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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1829-1884）
赵之谦《隶书遗物幼子八言联》洒金笺隶书 130×28.5cm×2 1865年 北京传是2013年秋拍
释文：遗物致耀至诚专密，幼子承诏考妣延年。
款识：集古句，《乾凿度》《仓颉篇》。同治己巳正月 赵之谦。
钤印：赵之谦印、汉后隋前有此人
鉴藏印：汉庐珍藏
出版：
1.《赵之谦年谱》P141，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
2.《赵之谦书画编年图目彩图版（上）》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齐渊 《赵之谦书画编年图目》上，第59页（彩页第5页），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传是十周年（2013年）秋季拍卖会中国书画专场
拍卖日期：2013-12-12
估价：RMB 800,000-1,200,000（元）
说明：作品为胡曼旧藏，胡曼（1869-1929），号汉庐，广东著名金石家、收藏家，海派书画收藏甚富。
赵之谦书此幅对联，摘录于中国非常古老的两篇名著，《乾凿度》，中国西汉末纬书《易纬》中的一篇。又称《易纬乾凿度》，简称《乾凿度》。《乾凿度》是纬书中保存完好、哲学思想较为丰富的作品。“乾”为天，“度”是路，《乾凿度》有开辟通向天上道路的意思。“遗物致耀至诚专密”出自《乾凿度》卷上“移物致耀，至诚专密”，汉郑康成注释：“移动也。天确尔至诚，故物得以自动，寂然皆专密，故物得以自专也”。《仓颉篇》，秦李斯著。原是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时又成为小篆书体的样板，亦有古隶书版流传。《仓颉篇》自宋朝始曾一度轶失，至清末民初考古才得重现。“幼子承诏考妣延年”出自《仓颉篇》，“幼子承昭""指秦二世胡亥继位（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考妣延年”，考字古文原义指父亲，妣字古文原义指母亲，“考妣延年”指孝顺父母使其长寿，两句均出自仓颉篇。（仓颉是中国古代传说人物，传说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发明者。被后人尊为中华文字始祖）。由于赵之谦博学多才，尤喜古文奇字，其在书写中，多有使用奇古偏生之字习好，本联共书写了三十四个字，其中用了数个生涩怪僻难懂字，以致今人揣摩费解。
赵之谦用笔轻隽，未尽平直。且参以刻印之法写之。印人之习往往如是，有风姿卓妍而别有意趣，且行书中参入篆隶之意。篆书自秦、汉以来，除唐人外，几于断绝。清之中叶始兴。大致分徽、浙两派。徽派以纡余为妍、浙派以卓荦为杰。而之谦能于纡余为妍中不乏卓荦为杰。自包世臣而后碑学日昌，能成名者三人，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三人。赵之谦得力于造像而能明辨刀笔不受其骗。且能解散北碑用之行书，天分之高盖无其匹。
附录：取 精 用 宏 卓 荦 为 杰
——读赵之谦隶书八言联，看其科场道路的跌宕
浙江美术传媒2014秋拍呈现赵之谦隶书八言联
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伪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清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金石学的兴起，引起碑学书派的迅速发展。新的取法对象，引发出的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大大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受其影响，碑派书法家群而崛起。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一反宋代以后书法江河日下的颓势。碑学理论的兴起和确立，使书家在各个领域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实践，因此，各种书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赵之谦就是这一中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赵之谦是清代杰出的书画篆刻家，他的篆刻取法秦汉金石文字，取精用宏，形成自己的风格，人称“赵派”。赵之谦用笔轻隽，未尽平直，且参以刻印之法写之，有风姿卓妍而别有意趣，且行书中参入篆隶之意。赵之谦得力于造像而能明辨刀笔不受其骗，且能解散北碑用之行书，天分之高盖无其匹，他的篆隶有他独特的光芒。他的天分独厚，而又够加以发扬光大，所以产生出极富现代气息的作品。其篆隶作品用其锐利的笔锋所表现出来的美妙感觉，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篆隶则是其学习正书的基石。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隶书亦已卓然成家为旷古奇才。从他的行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传统行草书的刚毅不屈和雄浑奇崛。行草比较容易引起情绪的激动，但赵之谦却能将篆、隶、楷等书体的凝重融于这种飘逸洒脱的行草书之中，以北碑写行书，尤为特长，其中仍可窥见赵氏本人内在的情愫、精神。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 如果说同时代的书法大师何绍基的作品是他的线条产生生疏的颤抖，而使书法变得天趣盎然，那么赵之谦作品的圆熟老练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同样把书法锻造成鬼斧神工。同是取法颜书魏体，何绍基终形成“魏三颜七”，扬名天下；而赵之谦则正相反绩显于“魏七颜三”，也就是“颜底魏面”，同样成为当代的佼佼者。
也许是晚清商业经济已成大势所趋，书画审美趣味也不得不在潜移默化中大受影响，在赵之谦的书画作品中，流丽精巧圆润轻曼是基本格调，印章方面虽未必有如此明显的痕迹，但他之秀丽远过黄牧甫诸人也是毫无疑问的。不但基本风格如此，在取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中也无不显示出他的取巧格调：这是一种聪敏绝顶、善于变化的格调。赵之谦是个很矛盾的典型。一方面，他身处清代北碑风的笼罩下，古朴质实的金石考据习气对他仍有相当大的作用，他作书取北碑风尚即是证明。对于帖学，他仍然持不屑态度而与整个碑学时代相协调。但另一方面，他的趣味已偏离真正的北碑甚远，拙朴雄强近于木讷、豪迈奔放近于粗野的山林之气，在他笔下变为更温润灵巧的格局，而显示出向帖学靠拢的某些迹象。也许不妨说：他的书风是碑学其表、帖学其里的一种特定模式，碑学其表是存身于清代这样一个书法环境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帖学其里则暗中透示出时代审美风尚的某些微妙导向，赵之谦并不古板或固执，他对这种审美导向是抱欢迎态度并力促其成的。与传统的北碑大家相比，他无疑少点古拙之气而凭添流媚之趣，但他的圆熟与灵巧显然又是对碑学末流的生硬和做作的有力改造，这在赵之谦诸多传世书法作品中都有明显体现。站在清代书法史的立场上去评价赵之谦，他无疑是历代书法帖学的集大成者，清代以来兴起的碑帖学的卓越继承者，也是博采众长取精用宏开宗立派的大腕。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幅赵之谦隶书八言联作品“遗物致耀至诚专密，幼子承诏考妣延年”，著录于荣宝斋2003年出版的《赵之谦年谱》（此书为研究赵之谦作品的权威著作），其中明确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三十七岁正月隶书八言联：“遗物致耀至诚专密，幼子承诏考妣延年”。款曰：“集古句：《乾凿度》、《仓颉篇》。同治乙丑正月，赵之谦。”这幅作品原照被刊登在与《赵之谦年谱》配套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赵之谦书画编年图目》里，直接印证了该作品的真实性、可靠性。据不完全统计，在《赵之谦年谱》里有明确记载的书画作品中，绝大部分都被各博物馆及文物机构收藏，只有极个别散落民间，为民间收藏家所藏。而这幅作品的出现，无疑就更突显其非凡的收藏价值和弥足珍贵的真品地位。这幅作品创作的年代正是其艺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阶段，也正是其行、草、隶、篆无一不精，北魏笔法写行书达到出神入化的阶段，实为赵之谦书法巅峰期的作品。细看十六个大字，用笔以侧锋横刷为长，左撇笔重按上卷，燕尾处实捺轻挑，看似平平，但功底深厚，韵趣蕴藉。下笔极尽认真工整，毫无懈怠随意之笔，笔触纯净极备法度，气象开张血脉畅通，神采粲然，堪称是挥洒自如、方峻遒劲。一反馆阁体“排字如算子，令人不得疏密，必律字无破体”的弊病，追求古人“一字上下左右笔划不均平，有增减，有疏密”的书写法度。使得此幅作品用笔浑厚遒润，顿挫有致，增减疏密，力透纸背。
赵之谦书写的这幅对联，摘录于中国非常古老的两篇名著，《乾凿度》，中国西汉末纬书《易纬》中的一篇。又称《易纬乾凿度》，简称《乾凿度》。《乾凿度》是纬书中保存完好、哲学思想较为丰富的作品。“乾”为天，“度”是路，《乾凿度》有开辟通向天上道路的意思。“遗物致耀至诚专密”出自《乾凿度》卷上“移物致耀，至诚专密”，汉郑康成注释：“移动也。天确尔至诚，故物得以自动，寂然皆专密，故物得以自专也”。《仓颉篇》，秦李斯著。原是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时又成为小篆书体的样板，亦有古隶书版流传。《仓颉篇》自宋朝始曾一度轶失，至清末民初考古才得重现。“幼子承诏考妣延年”出自《仓颉篇》，“幼子承昭指秦二世胡亥继位（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考妣延年”，考字古文原义指父亲，妣字古文原义指母亲，“考妣延年”指孝顺父母使其长寿，两句均出自仓颉篇。（仓颉是中国古代传说人物，传说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发明者。被后人尊为中华文字始祖）。由于赵之谦博学多才，尤喜古文奇字，其在书写中，多有使用奇古偏生之字习好，本联共书写了三十四个字，其中用了数个生涩怪僻难懂字，以致令人揣摩费解。正因如此，也使赵之谦一生三次入都，四次参加礼部试，皆名落孙山。就在赵之谦书写完成这幅《集古句. 乾凿度. 仓颉篇》的得意之作仅两个月，也就是同治四年三月，赵之谦在京参加了乙丑（1865）年的会试再用“乾凿度”，遭主试官以 “经艺贪用纬书子史，致主司有不识之字三十余”（摘自《赵之谦年谱》142页） 而不第。赵之谦在同年五月致胡培系（子继）长函云：“弟今年会试，以后场用乾凿度被斥”。以后又参加了1868年礼部试，结果亦相同；同治十年（1871），已经被荐于入取之列的赵之谦朱卷，因有的考官认为后场考卷用的奇字、古字较多，主张再作研究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位高权重的谭廷襄一听浙江卷中有奇字，立刻独排众议：“浙江卷用奇字，非赵之谦而谁？弃之可也，奚研究为！”。在科举路途上，赵之谦因鄙视八股文，好引用古文和奇字，受到某些考官的抑制，致功名不偶，抑郁潦倒。由于清代历来担任会试主考或参与阅卷者中多有清朝宗室，个别人不明经义愚昧无知，也有部分考官位高权重，学问却未必淹通，而为数众多的落第举子们由于多年苦读未受识拔而心怀怨望，并归因于考官治学不精、不识人才，所以一旦有文才出众者因考官之疏误而落榜，在同情之余，往往会将他们作为受难的英雄式人物来加以推扬，甚至奉为清流。赵之谦便由此声望大著，受到不少高门权贵的看重。赵之谦在会试中‘贪用纬书子史”的行为，本身是值得推敲的。纬学起源甚早，是与“经学”相分立的另一个思想体系，曾在两汉思想文化领城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世纬书屈指可数，且多为从其他书籍中择抄而成，断简零篇，古奥难解。在清代经学大兴的背景下经学家对于纬学一股抱持比较疏离的态度，而纬书往往语辞晦涩隐秘，又由于掺和方士术数之技而渐至流于荒诞之弊，多为当时学者所不取，更不用说主持朝廷择才的考官了。赵之谦对这些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但在考卷中仍然引用纬书奇字这事实上是他争强好胜的个性与炫技矜奇的心态的不自觉流露，当然更多的是他对官场的不学无术、忌才妒能的一种鞭挞。如果联系到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政治背景，联系到当时朝廷对于国中士子风习持有鲜明的褒贬取向，赵之谦科考道路的失败，应是清代政治制度下的必然结果。此幅对联应时而生，除反映了赵之谦的博学多才多艺及他的精神生活层面的坚守，也成了赵之谦究其一生竭力入仕无途的真实原因写照，也为后人研究赵之谦的辉煌人生及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对联除了集句、用字高古冷僻和书写细致认真外，其创作的背景也值得深入一探。同治乙丑正月，为同治四年(1865年)，在这一期间，从赵之谦与友人往来的书信札记及赠送书画中，多见涉及其杭州友人韩叔度之子韩佛生，自同治元年赵之谦在福州邂逅韩佛生起数年间曾多次写信规劝韩佛生，恐其养成不良习惯影响前途，而其积习难改，致科考中遭到罢黜，以至后酗酒消沉。站在朋友、长执位置的赵之谦不免为他焦虑，不忍他沉沦下去，想了很多办法勉励、规戒，包括送警句、书信、书画，其中赵之谦曾画《醉魁星》送韩佛生并题:“佛生吃酒当正经，一醉面红再醉香，今日醉完明日醉，将来须碰醉魁星”。本幅对联集古句“遗物致耀至诚专密，幼子承诏考妣延年”其意也正是规诚教诲如何做人的根本道理，赵之谦在这时间选此内容成联绝非偶然，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本幅对联使用的纸为清咸同间生产的名贵撒金蜡笺纸，纸表平滑有腊光泽，质地匀称，皮相撒有金箔以呈现纸张的华贵，为赵之谦稀用之纸，可见赵之谦对这幅作品的重视。加之作品保存基本完好，纸表呈年久包浆，墨、印泥均符到代特征，且为清末民初广东著名金石家、收藏家胡曼（号汉庐）旧藏，流传有序，当属赵之谦存世难得之书法稀世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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