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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
《唐摹万岁通天帖》
启功 《唐摹万岁通天帖》书後
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古今哪家哪派的评价如何，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是客观存在的。又无论是从什麽角度研究，是学习参考，还是分析比较，那些现存书迹，总是直接材料。
世传王羲之的书迹有两类：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一是唐代蜡纸钩摹的 墨迹本。至於他直接手写的原迹，在北宋时只有几件，如米芾曾收的《王略帖》等，後来都亡佚不传，只剩石刻拓本。
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从钩摹开始，中间经过上石、刊刻、捶拓、装潢种种 工序，原貌自然打了若干折扣，不足十分凭信。於是直接从原迹上钩摹下来的 影子，即所谓“双钩廓填本”或“摹榻本”，就成为最可相信的依据了。这类 摹榻本当然历代都可制作，总以唐代硬黄蜡纸所摹为最精。它们是从原迹直接 钩出，称得起是第一手材料。字迹风神，也与辗转翻摹的不同。只要广泛地比 较来看，有经验的人一见便知。因为唐摹的纸质、钩法，都与後代不同。
这种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米芾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可见当时已有人把钩摹的蜡纸本当作王羲之的真迹，所以米芾讥他们是“痴儿”。到了今天唐摹本更为稀少，被人重视的程度，自然远过宋人，便与真迹同等了。现存的摹本中，可信为唐摹的，至多不过九件。
（一）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概观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在卅年前所见，计有：一、《快雪时晴帖》，二、《奉橘》等三帖一卷（俱在台湾），三、 《丧乱》等三帖一卷，四、《孔侍中》等二帖一卷，以上俱带名款，还有五、《游目帖》（俱在日本）虽不带名款，但见於《十七帖》中。 近卅余年中发现的重要唐摹本首推六、《姨母》等帖一卷（在辽宁），七、《寒切帖》（在天津），以上俱带名款，还有八、《远宦帖》（在台湾），虽不带名款，但见於《淳化阁帖》，九、《行穰帖》（在美国），无名款。
以上各帖，《游目》闻已毁於战火，《寒切》墨色损伤太甚，《快雪》纸色过暗外，其余无不精彩逼人。有疑问的，这裏都不涉及。 在卅余年前，论唐摹本，都推《丧乱》和《孔侍中》，因为这二件纸上都有“延历判定”的印迹。延历是日本桓武帝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七八二年。日本学者考订这二件是《东大寺献物帐》中著录的。按《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帝卒後皇后将遗物供佛的帐目，圣武卒於公元七二九年，那么传到日本时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摹拓自更在前，证据比较有力。自从卅余年前《姨母》等帖出现後，所存唐摹王羲之帖的局面，为之一变。
（二）《姨母》等帖
唐摹王羲之帖，不论是现存的或已佚的，能确证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如可证在唐代谁原藏、谁摹拓、何年何月，一一可考的除了这《姨母》等帖一卷外，恐怕是绝无的了。
所说《姨母》等帖，是唐代钩摹的一组王氏家族的字迹。现存这一卷，是那一组中的一部份。这卷开头是王羲之的《姨母》、《初月》二帖，以下还有六人八帖。卷尾有万岁通天二年王方庆进呈原迹的衔名。在唐代称这全组为《宝章集》，宋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七著录，称这残存的七人十帖连尾款的一卷为《万岁通天帖》，比较恰当，本文以下也沿用此称。
先从文献中看唐代这一组法书的摹拓经过：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载窦臮《述书赋》并其兄窦蒙的注，《赋》的下卷裏说：
“武后君临，藻翰时钦。顺天经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窦蒙注云： “则天皇后，沛国武氏，士获女。临朝称尊号，日大周金轮皇帝。时凤阁侍郎石泉王公方庆，即晋朝丞相导十世孙。有累代祖父书迹，保传於家，凡二十八人，辑为一十一卷。后墨制问方庆，方庆因而献焉。后不欲夺志，遂尽模写留内，其本加宝饰锦缋，归还王氏，人到於今称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宝章集·叙》，具纪其事。”
《法书要录》卷四载失名《唐朝叙书录》，亦述此事而较略。末云：“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以《集》赐方庆，当时举朝以为荣也。”
五代时刘昫领修的《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说：
“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日：“臣十年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之，唯有一卷现今存。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
按以上三条记载，“神功元年”当然不确，因为现存卷尾分明是万岁通天二年；人数不同，有计算或行文不周密的可能；卷数不同，有传抄传刻之误的可能；都无关紧要。只有赐还王氏的是原迹还是摹本?这个问题，窦蒙说的最清楚，是“遂尽模写留内”。岳珂跋赞也依窦蒙的说法。或问这“赐还”、“留内”的问题，“干卿底事”?回答是：摹拓本若是“留内”的，则拓法必更精工，效果必更真实，我们便更可信赖了。
（三） 《万岁通天帖》的现存情况
王方庆当时进呈家藏各帖，据《旧唐书》所记有三组：羲之为一卷，是一组；导至褒九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
至於摹拓本是否拆散原组重排的，已无从查考。但看命名《宝章集》，又令崔融作叙的情况，应是有一番整理的。
现存这一卷，为清代御府旧藏，今在辽宁省博物馆。所剩如下的人和帖：
羲之：《姨母》、《初月》，
荟：《疖肿》、《翁尊体》，
徽之：《新月》，
献之：《廿九日》，
僧虔：《在职》，
慈：《栢酒》、《汝比》，
志：《喉痛》。
（今装次序如此，与《宝真斋法书赞》、《真赏斋帖》微异。） 共七人十帖。原有人数，按《旧唐书》所记，三组应是三十九人，今卷所存仅五分之一强；如按窦蒙所说“凡二十八”，则今卷也仅存四分之一。帖数也不难推想，比原有的必然少得很多。今存这卷内有北宋时“史馆新铸之印“，又曾刻入《秘阁续帖》。 《续帖》今已无传，清末沈曾植曾见张少原藏残本，中有此卷，见《寐叟题跋》，所记并无溢出的人和帖。
到南宋时在岳珂家，著录於《宝真斋法书赞》卷七，缺了荟、志二人的衔名和“疖肿”、 “喉痛”二帖文。《宝真斋法书赞》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可能是《永乐大典》抄失或四库馆辑录时抄失。今卷中二人衔名及二帖俱存，可知岳氏时未失。《宝真斋法书赞》中已缺僧虔衔名，岳氏自注据《秘阁续帖》补出，是齐司空简穆公僧虔。又《翁尊体》一帖列在《汝比》帖後，是王慈的第三帖。《真赏斋帖》列於王僧虔後，王慈之前，成了失名的一人一帖。
今卷次序，与《三希堂帖》同，成了王荟的第二帖。细看今卷下边处常有朱笔标写数目字，《翁尊体》一纸有“六”字，《汝比》一纸有“七”字，其他纸边数码次序多不可理解。可见这七人十帖，以前不知装裱多少次，颠倒多少次。
以书法风格看，确与王慈接近，岳珂所记，是比较合理的。 又原卷岳氏跋後赞中纸烂掉一字，据《宝真斋法书赞》所载，乃是“玉”字。
还有窦臮的“臮”字，本是上半“自”字，下半横列三个“人”字，另一写法，即是“洎”字。岳氏跋中误为“泉”字，从白从水。清代翁方纲有文谈到岳氏跋赞都是书手代抄上的，所以其中有误字，这个推论是可信的。今存岳氏书迹，还有一个剳子（在故宫），只有签名一“珂”字是亲笔，可见他是勤於撰文而懒於写字的。
清初朱彝尊曾见这卷，说有四跋，为岳珂、张雨、王鏊、文徵明（见《曝书亭集·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下引朱氏文同此）。今王跋已失，当是入乾隆内府时撤去的。乾隆刻帖以後，这卷经过火烧，下端略有缺笔处。
（四） 《万岁通天帖》在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
《万岁通天帖》虽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据的一件古法书的真面貌，但在流传过程中却一再受到轻视。明代项元汴是一个“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开有当铺。一般当铺只当珍宝，他家当铺却并当书画。於是项氏除了收买书画外，还有当来的书画。他虽好收藏书画，却并没有眼力，也常得到假造的、错误的。
所谓错误，即是张冠李戴，认甲成乙。举例如元末杨遵，也号“海岳庵主”，与宋代米芾相重。有人把杨的字冒充米的字，他也信以为真。他还常把得到“价浮”的书画让他哥哥项笃寿收买，所谓“价浮”，即是认为不值那些钱的。
这卷即是项元汴认为“价浮”的，所以归了项笃寿。事见朱彝尊文。按这卷煊赫法书，可谓无价之宝，而项元汴竟认为不值，足见他并无真识。这是此卷受屈之一；又乾隆时刻《三希堂帖》，以《快雪时晴帖》为尊，信为真迹，而此卷则列於“唐摹”类中，这是受屈之二。
推论原因，无论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视它，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写出是“钩摹”本，而杨遵被明人信为米芾，《快雪》被清人信为真迹，都因上无“充”字、“摹”字，所以“居之不疑”，也就“积非成是”了。可笑的是那么厉害的武则天，也会错说出一句“是摹本”的真话，竟使她大费心思制成的一件瑰宝，在千年之後，两次遇到“信假不信真”的人!
《万岁通天帖》的可贵处，我以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
一、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只凭蜡纸钩摹，同是钩摹，又有精粗之别。有的原帖有残缺，或原纸昏暗处，又给钩摹造成困难，容易发生失误。即如《快雪帖》中『羲』字，笔画攒聚重叠，不易看出行笔的踪迹。当然可能是书写时过於迅速，更可能是出於钩摹不善。《丧乱》、《孔侍中》二卷钩摹较精，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线钧出，可说是很够忠实的了。但也不是没有失误处。其中“迟承”的“承”字，最上一小横笔处断开，看去很像个“咏”字，原因是那小横笔中间可能原纸有缺损处，遂摹成两笔。“迟承”在晋帖中有讲，“迟咏”便没讲了。至於《万岁通天帖》不但没有误摹之笔，即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这在《初月帖》中最为明显，如此忠实，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所以朱彝尊说它“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确是丝毫都不夸张的。
又王献之帖中“奉别怅恨”四字处，“别怅”二字原迹损缺一半，这卷裏如实描出。在《淳化阁帖》中，也有此帖，就把这两个残字删去，并把“奉”、“恨”二字接连起来。古代行文习惯，“奉”字是对人的敬语，如“奉贺”、“奉赠”之类，都是常见的，“奉别”即是“敬与足下辞别”的意思。 一切对人不敬不利的话，不能用它。假如说“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谈。“恨”上不能用“奉”，也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说《阁帖》文辞难读，原因在於古代语言太简，其实这样脱字落字的句子，又怎能使人读懂呢?《阁帖》中这类被删节的句子，又谁知共有多少呢?
二、古代讲书法源流，无不溯至锺、张、 二王，以及南朝诸家。他们确实影响了唐宋诸家、诸派。碑刻大量出土之後，虽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边的说法，出现甚么“南北书派论”啦、“尊碑卑唐”说啦、“碑字”、“帖学”说啦，见仁见智，这裏不加评论。只是南朝书家在古代曾被重视，曾有影响，则是历史事实。近百余年来所论的“南”、 “帖”的根据，只不过是《淳化阁帖》，《阁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样子。批评《阁帖》因而牵连到轻视南朝和唐代书家作品的人，从阮元到叶昌炽、康有为，肯定都没见过这卷一类的精摹墨迹。 从书法艺术论，不但这卷中王羲之二帖精彩绝伦，即其余各家各帖，也都相当重要。像徽之、献之、僧虔三帖，几乎都是真书。唐张怀瓘《书估》（《法书要录》卷四）说：“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 字直一百，五字（按此“字”字疑是“行”字之误）乃敌行书一行，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可见真书之难得，这二家二帖之可贵。
自晋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在王氏门中，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在这卷中，王荟、王慈、王志的行草，纵横挥洒，《世说新语》中所记王、谢名流那些倜傥不群的风度，不啻一一跃然纸上。尤其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因此可以推想，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铭墓志，在未刻之前，是个甚么情况。尖笔蜡纸加细钩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拓的间接材料要近真得多。
又《快雪帖》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观者每生疑问。我认为这是对收信人的称呼，如今天信封外写某处某人收一样。古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随写从右端随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後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因常是托熟人携带，所以不一定写得像今天那么详细。这种写法，一直沿续到明代文徵明还留有实物。只是收信人的姓氏为甚么在外封上写得那么偏靠下端，以前我总以为《快雪帖》是摹者用四字填纸空处，今见“范武骑”三字也是封题，也较靠下，原封的样子虽仍未见，但可推知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三、明代嘉靖时人华夏把这卷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许多人从这种精刻本上揣摹六朝人的笔法。《真赏》原刻经火焚烧，又重刻了一次，遂有火前本、火後本之说。文氏《停云馆帖》裏也刻了一次，王氏《郁冈斋帖》所收即是得到火後本的原石，编入了他的丛帖。
到了清代《三希堂帖》失真愈多，不足并论了。 清初书家王澍，对法帖极有研究，著《淳化阁帖考证》。在卷六《袁生帖》条说：“华中甫刻《真赏斋帖》模技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迹今在华亭王俨斋大司农家，尝从借观，与《真赏帖》所刻不殊毛发，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
他这话是从《袁生》一帖推论到《真赏》全帖，评价可算极高，而《真赏》刻手章简甫技艺之精，也由此可见。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榻本和唐摹原卷细校，仍不免有一些失真处，这是笔和刀、蜡纸和木版（火前本是木板，火後本是石版）、钩描和捶拓各方面条件不同所致，并不足怪。
现在所存王羲之帖，已寥寥可数，而其他各家如王献之以下，更几乎一无所存（旧题为王献之的和未必确出唐摹的不论）。近代敦煌、吐鲁番各处出上的古代文书不少，有许多书写的时代可与羲、献相当。如《李柏文书》仅比《兰亭序》早几年，可作比较印证，但究竟不是直接的证物。南朝石刻墓志近年也出土不少，则又不是墨迹，和这卷南朝人书迹真影，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今天竟得直接看到这七人十帖，把玩追摹，想到唐太宗得到《兰亭》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原色精印，更远胜过蜡纸钩摹，则鉴赏之福，又足以傲视武则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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