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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二十品


马振拜造像题记拓片

  龙门石窟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洛阳市以南十三公里处,伊水北流,香山与龙门山两岸对峙,犹如一座天然门阕,古称“伊阕”,龙门石窟就刻凿在这伊水两岸的崖壁上。

  龙门石窟雕刻中,北魏时代的作品约占百分之三十。其中第1443窟,即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洞窟。

  古阳洞内正壁主尊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之上,面颊清秀,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施禅定印,身后雕刻舟形背光和圆形头光。两侧各侍立一尊装饰华贵的菩萨。洞内南北两壁鳞次栉比众多的龛像之中,有八个排列整齐的较大型尖拱楣龛。龛内都是作禅定印的释迦牟尼佛像,龛楣及佛像的背光、项光构图精巧、内容丰富,以简练的手法,雕刻出极富变化的装饰纹样。从这些龛的规模、有序的排列和造像题记的内容,可以判断,这些造像的施主都是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皇室、贵族、功臣。造像记称颂孝文帝的功德。

  古阳洞的窟顶,大龛、小龛密布,龛内多为交脚弥勒菩萨和千佛,龛外多有造像题记,内容多种多样,一般都是为祈富欀灾而发愿。

  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现今保留二千八百余方。这在中国众多石窟群中是独有的特点。因为碑刻数量多,龙门石窟又被称作“古碑林”。 题记中北魏时期的占半数以上,而且多数集中在古阳洞中。从北魏造像记中精选出来的“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的代表。魏碑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是今天书法界特别崇尚的一种书体。

  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窑)。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富欀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龙门二十品”计有:

一 尉迟为牛橛造像记       十一 孙秋生刘起祖等造像记
二 一弗为张元祖造像记      十二 高树解佰都等造像记
三 比丘慧成为始平公造像记    十三 比丘惠感造像记
四 北海王详造像记        十四 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
五 解伯达造像记         十五 马振拜等三十四人造像记
六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      十六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
七 北海王国太妃高造像记     十七 比丘法生造像记
八 杨大眼造像记         十八 安定王元燮造像记
九 比丘道匠造像记        十九 齐郡王元祐造像记
十 郑长猷造像记         二十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

【附录】
龙门二十品略论

  龙门石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处,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并称我国的三大艺术宝库。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朝、唐等朝代,其中以北魏和唐代营造的时间较长、规模大、雕刻多、艺术价值高。
  龙门以石刻艺术见长,据统计龙门东西两山现存佛龛2100多个,佛塔40余座,碑刻题记3000余方,佛像10万余尊。北魏的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唐代的潜溪寺、万佛洞、看经寺、奉先寺更是龙门石窟艺术的精华所在。其群像雕造,气势雄伟,雕琢精细,神形兼备,表现了古代艺术大师的高超技艺和才华。古阳洞和慈香窑中的龙门二十品则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奇葩。
  龙门二十品中的十九品镌刻于古阳洞中,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体现北魏风格的一个典型洞窟。古阳洞内正壁主尊释迦牟尼佛,结跏跃坐于方形台座之上,面颊清秀,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施禅定印,身后雕刻舟形背光和圆形光头,两侧各侍立一尊装饰华丽的菩萨。洞内南北两壁鳞次栉比众多的龛像之中,有8个排列整齐的较大型尖拱楣龛。龛内都是作禅定印的释迎牟尼佛像,龛楣及佛像的背光、项光构图精巧,内容丰富,以简练的手法,雕刻出极富变化的装饰纹样。从这些龛的规模、有序的排列和造像题记的内容,可以判断这些造像的施主都是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皇室、贵族、功臣。造像题记的内容多是称颂孝文帝的功德。
  古阳洞的窟顶,大、小龛密布,窟内多为交脚弥勒菩萨,龛外多有造像题记,内容比较丰富,一般都是为祈福禳灾而发愿。而作为思想内容,则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是研究北魏统治阶级如何祟尚佛教巩固其统治的实物资料,又使我们看到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广泛影响。龙门石窟造像题记,至今保留3000余方,这在中国众多石窟群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多,龙门石窟又被称为“古碑林”。在龙门石窟的题记中北魏时期的占半数以上,而且多集中在古阳洞中。北魏造像题记的精品——龙门二十品就大都出自古阳洞。
  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的代表,是北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20种的统称。魏碑书法艺术曾被明珠暗抛,很长时间以来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清中叶后,提倡北魏书法,有人在北魏造像题记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及“孙秋生”等20种,称为“龙门二十品”,拓本传布,盛行于时。其书法方峻雄强,颇多变化,可见北魏书法风格之一斑。由于这些作品是北魏书法艺术的精华,魏碑书体的代表,故为世人所重视。
  龙门二十品分别是20个窟龛的造像记,按年代依次为:《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太和十七年至景明三年;《长乐王丘穆亮夫人尉迟造弥勒像》,太和十九年十一月;《步辇郎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大和二十年;《比丘惠成为亡父始平公造石像记》,太和口二年九月十四日;《北海王元详造弥勒像记》,太和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游激校尉司马谢伯达造弥勒像记》,太和二十三年;《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等造释迎像记》,太和末至正始末年;《邑主仇池杨大眼造石像记》,太和来至正始末年;《比丘道匠造像六区记》,太和末至正始末年;拍b海王太姬高氏造像记》,太和末至正始末年;《云阳伯郑长以为亡父造弥勒像记》,景明二年;《邑主高树等三十二人造石像记》,景明三年五月三十日;《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弥勒像记》,景明三年五月三十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造弥勒像记》,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造石像记》,景明四年八月五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弥勒像记》,景明四年十月七日;《比丘法生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妣造释迎像记》,正始四年;《齐郡王元祐造像记》,熙平二年;《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神龟二年”。
  龙门二十品所属的龛像大多是北魏造像艺术的精品。室内的造像主要有释迦牟尼的禅定像和说法像,数量更多的是弥勒佛的交脚像。交脚弥勒的流行是北魏佛教艺术的显著特点之一,反映当时人们的心态和对佛教信仰的祟拜,即通过造像对来世寄托了强烈的渴望。在二十品诸龛中,不论佛、弥勒、胁侍菩萨和飞天,以及秀骨清像的造型和古朴的文字均代表着北魏龙门艺术的精华。
  龙门二十品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是中国书法艺术演进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从龙门二十品的推出到备受推祟,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书法史的一种革命,体现了中国书法的创新,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9世纪中叶中国书坛出现了变革的先兆,其背景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清朝洽嘹的皇帝特别喜欢赵孟頫、董其昌的规整柔弱的书体,提倡印制这类书体的字帖供士子摹习。因皇帝的首肯,这就使书坛形成了追求雅、甜、单调、僵化的局面。其二是古代金石书法遗存被发现、发掘出来。一些爱好书法的文人学者对这些醇古朴茂的古代文字进行摹写,在摹写过程中,就若有所悟地变化其形态、体势,以显示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创造能力。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在原先流行于世的楷、行、草之外,又兴起了一种带有金石意味的碑体书法,使整个书坛开始出现标新立异的新鲜气息,并为时人所重。
  这股书坛的变革之风,到]9世纪末叶由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发轫。康有为大力提倡学习北碑,此论震撼书坛,使书法的变革出现强劲的势头。康有为在北京鼓动政治改革期间,购买了许多碑帖,进行仔细的研究,于1899年写成了一部6万余字的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以求振兴当时书坛委靡不振的局面。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提出了尊碑抑帖的观点,将碑学的地位推向极致,使历经1000余年的帖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洛阳魏碑,前承汉、晋,后启隋、唐,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成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艺术风韵的独特的书法艺术表现形式。它“沾灌后林,启发来者,初唐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名家的作品,曾与此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清代的包世臣、赵于谦、张裕钊、沈曾植、邓世如、吴昌硕等服膺魏碑,他们共同把学习魏碑椎上了一个时代高峰。在康有为等人变革思想的影响下,“众多治书者敢丁向君王倡导,学府支持的帖学也举起反叛大旗,将过去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魏碑带进了书斋,学而习之,挂上了高堂,炫而耀之。有人形容当时的盛况是‘二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
  应该说,以洛阳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的兴盛,是政治维新思想在书法领域的反映,正如康有为所认为的那样,当时的书法与政治一样,都必须改革,物极必反,这是天理。在改革浪潮的影响下,青铜铭文、甲骨文以及竹木简上的古老文字和魏碑一样受到重视,并被用做学习和创新的样本。这样一来,它们与魏碑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广泛的碑学。康有为和他同时代的书家走的都是碑帖互补、碑帖并用的变革之路。他本人醉心于北碑,将北碑的特质与他早年学习店宋欧阳询、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字帖揉到一起,自立门户,写出一种“康体”行书,其特点是结体紧密,奇险多力,平中求奇,巧中带拙,体现出挥厚天成的特征。 (董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