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与张瑞图的文化价值及当代意义
作者： 黄鸿琼 转自http://blog.163.com/sdfcwhy@126/blog/static/1348480622010328414655/

[内容摘要]：如果说李贽的文艺理论思想“童心说”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瑞图的书法创作，那么张瑞图的书法创作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李贽文艺思想相呼相应，构成了明末一股个性张扬、狂狷恣意、以拙为美的新思潮，并对之后的文艺创作思潮产生极大的影响，清代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里就曾说：“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张瑞图的这种“力矫积习，独标气骨”之风对之后的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郑板桥等一大批革新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形成一股思潮为清代崇尚丑拙书风及清代碑学的兴盛作了辅垫。李贽与张瑞图的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传统之外另僻溪径，更重要的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并影响至当代。
关键词：李贽、张瑞图、童心说、力矫积习、独标气骨、不朽

　　一

　　明初，朱元璋为了表示其帝王的正统地位，提出“一洗胡元之旧”的政策，思想上以儒学为宗，文网严酷，提倡文艺是为儒学、统治者服务的。甚至在明成祖时期编纂的《性理大全会通》里的《字学》一节里专门集录了宋儒朱熹、程颢、张载之的论书语录，从朱程理学的角度来观照、约束书法的审美。虽然他们也强调“法度”，主张“感悟”，但是，由于明初朱程理学的书法观是重视实用而非注重书法的艺术功能，提倡“字字存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并认为“夫字者，所以传经、载道、述史、记事、治百官、察万民、贯通三才，其为用大矣。缩之以简便，华之以姿媚，偏旁点画，浸浸失真，弗省弗顾，惟以悦目为姝，何其小用之哉？” ⑴把书法的法度与儒家的人品结合起来衡量书法的审美标准。把书法的实用性视为“大用”，艺术性视为“小用”。并对书法作了相应的规定，如：“乌、光、方”——墨色黑，光洁，造型方。千字一面，文人科举考试时要求写实用的规范的字体，在这种观念的桎梏下，艺术灵性被扼杀了，于是馆阁体产生了。这种馆阁体便是朱程理学的道学气、实用观和雅正平和审美观的产物。

　　明代中晚期文艺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说：“从经济领域说，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及市民阶层的崛起；从思想文化领域说，是泰州学派的兴起及禅宗的流行，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传统的道德、理想、观念都在遭受着巨大冲击。美学思想领域也不例外。个性解放的思潮，就是明代美学的时代精神和特点。”先是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到泰州学派的兴起、李贽“童心说”的崛起以及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变古创新、独抒性灵，冲破一切陈规旧习，体现清新明快的艺术风格）的张扬, 鼓舞士人冲破儒学的道德规范的束缚，。在这股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变革思潮的冲击下书法受到了强烈的影响。

　　张瑞图书法就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出现的具有独特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张瑞图书法出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钟、王之外另僻溪径”（清秦祖咏《桐阴论画》），更重要的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

　　李贽与张瑞图都是明代、福建晋江人。张瑞图比李贽小四十三岁。李贽的文艺创新思想和张瑞图的书法艺术创新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李贽的“童心说”和张瑞图的书法艺术引导了书坛对旧习的反判和追求个性解放与大胆创新。这种追求狂放不羁、个性张扬的精神对明末清初的书法审美乃至文艺思潮产生巨大的影响，于是出现了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扬州八怪”等一大批革新家。形成一股追求个性张扬、狂放恣肆的文艺新思潮。李贽与张瑞图的创新精神与艺术追求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而且对于之后的清代“丑拙”书风的倡导和碑学的兴起起到“导火线”的意义。

　　 二

　　李贽（1527——1602年），初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宏父居士、思斋居士。回族，“世晋江人”。⑵晚年寓居湖北麻城龙潭湖，因号“龙湖叟”，又因居住麻城维摩庵剃发而号“秃翁”。是明代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是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李贽是一位敢于抨击时弊，反叛传统，拥有独立人格魅力，勇于另僻溪径、标新立异的人物。沈瓒《近事丛残》卷一称李贽“生平博学，深于内典，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赞扬李贽“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肌见骨，迥绝理路，出语刀剑上事。”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理论核心，极力扼杀“人欲”及人的个性与自由。在这股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李贽敢于抗争，反对理学对人的约束，甚至敢于大胆地批评孔子和儒学，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⑶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在文艺思想方面李贽反对道学、反对虚伪，提出了的“童心说” 、“以自然为美”。李贽 “童心说” 的文艺思想是时代潮流使然，是文艺发展规律使然，但因为与道统观念相悖，因此被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受到猛烈冲击，最终被逼死于狱中。

　　李贽的《童心说》是万历十四年（1585年）写成的。⑷当时张瑞图十五岁。李贽“童心说”、“以自然为美”的文艺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很大。

　　“童心说”是渊源于王阳明的摆脱理学束缚的“心学”。童心即真心、率性、自然而然无造作，即以自然为美。李贽《童心说》云：“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又云：“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又云：“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最后他斥责“《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⑸这种追求真实、自然，反对虚伪，反对墨守成规的传统，对明代“馆阁体”是一种冲击。“童心说”这种文艺观也为书家个性张扬、自由创作、书写本性发出了强音。

　　李贽还是个书法家，上海博物馆藏有其书《与梅国桢书札》墨迹；1942年上海扫山房刊行《草书大字典》收李贽草书946字。另留有书迹40处左右。⑹其弟子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写到：李贽“亦喜作书……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中道之兄袁宗道亦作诗赞李贽：“诗既奇崛字遒绝，石走岩皴格力苍。”在明初统治者重道轻艺，书法艺术被视为“小用”而李贽则不以为然，于《焚书》卷五《逸少经济》篇里写到：“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

　　 三

　　张瑞图（1570——1641年）字无画，别字二水，⑺号长公、果亭山人、白毫庵主人等。晋江青阳下行村人。家贫，世代务农。33岁中举人，38岁登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试卷中以“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公开议论“孔圣人”大有李贽的“狂悖”风采。张瑞图才华横溢，以一介布衣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于明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官至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等职。虽一向不介入党争，但因曾替“阉党”魏忠贤生祠写过坊额碑文而以“交结近侍又次等”之罪名，蒙冤被列入“逆案” 。《明史》把他列入“阉党”。张瑞图死后第七年，也即南明隆武二年（1648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建建立政权时，曾为他平反昭雪，赐谥“文隐”，并予重新祭葬。当时的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林欲楫为其撰写数千言的墓铭，并列举十数件张瑞图与魏忠贤曲折斗争的大事为其翻案。林欲楫感慨“夫洁身以全名者，曲士之所易；濡迹以救世者，圣贤之所难也。”张瑞图“逆案”虽被平反，但时逢干戈乱世，未能引起世人注意，致使至今人们大都还不明真相，仍呼其为 “阉党”。实为千古奇冤。⑻

　　张瑞图善山水，尤工书法，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为“明四家”。有“南张北董”之称。张瑞图于《果亭墨翰》卷一小楷“书评诗评”中写道：“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体现了他的重学养、弃旧学的创新精神。就其作品，特别是其行、草书，更是从外观到内涵处处可见突破前人窠臼之气象。清代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说张瑞图书法“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之一变。”《评书帖》云：“张瑞图书得执笔法，用力劲键，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⑼在结构上，张瑞图行草结体茂密紧峭。横向笔画较伸展，字形大多上大下小、左高右低，形成特殊、险怪的势，以气驭笔、偶发性多。一反传统之结构形式，但和谐美观。章法上常以大幅式居多，作品气势贯通但中轴线常摇摆，给人以流畅飞动，大气磅礴，奇崛意外的视觉效果。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在李贽“童心说” 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张瑞图“丑拙”书风的出现不只是对于当时特定时期的软媚、甜熟的书风的反叛，是力求朴拙刚劲之中求美，是貌似丑拙中寓真美，同时也是对传统帖学、对二王书风的否定。是对腐朽的书法领域的软媚、巧饰书法弊病的矫正。“美”与“丑”本是一对相对对立的美学范畴，“丑”的书法美学范畴早已有之，如宋欧阳修《集古录》中跋王献之帖云：“逸笔余兴，淋漓浑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但“丑”学在中国古代未被重视。而张瑞图的自然率真的“丑拙” 书风的出观标志着中国书法美学史上书风的一大转型。(虽与他同时代的前辈徐渭已有此举,但张瑞图高居官位影响面大。)“丑拙”就是自然、率真的天性的流露，这种崇天性的追求与李贽“童心说” 的文艺思想形成了呼应。童心说的主题即真心、自然，就是把自己的天性表现出来，不巧饰。反对理学束缚，反对“馆阁体”,主张个人真实性灵的表露，主张个性张扬。这种个性张扬、狂狷恣意、以拙为美的新思潮对当时乃至后代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如果说李贽的文艺理论思想“童心说”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瑞图的书法创作，那么张瑞图的书法创作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李贽文艺思想相呼相应，构成了明末一股个性张扬、狂狷恣意、以拙为美的新思潮，并对之后的文艺创作思潮产生极大的影响。清代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里就曾说：“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张瑞图这种“力矫积习，独标气骨”之风对之后的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郑板桥等一大批革新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形成一股思潮为清代崇尚丑拙书风及清代碑学的兴盛作了辅垫。李贽与张瑞图的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传统之外另僻溪径，更重要的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并影响至当代。

　　四

　　李贽与张瑞图是成功的，他们是传统之外另僻溪径的典范，是“力矫积习，独标气骨”的大师。他们的成功留给我们许多启发。

　　李贽，人们都把他认为是反传统的标兵，是反儒反孔的法家，岂知在“反”之前他对传统的深厚积淀、对儒对孔的深刻理解，对昏暗、腐朽的封建统治的了解、对民情的深入体会,并接触新思想产生新理想，对传统是有扬有弃的。这从他的仕途之道可见：李贽26岁中举人，30岁于河南任辉县教谕，34岁升南京国子监官，40岁补上了礼部司务，44岁任部员外郎。51岁任云南省的姚安知府，54岁辞官隐逸，致力学术。李贽一生深入社会、了解民情、躬行儒家德治，清正廉明。发扬了儒家思想里的优点，撇弃了其缺点。40岁接触了王阳明新思想并结认了当时的大学者李逢阳、徐用检，大思想家焦弱侯、耿定理、何心隐，李贽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

　　张瑞图的书法创新前无古人，于“钟、王之外另僻溪径”，主张“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从其作品看不出前人书迹之渊源。但从他的“书评诗评”中我们了解到他有“旧学”只是欲撇弃重创之。再者他强调“从不学处求之”的主张与苏轼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的提法是异曲同工的。

　　由此可见，大凡创新之成功，必将以最大的功力打进传统, 以最大的胆识走出传统。创新应该是扬弃,而此间学养相当重要。另僻溪径并能引发后来者形成潮流则必须与时代审美思潮的变迁同步。当代书坛亦热衷于创新，亦好展现个性，这是好事。但若无传统为根基，则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嫌。终将被历史抛弃。这些是李贽与张瑞图的成功给予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⑴钟人杰辑《性理会通·字学》摘自《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 第233页、235页。
⑵李贽族弟李奇材《故处士章田李公暨配丁氏、媵张氏合葬墓志铬》。再则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皆载李贽为晋江人。
⑶《李贽文集》《焚书》卷一
⑷林海权《李贽〈童心说〉的写作年代考》摘自《泉州市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2页
⑸李贽《童心说》摘自《晋江文化丛书》第二辑《晋江历代文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21——123页
⑹裴光辉《李贽的书法》摘自《书法论文集》泉州市书法家协会编 1994年12月第183——185页
⑺《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摘自《晋江文化丛书》第二辑《晋江碑刻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98页
⑻详情请查阅《晋江文化丛书》第三辑《晋江史话》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52——259页
⑼梁巘《评书帖》摘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8年4月版 第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