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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的作伪与伪作(1)
● 薛龙春(《中国书画》2007/10
)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更字履吉，吴县人。虽四十而卒，但其书法得到时人与后人的尊崇。祝允明期盼自己去世之后，王宠能够“狎主齐盟”。[1]他的学生朱曰藩在他一件作品之后题道：“国朝书家谱系支山之后，其在伊人。[2]明正德、嘉靖间崛起的吴门书派，王宠乃代表人物之一，与祝允明(1461-1527)、文徵明（1470-1559）、陈淳（1483-1544）并称四家。[3]
王宠生前虽不售而贫，但死后名满天下，金俊明（1602-1675）称其“遗迹珍重过于文、祝，人争购之”， [4] 陈懿典诗有“太原片札千金倾”之句，[5] 但雅宜书赝本极多，张凤翼（1527-1613）称其“赝书盈市”，千金难求真迹。[6] 而由于王宠书法手祝允明影响至大，面貌与祝允明颇有相似之处，人们又常常将王宠视为祝允明书法的作伪人之一。这使得对于王宠传世作品真伪的判断变得异常复杂。
本文对于王宠的作伪和他的伪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认为他并不具有伪作祝书的可能，而人们常常将之作为王宠典型风格的小楷恰恰并不可靠。
一 王宠的作伪
刘九庵先生是笔者十分敬重的鉴定大家，他于祝允明、王宠的书迹素有研究。所作《祝允明草书自诗与伪书辨析》一文引故宫博物院藏文嘉（1501-1583）致其门下士浮玉一通信札云：
枝山文乃区区求送酉室者，真迹写得极精，至今为酉室宝藏。此纸乃雅宜手摹，非元宾也。《五忆歌》乃吴祈甫所书，写得亦好，近人不能为此。
他认为“从这简短的几行信札中，明确指出的王宠和吴祈甫都曾临摹过伪作祝氏的书迹”，并由此推论王宠乃祝允明伪作的作伪人之一。[7] 刘先生还举例上海博物馆藏祝允明书《曹子建诗册》，即王宠所临，“其不求形似于祝氏笔法”。[8] 在《王宠书法作品辨伪》一文中，刘先生又引另外两条材料，进一步判定《曹子建诗册》为王宠所临仿：
王宠跋祝允明草书《古诗十九首》：“祝京兆书落笔辄好，此卷尤为精绝，翩翩然与大令抗衡矣。宠从休承处持归，临摹数过，留案上三阅月，几欲夺之，以义自止。休承再勿假人哉。”[9]
文伯仁《石湖草堂图》款识：“雅宜先生书法特妙，尝临祝枝山所书《送杨侯入觐序》，以俾元宾，元宾入京携以自随，闲属余补写小图，盖当时石湖草堂故事也。”[10]
可知王宠又曾经临过祝允明所书《古诗十九首》与《送杨侯入觐序》。但王宠究竟是“有意作伪”，还是“漫作临写”，刘先生觉得未可遽定。[11]肖燕翼先生《祝允明书法伪作的再发现》一文则完全肯定了刘先生的观点。[12]
明正德、嘉靖间的苏州，商业发达，人们亦热衷书画收藏，大量伪作亦应运而生。[13]如王稚登（1535-1612）记文徵明晚岁德尊行成，海内钦慕，“缣素盈尺，喧溢里门，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赝纵横。”[14] 安世凤（万历癸丑进士）也指出：“希哲翁（祝允明）书遍天下，而赝书亦遍天下。”[15] 然刘先生所引数条材料，无论是他人议论，还是王宠自述，都明确称“摹”、“临摹”、“临”，而不是作伪，甚至不是仿作。仿作或是伪作的目的在于惑人、射利，揆诸王宠之品行、生活状态以及与祝允明之感情，笔者以为，王宠有意作伪的可能性极小。换言之，他并不具备伪造祝允明书法的动机。
名誉一直被王宠视为性命，在公众表现中，王宠善为雅言，不及猥鄙，[16] 且不以所学尚人，故人乐亲附之。在他逝后，顾璘（1476-1545）怀念这位故友时说：“清夷廉旷，与物无竞，人拟之黄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乐其温醇。”[17] 而刘凤（1517-1600）的一则记载，足见其在利与义之间的断然抉择：“胡守缵宗尤所爱重。人有请宠者，千金欲得其一言，适又当偿进，无以藉，宠竟不顾，麾之。父尤焉。跽谢曰：‘人所为重宠者，能修耳。使自污伤，不乃见轻而又因利之耶？'”[18] 即使千金在前，加之父亲的怂恿，但要让他做于名节有亏的事，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王宠一生都很贫困，正德间他从学蔡羽于包山精舍，卒业后筑室石湖越溪之上，以躬耕自给，非岁时省亲不数数入城。由于屡应科举，他耗费了大量的钱赀，所以经常向朋友借债度日，从他与长兄的家书可知，他常常向袁褒（1499-1577）、陈子鱼、缪承祥等友人借贷银两。[19] 嘉靖七年戊子（1528），他又一次向袁褒借银，并立券为证，由文彭（1497-1573）作中人。券文有云：“借到袁与之白银五十两。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并纳还，不致有负。恐后无凭，书此为证。” [20] 这件借银券后代递藏，归昌世（1573-1645）、赵宧光（1559-1625）、朱筠（1729—1781）、翁方纲（1733-1818）、钱大昕（1728-1804）等人都曾赋诗题品，传为佳话。倘若可以仿造祝允明之书射利，王宠无论如何不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祝允明是吴门前辈中对王宠影响最大、同时也是王宠自认为“知爱最深”者。 [21]祝氏尝作《怀知诗》十九首，怀已故及健在友人十八人，其中独怀王宠二首。 [22]祝允明去世后，王宠为撰行状，并为书墓志铭。同为嗜书者，王宠对祝允明这位长辈崇拜有加，以为其下笔无所不佳。他不仅曾直接临摹祝允明的书作，且其对晋、唐、北宋的广泛取法亦来自祝氏熏陶。王世贞（1526—1590）曾说：“京兆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可知祝允明遍友历代，而归宿晋、唐。王宠的取径正是藉允明书法而上攀晋、唐。
《明史》本传记祝允明“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23]尽管祝氏“墨客填门，购之厚直”， [24]但他并不贪吝，而是一派名士风度。王宠与之交善，必不至伪作祝书以敛财。
与祝允明一样，王宠在书法上有着自树立的精神，虽然他有临摹祝书的经历，但其目的并非亦步亦趋，更非以优孟混于孙叔敖，而是著意于个人面目的锻造，在他去世之前，还常常以指画肚，因为“祝京兆许我书狎主齐盟，即死，何以见此老地下”。[25] 以王宠对书法之用心，他所追求的乃是后世的传播，绝非眼前的蝇头细利。
刘九庵先生指《曹子建诗册》为王宠仿本，理由是是作“无祝氏草书豪纵之气，而具遒婉洒落之态”。但事实上，祝允明并非只有豪纵一种风格，张凤翼《跋祝枝山书》有云：“祝京兆作书多似曼倩，高自许可，意在惊人，故每出入晋唐宋间，未免弄一车兵器。然亦投之所向，无不如意。” [26]这就说明祝氏面貌众多，但无不心手相应。事实上，祝氏传世作品既有豪纵恣肆的一面，也有端谨详雅、妩媚流丽的一面。以豪纵代表祝允明的全部，窃以为不无以偏概全之嫌。
《曹子建诗册》虽无系年，但与祝允明正德丁丑（1517）年四月一日所书《琴赋》用笔运意颇为相近，且款识章草亦祝氏所习书。[27]《琴赋》拖尾有吴宽跋一则，对于祝氏“笔下尽古人之致”羡慕不已，但自己年老而笔法已定，只能兴望洋之叹。祝允明在识语中谈到此时对唐人李怀琳的取法，他说：“嵇叔夜作《琴赋》，可谓能尽其至者也。李怀琳仿叔夜《绝交书》，甚善，余书此赋少假怀琳腕下布置，虚拟古人用意所在。怀琳为唐时书法宗匠，其立意自不虚也。”【图1】《绝交书》，唐人就下了断语，是一件伪迹，而且俗态尤多， [28]但祝允明却将李怀琳称为“书法宗匠”。
王宠行草之所以与祝允明比较接近，是因为他不仅临摹祝允明，而且与祝氏一样，也取法李怀琳。王世懋（1536-1588）曾洞察李怀琳与祝、王二人书法之关系：
吴人绝重李怀琳书，希哲书十九首古诗及王履吉晚年草法，皆从此出。祝书尤得其丰神；王草“欲”字、“强”字、“穷”字等规仿，不易一笔，他古帖所无也。世人不睹怀琳书，安知二先生书法之自哉？文氏《停云馆帖》虽刻此书，而笔意失真，后得此册，真宋搨本之精者，二先生心印始见矣。[29]
因为王宠学习祝允明的书法，且二人皆学李怀琳，因此，王宠早岁（1518年以前）书风与祝允明此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最为接近，[30]【图2】这也许是我们怀疑《曹子建诗册》为王宠伪作或临作的主要原因。[31]
但是经过仔细比勘，我们又会发现很多不似之处：1，王宠早期作品字形纵长，此作则体势略扁；2，王宠很少多字连绵，此作则较多牵丝引带；3，王宠取势较为单一，整体上重心偏右，而此作体势变化多端，莫可名状；4，王宠点画简净，运行过程中较少提按，此作则大幅度提按很多，如“华”、“仰”、“当”、“何”、“云”等字；5，此作“行”、“不”、“求”、“山”、“穷”、“声”等字的草写与王宠习惯写法不类，而接近祝氏之典型特征。
通过对王宠作伪动机的排除，与《曹子建诗册》和王宠行草书之比较，笔者以为，将《曹子建诗册》当作王宠的仿本或是临本的说法证据不足。王宠更不能遽定为祝书的作伪人之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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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世贞，《王雅宜书杂咏卷》，《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卷一百三十二，页6166。
[2] 《跋雅宜行书柳柳州文二首》，《山带阁集》（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藏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卷三十三，页273。
[3] 在明代已有四家并列之说，如王世贞认为吴门书家以祝允明为最，文徵明次之，王宠又次之，三人之外又有陈淳。《艺苑卮言》附录三，《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页7049。又赵宧光，《寒山帚谈》，法书七：“京兆大成，待诏淳适，履吉之韵逸，复甫之清苍，皆第一流书。”亦四家并称。《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第四册，页108。又张鉴《祝京兆书良惠堂铭跋》有云：“明时吴中如希哲、徵仲、履吉、道复，号四名家。”《冬青馆集》（民国四年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卷六，页11。
[4] 金俊明跋王宠书《高唐赋、游天台山赋》，广东省博物馆藏。刘九庵先生以为字伪跋真，是。《王宠书法作品辩伪》，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4，收入《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页168。
[5] 陈懿典，《读何王诸公集有感赋蝇骥行有序》，《陈学士先生初集》（明万历刻本），卷三十六，页8。
[6] 张凤翼，《题王履吉手书选诗卷后》，《处实堂集八卷》（影明万历间刊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七，页355。
[7] 刘先生在文章中说：“王宠与吴祈甫都曾临摹过伪作祝氏的书迹。”原载《西泠艺丛》，1990：1，收入杨新主编，《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页140。酉室为王谷祥别号，元宾乃金用，俱王宠学生，刘九庵先生已有考证。独吴祈甫，刘先生未得其详。按，吴封，字祈甫，又字祈父、圻父，王宠友人吴爟中子。袁袠，《吴圻父墓志铭》有云：“圻父少受学于故太学生王君履吉甫，弱冠卓然为高第子，操笔章藻粲然可采。”《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影北京大学藏万历二十年衡藩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6册），卷十六，页609。他也是王宠的学生，尝与金用馆于陆墓，从学于宠。在《雅宜山人集》（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董宜阳、朱浚明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册）中有多首诗及之，如《月夜同酌吴祈父》（卷五）、《夜话金元宾、杨子任、吴祈父》（卷六）、《张子月鹿、彭子孔嘉、金子元宾、吴子祈父过越溪庄命酒芙蓉滩作》（卷八）等。
[8] 前揭文，页141。
[9] 文徵明等撰集，《影印明拓停云馆法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十，页658。
[10] 苏州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003），第六册，页42。
[11]《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页156-168。
[12]《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页151。
[13] 关于嘉靖以来的书画与古董作伪，李日华曾这样描述：“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驾空凌虚，几于说梦。”他举例一位书画作伪的高手朱殿，“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苏人为之搬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味水轩日记》（影民国十二年刘氏刻嘉业堂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8册），卷五，页416；卷二，页311-312。
[14] 王稚登，《丹青志》，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页62-63。
[15] 安世凤，《祝和陶饮酒》，《墨林快事》（影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卷十一，页403。
[16] 王世贞，《像赞》，《弇州山人续稿》（沈云龙选辑，《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卷一百四十九，页6844。
[17] 顾璘，《太学生王宠》，《国宝新编》（影首都图书馆藏明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金声玉振集本，《丛书集成新编》史部第8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亡友十三人》，页540。
[18]《续吴先贤赞》（纪录汇编本，明万历四十五年陈于廷刻），卷十一，页5b-6a。
[19] 王宠，《致长兄尺牍》，上海博物馆藏。
[20] 钱大昕，《题王雅宜借银券》附，《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册，页188。
[21] 王宠，《明故承直郎应天府通判祝公行状》，《雅宜山人集》卷十，页105。
[22]《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卷四，页421。
[23] 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页7352。
[24] 同注12。
[25] 王世贞，跋王宠《自书近作诗卷》，上海博物馆藏。
[26]《处实堂集》，后集卷五，页673。
[27]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8] 李怀琳，初唐人，好为伪迹。唐窦臮《述书赋》云：“爰有怀琳，厥迹疏壮。假他人姓字，作自己之形状。高风甚少，俗态尤多。吠声之辈，或浸诡余波。”窦蒙《述书赋注》云：“李怀琳，洛阳人，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绝交书》并其伪迹也。”张彦远辑，《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卷六，页200。
[29] 王世懋，《题李怀琳书嵇叔夜绝交书》，《王奉常集》（影首都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3册），文卷五十，页720。王世懋有关王宠晚年学李怀琳的说法不实，因为在其1515年的作品中，已出现王世懋所拈出的几个字的草法。如《和文衡山饮酒葛氏墓之作及楞伽寺煎茶等二首》中的“穷”字，即是规模李怀琳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0] 如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仲夏廿日，行草《浔阳歌、楞伽吊古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春三月，行草题文徵明《惠山茶会图》，上海博物馆藏；正德戊寅（1518）季冬十日，草书《送孙太初卜隐苕溪等十首》，上海博物馆藏。
[31] 顾复也曾将王宠与祝枝山作品混淆，“开卷时以其为枝山，卷末款识则雅宜也。”《平生壮观》，卷五，《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页937。
[32] 祝允明书法之真伪鉴定情况十分复杂，本文只认为《曹子建诗册》为王宠所书证据不足，并不代表笔者认为其为祝氏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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