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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朗碑
三国·吴《谷朗碑》 湖南耒阳蔡侯祠内
三国·吴《谷朗碑》局部
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隶书，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立。纵176厘米，横72厘米，文18行，行24字，碑为青石制成，无撰书人姓名。碑在湖南耒阳。碑主谷朗（218～272），字义先，耒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三世仕吴为牧守，累官长沙刘阳令、立忠都尉尚书郎、广州督军校尉等，吴建衡三年（271）迁九真太守（今越南河内南顺以北地区）。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卒，终年五十有四。其墓在今耒阳马水乡木村虎形山，嗣孙谷起凤、谷尚志等为之立碑。碑旧在耒阳城东谷府君祠内，清时移置县城杜甫祠中（现耒阳一中），后迁蔡侯祠（传为蔡伦故居，在城内蔡子池畔）内保存。1966年被砸断拿去修水塘。1979年找回予以修复，仍置蔡侯祠内。碑之两侧原有谷氏后裔题名，及清乾隆时重修款字，先后均被凿去。
三国·吴《谷朗碑》清拓 纵293cm，横10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马衡先生捐赠品）
《谷朗碑》字虽称隶书，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故亦有定为楷书者。当然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它还带有较浓的隶味。其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但同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此碑在清代以前，惟见欧阳修、赵明诚二家著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严可均谓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整拓本左、右上角有马衡先生题跋，称“此本为祝君心渊贻赠，整幅全形尤属难得。”并称赞此碑“书法上承汉分，下开今隶，为分隶转变之时代。”此本虽为已凿题名及重修款的晚清拓片，传世较多，然似此传拓碑头螭龙全形者则甚罕见，故马衡先生特加跋存之。
三国·吴《谷朗碑》明拓 册 国家图书馆藏
释文：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
府君讳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人，豫章府君之曾孙、公府君之孙、朗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颛顼，益为舜虞，赐姓赢氏，至于扉子，封于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源之清流，禀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顺，德行纯备。
三岁丧母，十一亡父，独与弟居。承奉继亲，和颜悦色。孝友温恭，曾闵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历右职。为阳安长，淑问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迁长沙浏阳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末期，征拜立忠督尉尚书郎，靖密枢机，名冠众僚。
迁部广州督军校尉，正身率下，不畏疆御，流清荡浊，万里肃齐。功成辞退，拜五官郎中，迁大中正，平衡请格，彝伦攸叙。于时交州，窃邑叛囤，戎车娄驾，干戈未戢。帝咨俾乂，询咨群司。佥以君任部南州，维恩素着，迁九真大守。
君禀明德，所历垂勋，宜延遐纪，光赞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寝疾而卒，呜呼哀哉！
凡百君子，莫大嗟痛，乃立碑作颂，以显行绩。其辞曰：于铄府君，禀性元通，积行闺阈，九族睦雍。羽仪上京，德与云腾。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抚黎民，风移俗兴，名噪约产，勋齐往纵，当永黄耆，翼佐帝庸，昊天弗吊，哲人其终，济济缙绅，靡瞻靡宗，勒兹玄石，永光无穷。
湖南耒阳留存有一块三国时期的名碑——谷朗碑，全称为“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为三国时吴凤凰元年（272）立，原置放在湖南省耒阳市区东谷府君祠内，清时移至原杜甫祠中（现耒阳一中），后迁蔡侯祠内保存。该碑用青石制成，高1.76米，宽0.72米，18行，行24字，字径约3.5厘米左右。碑额楷书“吴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首行前及末行后均有明时谷氏族人题名，碑在未题名前或题名时已重新剜过。
原碑文如下：
府君讳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人，豫章府君之曾孙、公府君之孙、朗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颛顼，益为舜虞，赐姓赢氏，至于扉子，封于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源之清流，禀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顺，德行纯备。
三岁丧母，十一亡父，独与弟居。承奉继亲，和颜悦色。孝友温恭，曾闵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历右职。为阳安长，淑问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迁长沙浏阳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末期，征拜立忠督尉尚书郎，靖密枢机，名冠众僚。
迁部广州督军校尉，正身率下，不畏疆御，流清荡浊，万里肃齐。功成辞退，拜五官郎中，迁大中正，平衡请格，彝伦攸叙。于时交州，窃邑叛囤，戎车娄驾，干戈未戢。帝咨俾乂，询咨群司。佥以君任部南州，维恩素着，迁九真大守。
君禀明德，所历垂勋，宜延遐纪，光赞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寝疾而卒，呜呼哀哉！
凡百君子，莫大嗟痛，乃立碑作颂，以显行绩。其辞曰：于铄府君，禀性元通，积行闺阈，九族睦雍。羽仪上京，德与云腾。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抚黎民，风移俗兴，名噪约产，勋齐往纵，当永黄耆，翼佐帝庸，昊天弗吊，哲人其终，济济缙绅，靡瞻靡宗，勒兹玄石，永光无穷。
谷朗（218-272），字先义，东汉桂阳郡耒阳马水（今湖南耒阳市马水乡）人。出身官宦世家，少以好学孝友闻名乡里。弱冠仕郡，屡有升迁。历官守阳安长、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长沙浏阳令、都尉、尚书郎等职。朗为人忠诚谨慎，正身勤政，重教化，兴农桑，施惠与民，政声颇着，名望颇高，深得吴王赏识。
谷朗后升任廣州督军校尉，以身为表率，捍卫疆域，抗击外族侵犯，保障边疆整肃，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吴王以谷朗忠诚秉公、遵守典章，又调朗入朝，拜五官夕郎中，迁大中正大夫，专司察举人才。吴永安六年（263）五月，交趾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谞，招诱九真、日南，背叛吴国，归服魏晋。宝鼎三年（268）年，吴侯孙皓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军修则等率军征讨，皆失败，军卒溃散。吴侯孙皓悬旨征召平息祸乱将领，满朝官员都认为谷朗曾任职广州，素有威望，堪当此重任。建衡元年（269）十一月，谷朗率兵经番禺、牂牁，进军交趾，讨伐吕兴。三年（271）擒杀晋所置守将，交趾降服，九真、日南归顺。谷朗亦因功任部南州，旋迁九真太守。谷朗实乃为吴镇守南疆岿然不动的柱石。
据清陶睿宣《稷山论书诗稿》注释，谷朗碑“刻于三国时吴凤凰元年”。此碑历经1900多年，虽有些磨损，但总体上仍保存良好。故宫博物馆保存有此碑明代整纸拓本，末行“兴业大义”下题名可见，并有褚德谊、陈景陶跋，近拓本则“兴业大义”及题名等均被磨去。“时大清乾隆四年巳未秋”等字，后又凿去，各家着录未及，邵锐曾见此题字本。
关于谷朗碑，笔者曾经做过一些探讨，近年来又看了一些资料，发现了史籍上的几处记载错误，同时，对于谷朗碑的书法艺术进行再一次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谷朗碑刻实物纠正史书记载的几处错误
其一是谷朗碑发现和存放地点的错误说法。
据有关文章谈到此碑曾云：“存人间吴人碑刻尚有三方留存人间，绝颇为卓绝。谷朗碑原石在湖北博物馆。其名字或以补史。碑书隶势方整， 近于楼兰急就正字残纸及天玺砖文，盖为当时流行字体。”
“谷朗碑原石在湖北博物馆”这一说法大大地错了。谷朗碑就在湖南耒阳，碑主谷朗（218—272），字义先，耒阳人，曾官至忠都尉尚书郎，建衡三年（271）迁九真太守（九真，古郡名。辖境相当当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河东郡地区），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年）四月，九真太守谷朗卒于任，归葬今湖南耒阳亮源乡睦村南虎形山麓，并修筑墓围、拜台，刊立墓碑，还在墓前西南方建谷朗墓庐。谷朗后裔祭扫维护谷朗墓，并将谷朗墓庐改为朗公祠，祭祀谷朗。据《谷氏宗谱·卷首·坟山图》载，朗公祠一度改为乡贤祠，其嗣孙再次维修后，“仍其旧（称）而宅舍更新焉”。清末民初，朗公祠改为学堂，后废。
谷朗碑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始刻至清以前，置于耒阳城东5里谷府君祠内，清代移至耒阳城北杜工部祠。20世纪50年代初蔡侯祠维修后，谷朗碑移置蔡侯祠。1966年，谷朗碑被砸为3截，并弃之水塘。1979年，谷朗碑被捞出水塘，经精心修复后仍置于蔡侯祠。2004年，在蔡侯祠西南辟建谷朗碑苑，苑中建仿汉碑亭，将谷朗碑安放其中。
其二是关于谷朗的籍贯问题，古文献也还多有出入。
《明统一志》卷六四 《衡州府·人物志》，称谷朗是“烝阳人”（今湖南邵东）。清初钱塘人倪涛，在《六艺之一录》卷 一0四《衡州碑记》中，也说：“汉《桂阳周府君碑》上载‘东海莱阳人谷朗为九真太守，朗既为莱阳人，则碑疑在莱阳县。”还将其视为山东莱阳人。凤凰元年（272）四月，谷朗死后，其嗣孙谷起凤、谷尚志等人，立了一块《吴九真太守谷府君碑》，此碑现存湖南耒阳县城“蔡侯祠”内，是湖南省重点保护文物，也是谷朗生活时代的最好证明，容不得任何怀疑了。通过通读碑文，这些错误，就不攻自破。
其三是关于谷朗任太中大夫的时间问题：建武与建衡年号的笔误。
雍正时期的《广东通志》卷三八和《广西通志》卷六三，都已将谷朗列入“名宦传”，有记载说：
“谷朗，耒阳人，建武中仕至太中大夫。值交址叛，遣朗征之，经番禺、牂牁，威声大着，事平，迁九真太守。”
“建武”年号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4次：一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25-56），长达32年；二是西晋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304），仅存5个月；三是东晋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317-318），共计2年时间；四是南朝齐明帝萧鸾的年号（494-498），也有5年。但是，无论你做何种选择，它都与谷朗（218-272）已知的生卒年，格格不入。其实，借助于多类地方文献资料以及结合碑文考证，我们就会发现，围绕谷朗“平定南州叛乱”较详尽的记录，那就是：东吴永安六年（263），交趾郡吏吕兴，杀太守，招诱九真、日南，背叛吴国。宝鼎三年（268），吴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军修则等率军征讨，皆失败，军卒溃散。吴末帝孙皓悬旨，征召平息祸乱将领，满朝官员都认为，谷朗曾任职广州，素有威望，堪当此重任。建衡元年（269）十一月，谷朗率兵经番禺、牂牁，进军交趾，讨伐吕兴。交趾降服，九真、日南归顺。平乱后，谷朗迁九真太守。
建衡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君主吴末帝孙皓的第四个年号（269-271），共计3年。这样一比较，事实就明了。原来谷朗是在建衡元年（269）“平定南州叛乱”。也就是说，清代《广西通志》和《廣东通志》中的“建武”，即是“建衡”的误笔。“武”与“衡”，一字之差，错误万里。
其四是碑文书写者为“吴丞相顾雍撰其碑”的说法没有依据，是错误的。
光绪二十九年的《谷氏族谱》中记载：“朗祖为九真太守，国葬于马水木村虎形，时凤凰元年也，吴丞相顾雍撰其碑……”
顾雍（168-243），字元叹，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三国时吴国重臣、政治家，谥肃侯。我们从顾雍的生平可以得知，他比谷朗的生活年代要早五十年，谷朗去世时，顾雍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因此根本不可能撰写碑文。书丹者即是未署名的造诣很高的民间书法家，刻石者也是未署名的民间巧匠。
三国大量出土发现的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生动地说明了我国早期楷书广泛存在于孙吴时期下层胥吏的日常书写中。创作长沙吴简早期楷书的这些下层胥吏，怀抱着追求书写简便和字体美观的理想与情趣，创造出来的一股不亚于“洛下新风”的新兴书风，使得楷书在孙吴时期地位急速提升，甚至进入碑刻的神圣领域，谷朗碑这样在这一大环境下孕育产生的。谷朗碑碑字虽称隶书，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基本去掉了隶书的波磔，笔画横平竖直，虽然它们还很幼稚，但是终于挣脱了隶书的桎梏，这是本碑的特殊价值。字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古雅，与汉魏间简牍上书写体的意味极其相似。用笔端劲有致，尚多汉分笔意。字虽称隶，实则体势已近真楷，故亦有定为楷书者，然此之所以谓其“真楷”，乃碍于当时习惯也。《谷朗碑》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曹魏诸刻风格稍异，但同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这也为楷书逐步取代隶书进入官方正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谷朗碑》的书丹者，无疑是造诣很高的书法家。
二、关于《谷朗碑》书法艺术再析
谷朗碑面世为世人所知最早的记载是在宋代，在此之前是否就已经引起了有关书法爱好者的关注，目前不得而知。
其一，历代名家记载点评
笔者近年细细梳理了一下有关谷朗碑的有关史籍记载，最早的记录当属于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在其《集古录》中“吴九真太守谷府君碑（神凤元年）”条目，全条目文如下：
右谷朗者，事吴，为九真太守。碑无书撰人名氏。其序云“府君讳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人。豫章府君之曾孙、公府君之孙、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颛顼，益为舜虞，赐姓嬴氏。至于扉子，封于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吴不显，史传无所见，所谓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案《秦本纪》，非子邑于秦，而此与朗子永宁侯相碑皆为“扉子”，莫详其义也。
隶书不着书撰人名氏，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人。仕至九真太守，归命侯凤凰元年四月卒，年三（五之误）十四，碑在耒阳县。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欧阳修（1007-1072）收集了上千种石刻铭文，编成《集古录》一书，收录了他写的二百九十六篇题跋，他也被尊为金石学的开创者之一。
继欧阳修之后记录谷朗碑的是另一大金石学家、收藏家赵明诚（1081-129）。赵明诚自幼博览经史，雅好收藏，所储古籍、字画及前代金石刻拓甚富，娶著名女词家李清照（1084-1149）为妻，二人志趣相投，均酷爱收藏，竟至嗜之成癖。夫妇二人穷年累月，苦心搜访，摹拓传写，全力以赴，积二十年之功，收集到三代以来古器物铭及汉唐石刻凡二千卷，为之考订年月，辨伪纠谬，撰写了跋尾五百零二篇，辑为《金石录》。赵明诚在其《金石录》中对谷朗碑也有记载，有目而无跋。如下：
“第二百八十四吴九真太守谷府君碑，孙皓凤凰元年” 。
王象之（1163-1230），南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仪父，一作肖父。庆元二年（1196）登进士第，历长宁军文学、江西分宁、江苏江宁知县。志行高洁，无意于禄位，中年起隐居著述。他博学多识，尤精史地之学，着有地理学名著《舆地纪胜》。这部书中对谷朗碑也有简单记载：
在耒阳县，不注人氏，但云凤凰元年立。
元明时期，谷朗碑目前不见有关史籍记载，清代时又引起了多位金石大家的关注。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江苏青浦人，清乾隆进士，授内阁中书，协办待读，入军机处，后又擢刑部郎中、鸿胪寺卿、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好金石考古之学，曾收罗商周铜器及宋、辽、金石刻拓本一千五百余种，以五十年之力，编为《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此书中对谷朗碑也有记载：
碑高三尺五寸，广二尺四寸五分，十八行，二十四字。额高一尺七寸，一行题吴故太守谷府君之碑，十一字，并隶书，字径寸许，在湖南耒阳县。（书中录有全文）
清金石大家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谷朗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
翁方纲（1733-1818），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着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等。
瞿中溶（1769-1842），字镜涛，一字木夫，嘉定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江苏著名学者。曾任辰州府通判、安福县知县。生平诗文、书法、绘画，无所不能，亦擅篆刻，并以刻印手法刻竹，别有风格。收藏古代印章、古钱、铜镜甚丰，蓄古镜多至数百枚，择有铭文款识者，考订辑《石镜轩图录》一书，又有《古泉山馆印存》《古官印考》《钱志补》《钱志续》《彝器图录》等。曾任修嘉庆《湖南通志》，独撰金石一门，最为赅备。他在《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中对谷朗记载颇详，全文如下：
右九真太守谷朗碑，吴凤凰元年立，在衡州府耒阳县。此碑首见欧公集古录跋，赵氏金石录有目而无跋。耒阳，汉属桂阳郡，碑叙谷君历官初仕郡，右职守阳安长，升王府，除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迁浏阳令，征拜立忠督尉尚书郎，迁部广州督军校尉，拜五官郎中，迁大中正，又迁九真太守，凤凰元年四月卒。放凤凰元年乃归命侯孙皓在位之九年也，九真太守置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后汉隶交州刺史部，吴仍之。碑云于时交州，窃邑叛囤，戎车娄驾，干戈未戢。帝咨俾乂，询咨群司。佥以君任部南州，维恩素着，迁九真大守。
考吴志，孙亮永安六年五月，交趾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谞，遣使如魏请太守及兵，七年，分交州置广州，孙皓元兴元年，魏置交趾太守之郡。宝鼎元年，交趾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人击交趾，为晋将毛灵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建衡元年十一月遣监军虞范等就合浦击交趾，擒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朗为九真太守，当在是时即凤凰元年之前一年也。
碑叙其先出自颛顼，益为舜虞，赐姓赢氏，与史记秦本纪略同。惟云扉子，封于秦谷，因而氏焉。本纪并无其文，考《汉书·地理志》云：非子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又郑康成毛诗秦风谱与地理志略同，皆不云以谷为氏。唯秦本纪云：大费生子两人，一曰太廉，实鸟谷氏。一曰若本实。费氏盖或鸟谷氏之后，案秦本纪太廉尚在非子之前，与碑亦不合，而《汉书·谷永传》言长安人，碑又未及其人，益为虞舜，见虞书汉书古今人表，地理志及列子皆作伯益，秦本纪毛诗谱皆作柏翳，小司马索引作伯翳，云尚书谓之伯益，伯柏古字通，翳益声之转耳，扉子班马两史，并作非子，唯路史后纪注与碑同，扉从非得声，古书可通用也，刘阳今作浏阳，考吴分临湘县地置刘阳。三国志潘睿传及晋书地理志，俱与碑同，可知水方为后人所增，畴咨之，畴作詶，考说文引虞书作，而言部有詶字，训诪也。汉魏元丕碑，刘宽碑，郑烈碑俱用此字，碑铭词有云名喿豹产者，豹谓西门豹，产谓郑子产也，汉人习用此语。刘宽碑云口踰产豹，鲁竣碑云比纵豹产，与此同意。喿字说文训羣鸟鸣也。从品在木上，后人又加口方作噪，非是碑以往纵为往踪，与汉夏承郭仲奇赵圉令鲁峻高彪诸碑同考，说文无踪字，古人皆用纵也，又流作，见公羊传，黎作梨，屡见汉碑，皆隶变通用字。此碑文词古雅，隶体端劲有法，时去东京未还，尚多汉人遗意，当与汉碑同为墨林宝藏。自欧公以后诸家罕有考跋。予囊于外舅潜研堂见旧拓本，录其文，内有数字残缺，比來湘南，便托友朋访拓本未获，昨徐星伯学使按试衡郡回，以副本见诒，重为校録一过，并题其后以识之。
又案碑旧在县东五里又五里，为谷府祠，即祀朗者。今在县北杜工祠堂内，不知何人所移，碑文凡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八分书，张应星县志载其文，脱误甚多，赖碑尚在，可据以补正之。又考通志异秦氏注云：蜚廉生两子，一曰恶来，其后为秦，二曰季腾，其后为赵。恶来之后，五世曰非子，初封于秦谷，为秦氏，秦谷故陇西秦亭是也，后蹝封平阳，复迁岐丰之间，又迁于犬邱，又迁于雍及栎阳、咸阳，皆本于秦谷，故号秦焉。郑渔仲所述大略本之《汉书·地理志》，但以秦谷为秦氏，得姓之始，而不知谷氏亦出于此，《广韵》一书于姓氏郡望载之最详，独于谷下及鸟下均未言，皆据以补氏族书之遗者也。
又案谷朗碑僻在楚南下邑，拓本颇难得，予在长沙先承徐星伯太史见惠，嗣修通志，撰金石志二十卷，据以录入，逮志书刻成，复有友人拓一本相饷，识见其有额一行直书：“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碑”十一字，亦隶书，字体大小相同，其式近似汉，碑第不作篆书，大字耳，乃知赵德甫称为吴九真太守谷府君碑者，据题额书之也。碑铭文末下有小正书约五行，文皆漫灭，仅存数字，恐是近代人笔，或记其迁碑始末耳。
陆增祥（1816-1882），江苏太仓人，字魁仲，号星农、莘农。道光三十年（1850）一甲一名进士，官翰林院修撰，历官湖南辰永沅靖道，精金石学。他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中也有记载：
碑高汉尺四尺六寸五分，广三尺四寸八分；字径寸许；碑额拓本高二尺一寸八分，字径一寸四五分。
碑文经后人所剜刻，精彩殊损，惟额字尚仍其旧，比较之显然也。钱氏藏本残缺数字，今拓本仅一齐字不可辨。集古录目云年三十四，今本颇似五字，出自颛顼之出非证以，集古录跋几误读为世，皆剜凿之明证也。湖南通志载此文三十作五十，闺或作闺阅，往緃作往踨，均误，续修者当据石正之。
碑旧在湖南耒阳城东谷府君祠内，清时移置县城杜甫祠中（现耒阳一中），后迁蔡侯祠（传为蔡伦故居，在城内蔡子池畔）内保存。碑之两侧原有谷氏后裔题名，清初尚存，后渐磨灭。
方若（1869-1954），字药雨，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画工石溪，古朴浑厚。著有校碑随笔，此书中也有谷朗碑的记载。
九真太守谷朗碑
隶书，十八行，二十四字。有额，隶书，阴文十一字。在湖南耒阳县。凤凰元年四月。
碑两边均刻谷氏后人题名，其字可见者旧拓本也，今虽磨灭，审视拓本隐隐尚有痕迹。陆氏金石续编谓钱氏藏本残缺数字，今拓本仅一万里肃齐之齐字不可辨，重剜之证也。予友王孝禹有旧摹刻本，讹字甚多。
增补 谷朗碑
见明拓本，后人题字一行“男童段直祖保寄名石文后永光无穷”，及谷氏后人题名五列皆清晰。此题名清初时尚完好，后即凿损。继则左旁又刻乾隆重修款字，道光间又凿去。此碑早经剜洗，即明拓也经剜洗。未见未题名及未剜洗时拓本。
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辑入，胶印。
民国金石大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谷朗碑“吴碑四种（按：指《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谷朗碑》《葛府君碑额》）……皆为篆、隶、真楷三极。” 谓其“古厚”，并云：“吾爱古碑，莫如《谷朗》，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 又云：“上为汉分之别，下为真书之鼻祖也”。
近代碑帖鉴定大师杨震方《碑帖叙录》称谷朗碑“虽为隶书，实多近楷书，无波磔，全为楷书结构，为由隶入楷的先驱。”
近代碑帖鉴定大师马子云《碑帖鉴定浅说》称谷朗碑“半隶半正之字体，是有隶书演变为正书之开始，当时尚属少数。”
《碑品》将谷朗碑列为“高品上”。古泉山馆《金石文编》称谷朗碑为“墨林宝藏”。
其二，谷朗碑的书法艺术
谷朗碑开隶书向楷书转变之先河，面世之后即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历代金石大家纷纷加以着录、考证、解读，受到了历代的金石大家和碑帖鉴赏专家的高度好评。其书法凝圆规整，含蓄古雅。隶书明显之波折，几乎消失，而字形仍留浓重汉隶特色，诸如碑中“之、子、以”等字及部首“阜（左耳旁）、辵（走之旁）、门”等，皆为隶书结构，由此足见隶变楷之踪迹。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10余万枚的三国吴简，对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整体风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资料。走马楼遗址简牍属于三国吴国嘉禾年间（232-238）吴国鼎盛时期的遗物。其书写者多为当时的官府公务员， 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社会主流书写风貌。有专家在此基础上从书法艺术的视角对三国吴简展开研究，将新出土的三国吴简同钟繇存世书法作品作了认真的比对，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 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由走马楼遗址三国吴简的用笔、结体特征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楷书艺术的发端、成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争的事实。谷朗碑同三国吴简有一些相似之处，似隶非隶，似楷非楷，很明显属于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一种书写形态，最初的楷书实际上是由下层平民或低级官吏所为的。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赞评此碑“以其由隶变楷，是考源流也”，“上为汉分（隶书）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也。”康氏此说极公允，为后人所认同。谷朗碑属隶楷过渡体，此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笔画已去波挑，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亦隶亦楷，既可见到隶书的影子，又初具了楷书的规模。它的笔画逐渐由隶书波磔向平直演变，字形也逐渐由隶书的扁平逐渐向方整演化，但脱胎未换骨，显得幼稚拙笨，表现且有趣有味，有艺术感染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写法上，点画出現折刀头，斩钉截铁，去掉波磔。
谷朗碑以独特的书体、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地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书法爱好者，也成就了不少颇有建树的书家。据现在掌握的资料记载，受谷朗碑影响早的是北魏的晖福寺碑，现存西安碑林。此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楷书24行，行44字，笔画拙重，章法、结字都不甚严格。直斜俯仰皆似随意，故呈现一种自然、质朴的美。康有为十分欣赏此碑，曾誉其为“丰厚茂密之字”，认为“宽博若贤达之德”，又说“丰厚之《定国寺》岂若《晖福寺》”，还认为它是《谷朗碑》和钟元常一派的“法嗣”。
到了清代，谷朗碑的影响相当大。首推“扬州八怪”之一金农，书法取法天发神谶碑、谷朗碑。隶书古朴，楷书自创一格，号称“漆书”。评者皆认为是金农的“漆书”出自谷朗碑蜕变而来。
湖南衡阳人曾熙，深受谷朗碑的滋养。曾熙（1861-1930），初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俊国，晚号农髯。康有为曾将曾熙的八分书与何绍基并论，得出的结论是：“道州八分体峻，农髯先生体逸，体峻者见骨气，体逸者见性情，阴阳刚柔，各见其妙。”曾熙其临写的《谷朗碑》以其深厚的功力，下笔高古，左规右矩，心手并用，极尽楷则，一笔二画，爽健实灵；整幅朴茂古雅，神采焕发。
再如1911年立于岳麓山爱晚亭后侧一小亭中的二南诗刻，深受谷朗碑影响，刻字体方端庄，字方而意圆，敦厚雄秀，气势张扬。从二南诗刻的“南”和“传”字看，横析坚钩和坚钩未钩出而有钩意，回锋收笔，似有《谷朗碑》遗韵。
总之，谷朗碑文字体介乎楷隶之间，是楷书初创时期的重要碑刻，书法苍劲端庄，行笔与其他汉碑常见隶法不同，不见起止转折之象，似隶似楷，非隶非楷，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为我国文字由隶书转变为楷书之肇始，是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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