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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鹦鹉图题字
赵佶《御题五色鹦鹉图》绢本设色 53.3×125.1cm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五色鹦鹉图》传为宋徽宗赵佶所作。图中描写他在宫廷御园中所见的五色鹦鹉,为纪念这个发现,于是将那只异国珍禽作了精致的描绘,旁以瘦金体书加上颂辞,为一赋一诗。落款有一部分虽已脱落,但仍认得出来。
图中所绘折枝杏花两枝,一只五色鹦鹉侧身栖于盛开的杏花枝头,画中鹦鹉,嘴厚眼圆颈粗、羽翼齐整、足脚有力,站立于花枝上,显得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图中花瓣先勾后染,白中透出稍许粉红;鹦鹉红色部分著色虽富丽,给人的感觉却是艳而不俗,色彩沉得住,显示出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
这幅绘画与南宋花鸟画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无凭仗夸张性的构图,或刻意制造画面的装饰性与动态来取胜,反而是不假造作,纯任天真,如实画出杏花、鹦鹉,生动自然,神采夺人。
《五色鹦鹉图》流传有绪,幅上的“天历之宝”玺表明它为元内府所有,明末归戴明说, 清初属宋犖,后入清乾隆、嘉庆皇帝内府,全卷为乾隆内府重裱。重裱时,徽宗的题诗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六著录。此后,赏赐恭亲王奕訢,辛亥革命后被其孙溥伟、溥儒等售予古董商,1925年为张允中在琉璃厂购得,他连题五跋,确认此系徽宗之作,考证其流传过程,并核对与《石渠宝笈》的记载无误。后为日本山本悌二郎购得,著录于其1931年刊印的《澄怀堂书画目录》中,二战后其后人售予波士顿美术馆。
【释文】五色鹦鹉。來自嶺表。養之禁籞。馴服可愛。飛鳴自適。往來于苑囿間。方中春。繁杏遍開。翔翥其上。雅詫容與。自有一種態度。縱目觀之。宛勝圖畫。因賦是詩焉。
天産乾臯此異禽。遐陬來貢九重深。
體全五色非凡質。惠吐多言更好音。
飛翥似憐毛羽貴。徘徊如飽稻梁心。
缃膺绀趾誠端雅。爲賦新篇步武吟。
禦制禦畫並書天下一人
赵佶《五色鹦鹉图》(局部)
附录一: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卷鉴赏 (朱绍良)
转自新华网
波士顿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卷,绢本,设色,款署:“无色鹦鹉,来自岭表……为赋新篇步武吟。御制御画并书,天下一人”。钤:“御书”朱文印。
鉴藏印:元文宗·内府:“天历之宝”。明·戴明说:“戴明说印”、“宫保司马之孙大司农章”白文印、“米芾画禅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用锡”朱文印。清·宋荦:“商丘宋荦审定真迹”朱文印。以及清宫收藏诸印。
依据展览方图录介绍,“此卷《五色鹦鹉图》无疑是徽宗花鸟画中最可信者之一。据卷上徽宗自序,知此画起因于徽宗在御花园内见一贡自岭表的异种鹦鹉,于风和日丽的春光中,飞鸣于御园杏枝间,其姿其态,煞是悦人眼目,遂御笔彩绘,又复作诗并序,观其题上”。展览方认为这是一幅宋徽宗可信的作品,也就是真迹。
在观看这幅徽宗作品时,写实水平极佳,用色非常和谐,绢素的材料质地一流,虽然时代久远依然华贵。首先,观察绘鹦鹉的水平,可以说达到逼真的程度,鹦鹉的深邃眼神仿若实物,羽毛层染立体感强烈,爪子站立在树枝上,重心、比例准确;其次,杏花开放各种姿态万千,层次清晰可见,树枝尚处于春天未发叶芽,偶见点点绿头,枝干犹如处于眼前,动感明显。笔者看到此时,被画中的一切所感染,仿佛置身于春天杏花开放的时节,树木与鹦鹉如在眼前。难道这就是道君皇帝亲笔吗?作为一个皇帝,真的有此神功吗?简直难以置信!
回京后查阅傅熹年老先生访美读画录,谈到徽宗《五色鹦鹉图》卷结论:绢本设色。《宣和睿赏》册佚出之物,中间断开拚接,故己不见折缝痕。是宋画院中人作,非赵佶笔。又有人疑为元人仿本,何据?
再读谢稚柳、徐邦达二老先生访美笔记:认为徽宗《五色鹦鹉图》卷结论:前隔水有戴明说藏印,徐:佳。
在前辈老先生们的读画记中,领略了他们渊博的学识,尤其是傅老先生治学严谨风采。既肯定为北宋院画,出自《宣和睿览册》,又质疑了某些认为元代绘画的观点。由于此幅作品有元文宗“天历之宝”藏印,元文宗的收藏书画都是由柯九思审定,某些认为是元代作品的观点,自然毫无道理。徐老先生认为有明代戴明说藏印,绘画质量为“佳”的观点。
经查阅《宣和睿览册》,发现这件《五色鹦鹉图》卷,原名为《杏花鹦鹉》一,通篇《宣和睿览册》只有此幅作品为鹦鹉作品。在查《中兴馆阁录·续录》,里面徽宗御画十四,没有鹦鹉题材作品。徽宗御题画三十一,里面《杏花鹦鹉》一,画上面的诗文与波士顿博物馆藏《五色鹦鹉图》卷完全一致。其中御题画中还有《芙蓉锦鸡》一即《芙蓉锦鸡图》北京故宫[微博]藏,《香梅山白头》一即《腊梅山禽图》台北故宫藏,都著录在《中兴馆阁录·续录》卷三里面。
因此,笔者没有接受展览方的图录结论,读画判断似乎正确,认为徽宗作为一个皇帝,能有如此高妙的绘画技法而不可思议,这样的绘画水平应与徐熙、黄荃之辈不相伯仲。宋代的文献记载,当然更接近徽宗时代,且为画院档案传承下来,应为可信。事实证明,读画的过程必须严谨,之后的文献支撑更要求真,因此,这幅《五色鹦鹉图》卷是一幅北宋画院的徽宗御题画。
附录二:宋徽宗《五色鹦鹉图》赏析(来源不详)
《五色鹦鹉图》流传有绪,幅上的“天历之宝”玺表明它为元内府所有,明末归戴明说, 清初属宋犖,后入清乾隆、嘉庆皇帝内府,全卷为乾隆内府重裱。重裱时,徽宗的题诗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六著录。此后,赏赐恭亲王奕訢,辛亥革命后被其孙溥伟、溥儒等售予古董商,1925年为张允中在琉璃厂购得,他连题五跋,确认此系徽宗之作,考证其流传过程,并核对与《石渠宝笈》的记载无误。后为日本山本悌二郎购得,著录于其1931年刊印的《澄怀堂书画目录》中,二战后其后人售予波士顿美术馆。
该卷属于为国祈祷鸿运而作,以工笔的形式完成,显得郑重而热烈、喜庆,充分表达了画家的虔敬心情。绘画的表现手法十分工致而清新见笔,杏花用白粉填色。本图虽未用“生漆点睛”,但鸟目层次丰富,栩栩如生。赵佶在绘画构思方面的要求是画中应有诗意,并富有情趣。在画幅右侧,有作者瘦金书题文和七律诗一首:
五色鹦鹉来自岭表。养之禁籞,驯服可爱。飞鸣自适,往来于园囿间。方中春繁杏遍开,翔翥其上,雅诧容与,自有一种态度。纵目观之,宛胜图画,因赋是诗焉。
天产乹臯比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
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夛言更好音。
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梁心。
缃膺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
幅上的落款只剩下“制”、“并”二字和残损的花押,根据《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后的款书规矩都作“御制御画并书”六字和花押“天下一人”,可以判定《五色鹦鹉图》卷破损的字为“御制御画并书”,押署“天下一人”,与《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一样,在“制”字处钤印“御书”(朱文)。
画中五色鹦鹉的双爪正攀在杏花枝上,鹦鹉与杏花是花鸟画中的固定搭配。杏花被道教视为“仙花”,常被用于道教吉语。仙人居住的地方有杏花,张籍《寻仙》:“溪头一径入青崖,处处仙居隔杏花。”杏花甚至还成为仙人的食物,《西京杂记》:“东海都尉于台,献杏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仙人所食。”“杏”在道家活动中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杏坛为道家修炼处或道观,白居易《寻王道士药堂因有题赠诗》:“行行觅路缘松峤,步步寻花到杏坛。”唐建业卜者《题紫微观》:“昨日朝天过紫微,醮坛风冷杏花稀。”
“五”在《易繋词》中曰:“天数五,地数五。”“五色”为青黄赤白黑,五色象征着五个方位,按照道教的阴阳五行说,祭祀五谷之神的社稷坛里应摆放五色土,亦为青黄赤白黑,象征天下。画家笔下的“五色鹦鹉”基本上与社稷坛里的五色大体相同,如头顶、眼后为黑色,颈部上方为白色,背部和翅、尾、腿部为青色,也许是为避免与黄绢同色,鸟腹毛色为橘黄色。以此“五色”向诸朝臣表明此系“天产”、“异禽”、“非凡质”,乃“诚瑞雅”也,正如《宣和画谱》所云:“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揫敛,则葩华秀茂……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不知是巧合,还是画家刻意所为,这只吉祥鹦鹉的毛色恰好与社稷坛供奉的五色土相近,它预示着国家社稷出现祥兆。
鹦鹉在古代被视作为是有智慧的鸟,如同徽宗所言,鹦鹉能“惠吐夛言”,系祥瑞之禽,徽宗称之为“瑞雅”。据幅上徽宗所题,画中的鹦鹉是来自遥远的“岭表”的供品,“岭表”即今广东、福建一带,唐代刘恂有《岭表录异》卷中说道:“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白者,俱未见之也。”可知岭表是盛产奇异鹦鹉的地方。大凡宋人见到此类祥物,总要记上一笔,如熙宁六七年间,一段姓商贾,养一鹦鹉,能诵李白宫词、心经,还能待客,一出狱的访客怜其被囚,将其放归,鹦鹉归林后,见有商旅之车,都要问及段二郎安否。
徽宗具有一定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抓住了鹦鹉登枝的独特方式(即前后各两只爪趾抓住树枝),但鹦鹉的嘴部画得还不够圆厚。北宋灭亡后,《五色鹦鹉图》卷在万幸中遇到不幸,在混战中被裹挟到了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幅上赵佶的瘦金书题字已经不完整了,细查破损处,完全是人为所致,究竟为何人所为?值得一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