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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6）
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古文家、诗人，而他也有很高书法造诣。宋朱长文《续书断》卷下列韩愈书法为能品云：“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常人所可及。”朱氏对韩愈书法的评价很高，可是说韩愈不学书，也是出於想当然的看法。据《全唐文》卷七六八林《拔镫法序》说，与韩愈同时代的卢肇传习韩愈书艺“拔镫法”，可见他的书法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可惜后世流传极少，遂鲜为人知。他的书法见於记载的有三：一为《华岳题名》，二为《嵩山天封宫石柱题名》，三为《洛阳福先寺塔题名》，惜今都已不传。欧阳修《唐韩退之题名》（《欧阳修全集》卷八《集古录跋尾》）云：“右韩退之题名二，皆在洛阳。其一在嵩山天封宫石柱上刻之，记龙潭遇雷雨事。天圣中，余为西京留守推官，与梅圣俞游嵩山，入天封宫，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顶，至武后封禅处，有石记，诫人游龙潭毋妄语笑，以黩神龙，神龙怒，则有雷恐。因念退之记遇雷，当有所诫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当时所见墨迹，不知其后何人模刻於石也。”
传辽宁省博物收藏的《曹娥碑》墨迹本上有韩愈流传下来的唯一墨迹。此绢本书眉及左右有怀素、韩愈、樊宗师等题名，字为楷书，而韩愈题名的笔势，颇得张旭草书丰腴凝重之体态。
最为人称道的是韩愈流传下来的《石鼓歌》、《送高闲上人序》等诗文，为我们了解韩愈书法观提供了宝贵资料，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其独特的书法艺术观。
《送高闲上人序》，短短数百字，不仅对张旭的草书作了极好的分析，而且揭示了书法之为艺术的根本规律。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侠、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扰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述，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铝抹，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
韩愈认为：书法包括“技”和“道”两个价值层面，一件能够流传后世的优秀书法作品，它一定是超越了技术层面，进入了“道”的境界。韩愈对张旭的狂草创作作了完整而系统的考察，得出他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表现过程的结论，从而揭示了狂草创作艺术思维模式：情感——书法，物象——情感——书法。这在当时是对狂草艺术本质一个弃旧立新、由表及里的深层探索。正是韩愈此说剔除了张旭书法中的庸俗性一面，其精神实质被大大宣扬，因此，张旭的书法在后代更受推崇。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被誉为石刻之祖。在唐以前未见记载，出土后由于韩愈、韦应物等人的誉扬，名声日隆，引起书法界的重视。《石鼓歌》作于元和六年(811)，当时韩愈于洛阳任河南令。《石鼓歌》里韩愈之对《石鼓文》予以高度赞美:“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折断生蛟！莺翱凤盆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又云:“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赞誉《石鼓文》的遒劲古朴、潇洒飞动的神态。韩愈建议让石鼓永远保存下去。然而无人理会，石鼓任“牧童敲火牛砺角”、“日销月抓就埋没”，说明诗人对这件文物无比重视。
【延伸阅读】《送高闲上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