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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迹


    平安时代中期,是指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采用菅原道真的建议,停派遣唐使开始,至应德三年(1086)白河上皇施行院政的时期为止的大约二百年时间。这是日本国风文化兴隆的时代。国风文化的繁荣,其实早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时代就已经初见端倪。
     嵯峨天皇所制定的弘仁格式,是在适应和符合日本国情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律今制不完备处而成的新法规。新法规出台后,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和、醍醐天皇时代。从此,对中国的典章制度由原来一味的模仿,遂渐改变到适合日本本国国情的需要上来了。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一方面是航海危险,当时的贵族子弟不愿作出无畏的牺牲,另一方面,派遣唐使使得日本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唐朝因“安史之乱”(755—763)而造成的国势衰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延喜七年(907)唐的灭亡,大大地加速了日本全盘国风化的进程。日本经过长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文学、绘画、雕
塑、建筑等几乎所有领域均呈现出和风化的倾向。书道领域,在继承晋唐及三笔书道的同时,开始萌生了日本独特的书道艺术。平安时代中期,日本本土书道艺术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日本“三迹”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和样”书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作为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书坛的宠儿,被尊为日本“三迹”,倍受世人青睐。追溯名称之由来,《世事要略》称空海、菅原道真和小野道风为“三圣”;尊圆亲王(1298—1356)所著的《入木杪》一书中将野迹、佐
迹、权迹合称为“三贤”(野迹,即指小野道风的笔迹;佐迹,为藤原佐理的笔迹;权迹,指权大纳言藤原行成的笔迹)。室町时代著名公卿三条西实隆(1455—1537)在其日记《实隆公记》中曾多次提到“三迹”的名称,可见,此时已经为人们所公认。
    江户时代的贝原益轩(1630—1714)编辑的《和汉名薮》序言中列举了三迹的名字:道风,醍醐朱雀村上帝时人;佐理,圆融院时人;行成,大纳言世尊寺一条院时人。槇岛昭武编著的《和汉音释书言字考节用集》的自序里边,也清楚地写道:本朝三迹,道风、行成、佐理。由此可以看出在江户时代“三迹”的名称已广泛流传了。
    三迹指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
    小野道风(894~966)是最早推进和样化的书家。作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风土代》(御物),是928年他35岁时为在宫廷屏风写大江朝纲的诗而作的草稿,其书风是在王羲之风格的书体上增加圆味。他还留有《三体白氏诗卷》(正木家)、《玉泉帖》(御物)。
    藤原佐理(944~998)继道风之后开创独自境地。代表遗作《离洛帖》,是他47岁时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战赴九州途中寄发春宫权太夫藤原诚信。书风相对道风之圆滑而呈现明显的锐角,具有个性。他25岁时的书迹《诗怀纸》也很知名。
    藤原行成(972~1027)被誉为当时最有成就的书家。他的确切笔迹已知有:47岁时的《白氏诗卷》(东京国立博物馆)和约49岁时的信。书风平稳圆润,格调很高。道风的书法虽有意识改变王羲之书风,但失之生硬;佐理的书法虽追求个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书法有成熟的和风感,运笔的轨迹平稳曲折,合乎观者的心情。三迹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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