题〈佛照禅师真赞〉：“名勋三朝，话行四海，撒手归来，云山不改。人言大觉同，诗云老僧掩彩”。佛照墨迹已流传日本，见《平家物语》。
《明州赠佛照禅师碑》运笔迅勐，气势雄强。虽经石刻，依然神采飞扬，丰富有力，如海云舒卷，狂涛巨澜，既有法度，又有气势，形成俊伟英迈的境界。此诗碑为范成大晚年杰作，时年56岁。
《垂诲帖》范成大当书于淳熙十年（1183年）夏。纸本。草书，信札一则。凡16行，计190字。31.5×61.7厘米。信札。钤有：“何良俊印”、“项元汴印”、“李君实鉴定”、“陈定书印”、“安仪周氏珍藏”等鉴藏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此帖曾见诸于《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平生壮观》、《大观录》、《装余偶记》、《墨缘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著述。《三希堂法帖》摹刻。其书法融合了苏、黄、米、蔡兼及二王书风。通篇观之含蓄隽永，宁静干外，热情其中（图三、图四）。范成大草书有“二王”之蕴藉，用笔婉转秀劲，笔法熟练而韵致深远，章法行气，气势清新，有浓郁的书卷气。其严整的草书笔势非一般书家所能企及。作草书者必文思敏捷，气随心转，稍有拘滞便意气相害。范成大草书多自作诗和手札，情发于心而达于手，手挥之毫而入纸，所以他能倾刻既就，流畅如水。
四、三个时期书法艺术特点
上述范成大早、中、晚期书迹，基本上反映了其一生的书法成就。通过分析研究上述范成大早、中、晚期书法，特别是通过考析研究上述范成大早、中、晚期书法代表作，尚可从中看出他各时期的的艺术风格的不同变化。早、中期多为楷书，其字宗为颜、柳、蔡，结构严谨，用笔稳健；行草书还不成熟，多彷效苏、黄、米、蔡。晚期多为草书和行书，其书法表现为最终融合苏、黄、米、蔡和二王等几家为一体，并融入己意，形成自己“圆熟遒丽，生意郁然”、用笔老辣、方圆兼施、中锋为主的个人艺术特色。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历代书家皆给予极高评价。宋人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六）有赞语云：范成大书法“纵之而矩不逾，敛之而锋无余，宽蕴而华敷，云灿而霞舒。虽曰近世之书，亦足以为轩己之娱”。明王世贞曾云：范成大书法：“有米颠笔圆熟遒丽，生意郁然，真是二绝”（《弇州山人四部稿》）。
五、书法思想
范成大的一生政治生涯几乎是与南宋王朝“同步”的。在宋室南迁的形势下，范成大表现为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归，因此，他才为宋孝宗之青睐，得以重任。
范成大的书法思想虽然没有象陆游那样把个人的书法思想和政治倾向紧密地结合一起，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传世题跋等论书语录中得到直接和间接的答案，总而言之，范成大十分重视对传统的承继，并主张对传统进行正确的把握。进而提出学书须视真迹的观点：
“学书须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唯得字形，全不见笔法神气，终难精进。…又，学时不在旋看字夲，逐画临彷，但贵行住坐卧常谛玩。经目着心久之，自然有悟入处，信意运笔，不觉得其精微，斯办善学。《负喧野录》卷下《学书须视真迹》）”。
“汉人作隶，虽不为工拙，但皆有笔势腕力，其严于后世真行之书，精严意度，粲然可以想见笔墨畦径也。（《佩文斋书画谱》卷七《范成大论书》）”。
范成大还十分擅长鉴考。主要表现在他对书法艺术的品题上。最突出的事件是他对《兰亭序》石刻本的鉴别：
“《兰亭》为书法之祖，南中模彷几数十本，终不若“定武”者之胜。今观此轴刻画与使墨，皆有佳趣，决知其为“定武”者也。然较之予收者墨色匀重，亦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当宝藏，盖书法尽于此矣。石湖居士书。（俞松《兰亭序考》卷一《跋沉伯愚所藏本》）”。
从以上题跋中可知，范成大对“二王”书迹十分推崇。他认为《兰亭序》及书法之祖，并收藏定武佳本深入探讨。
关于“书如其人”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范成大不盲目信奉“书如其人”的准则，而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和形式出发，有感而抒，有这样的见解：“世传字书似其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献之严整而好作草圣，王文正之沉毅而笔意洒落，欹侧有态，岂皆似其人哉！惟温公则几耳，开卷俨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尽，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永乐大典》卷之三千引《宋范石湖全集》）
六、 小 结
以上，我们对范成大的生平、书法渊源、书法分期、书法艺术和书法思想，进行了考鉴、研究，特别是对范成大早、中、晚时期部分佳作进行了考证，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它们的本来历史面貌。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故认识还有待深化。本文对于一些问题，如范成大的多种字型大小使用和交游的研究不多，望有志于范成大书法研究的专家学者开拓这一领域。以补本文之缺憾。笔者愿与有识方家探讨。本文不妥之处尚祈教正。
【资料来源】转自耶子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