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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十讲》
白蕉著
第八讲 书 体
我在第一讲的书法约言中,已约略谈到了我国的书法史――书体的变迁。(点击参考第一讲)又因为站在实用的立场上,和初学书法的基本而言,所以历次所讲的,都是正楷,也兼带行书。本人对于篆、隶二种书法的观念,认为纯属美术,不是一般的应用。即论它的应用范围,也极为狭隘,几乎全在装饰方面,譬如题签、引首、篆刻、题额等等,平时一般人是用不到的。梁·庾肩吾倣班固《古今人表》作《书品论》,集工草、隶(今正楷)者一百二十八人品为九例。以“草正疏通,专行于世”,故于诸体不复兼论。他对于篆、隶二体说:“信无味之奇珍,非趋时之急务。”本人的态度也正是如此。自然,诸位如果有更多的空暇和浓厚的兴趣,欲求旁通复贯,当然去研究。如果因为要表示做一个书家,必须精通四体,好像摆百货摊,要样样货色拿得出,那么,我奉劝诸位正不必贪多。一个人成为书家,能精正、行二体已是了不得,若是贪多,便易患俗语所说的“猪头肉块块不精”的毛病了。诸位看古今社会上所讲的“精工四体”者,究竟有那一体有他的独到之处?《书谱》云:“元常专工于隶书(即今日之楷正),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见有一专长,已是很不容易了。右军书圣,流传下来的也仅见真、行、草呢。说到这里,本人更有一种偏见,从来写篆、隶字的,不论对联、屏、轴等等,年月及上下款,也都是写正、行的。写篆、隶的书家,因为他的正、行功夫总比较欠缺,加上篆、隶二体与正、行的用笔、结体不同,在一张纸面上看起来,就大有不调和之感。现实社会上的风雅者,求人书篆联、草联,还要请加跋,用正、行译写联中句子,为书家者也漫应之,颇为有趣。
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书学上对于学书,向来有二个不同的主张,像学诗、古文辞一样。一是主张顺下,便是依照书体的变迁入手,先学篆而隶而分而正;一是主张先学正楷,由此再上溯分、隶、篆。二者之外,也有圆通先生发表折衷的见解说:学正楷从隶书入手。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好呢?我的看法是:学诗、古文辞,顺流而下的主张是不错的、科学的;但书学方面的三种主张,似乎都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实际上却都是无须的。因为这几种书体,除了历史关系之外,在用笔和结体上就很不相同。学书既因实用,而以楷正为主,何必一定要大兜圈子呢?至于最后一种说法,如果学者欲求摆脱干录、经生、馆阁一般的俗气,以及唐人过分整齐划一而来的流弊,进求气息的高洁雅驯,那么,隶、楷的消息较近,这种说法还具有二、三分理由。清代有一个好古的学者,平时作书写信,概用篆书,以为作现在的楷正是不恭敬。(其书札见昭代名人册牍)写给小辈或僕辈的乃用隶书,真可谓是食古不化。孙过庭云:“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赵瓯北讥当时一辈,力事复古的文学者说:文字的起源是象形八卦。“然则千古文章,一画足矣。”真可谓快人快语。
本人为一般的旨趣,实用为尚。因此,本讲虽标题书体,而所讲的仅限于真、行、草三种。孙过庭云:“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行、草的关系,原为密切,草书虽非初学的急务,但就因为关系的密切来讲,不能不连带同讲。
(一)真书
真书,便是正楷书。今人言小楷书,便是昔人所言小真书。真、正二字,异名同实,原是通用的。初学正楷书,宜从大字入手。若从小楷入手,将来写字,便恐不能大。昔人言小字可令展为方丈,这是说要写得宽绰,原因是一般学者的通病,为拘歛而不开展。其实大小字的用笔、气势、结构是不同的,我们看看市上所流行的黄庭经放大本,对比一下便可明白,小字是不能放大的。
初学根基,为何先务正楷?为何正楷不容易学?古人颇有论列。
张怀瓘云:“夫学草行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习真书,而罕能至,其最难也。”
张敬玄云:“初学书,先学真书,此不失节也。若不先学真书,便学纵体为宗主,后却学正体,难成矣。”
欧阳修云:“善为书者,以正楷为难,而正楷又以小字为难。”
蔡君谟云:“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
苏东坡云:“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又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又曰:“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能莊语而辄放言,无足道也。”
宋高宗云:“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创,俨立廊庙。草则腾姣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所以锺、王辈皆以此荣名,不可不务也。”又云:“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至于字亦可正读,不渝本体,盖隶之余风。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
曹勋云:“学书之法,先须楷法严正。”
黄希先云:“学书先务正楷,端正匀停,而后破体。”
欲工行、草,先工正楷,自是不易之道。因为行、草用笔,源出于楷正。唐代以草书得名的张旭,他的正书《郎官石柱记》,精深拔俗,正是一个好例。学真书,本人主张由隋唐人入手,其理由已在第一讲谈过。但唐人学书,过于论法度,其弊易流于俗。而初学书,又不能不从规矩入。那末,于得失之处,学者不可不知。兹节録姜白石论书:“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録字书》是其证也。矧歐、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復魏、晋飘逸之气。”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锺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
“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東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划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
姜白石这些话,并不是高论,而是学真书的最高境界。眼高手低的清代包慎伯,他是舌灿莲花的书评家。所论有极精妙处,也颇有玄谈。他论十三行章法:“似祖携小孙行长巷中”甚为妙喻。元代赵松雪的书法,功力极深,不愧为一代名家,其影响直到明代末年。推崇他的人,说他突过唐、宋,直接晋人。但他的最大短处,是过于平顺而熟而俗,绝无俊逸之气。又如明代人的小楷,不能说它不精,可是没有逸韵。
我国的书法,衰于赵、董,坏于馆阁。查考它的病原,总是囿于一个“法”字,所以,结果是忸怩局促,无地自容。右军云:“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点划耳。”学者由规矩入手,必须留意体势和气息,此等议论,不可不加注意。学者的先务真书,我常将此比作作诗作文。有才气的,在先必务为恣肆,但恣肆的结果,总是犯规越矩。故又必须能入规矩法度。既经规矩和法度的陶铸,而后来的恣肆,学力已到,方是真才。同样,画家作没骨花卉,必须由双钩出身,然后落笔,胸有成竹,其轮廓部位超乎象外,得其神采,得其圜中。孙过庭云:“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学成规矩,老不如少,初学于正楷没有功夫,便是根基没有打好。
(二)行书
行书不正不草,介乎于真、草之间。是变真、以便于挥运的一种书体。魏初有锺、胡两家为行书法,俱学于刘徳昇,而锺氏稍异。锺是锺(繇)元常,胡是胡昭,胡书不传,但有胡肥锺瘦之说。今所传锺书,传为王羲之所临。前人有把它再拆为几种的,如:“行楷”、“行草”、“藳行”之类。行楷是指行书偏多于楷正的意思,如王右军的《兰亭序》,大令的《保母志》,以及《圣教序》、《与福寺碑》等等。(其它集王都比较差)。行草是指行书偏多于草法的意思,如阁帖及大观帖中的《廿二日帖》、《四月廿三日帖》及《追寻伤悼帖》等等。整部帖中,要分别清楚哪一部是行草,哪一部是行楷,有时就比较困难。比如上述例举的行楷和行草帖中,其中说是行楷的,却有几个字或一、二行是行草;说是行草的,倒有几个字至一、二行是行楷的。还请学者在分别时注意。所谓“藳行”,是指藳氏的一种行书,如颜鲁公的《争座位》、《三表》、《祭姪稿》等等,但三种都统称为行书。
行书作者,自须首推王右军、谢安石,大令为次。作品除前列举者外,表章尺牍都见于诸阁帖中。实在说来,晋朝一代作者都是极好的。王氏门中,如操之、焕之、凝之,其他如王珣、王珉都不凡。晋以来,宋、齐、梁、陈、隋各朝,气息也很好。直到唐朝,便感到与前不同了。唐人行书,唐太宗要算特出的书家了。其余一般来讲,都很精熟,但缺乏逸韵,这当然也是受到尚法的影响。但是比起楷正来,已比较能脱离拘束。颜鲁公的尺牍如:《蔡明远》、《马病》、《鹿脯》诸帖,比较他的正楷有味得多。柳诚悬也是如此。其他如欧阳询、李北海所写的帖,都是妙迹。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秀丽非凡。褚河南的《枯树赋》,为有名的剧迹。然此二帖,大有米颠作伪可能。写尺牍与其它闲文及写稿,不像写碑板那样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因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机流露,恰到好处。行书要稳秀清洁,风神潇散,决不可草率。宋、元、明人尺牍少可观者,原因有几种:一是作行书过于草率从事;二是务为侧媚,赵子昂、文徵明、祝枝山、董思白等为甚;三是不讲行间章法。到清代人,尤无足观。
行书的极则,不消说是晋人。阁帖中所保存、流传者亦不少。古人没有专门论行书的文字,所见到的,都附带于论真、草二体中。
(三)草书:
草书分长草和今草两种。章草源出于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草创之义,所以称草。用笔实兼篆、隶意思。《晋书·卫瓘传》中说:“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可见这一种草书的产生,是先于楷行、今草。今草一方面为章草之捷;一方面又由楷行酝酿而来,因此用笔与章草有所不同。现在社会上一般讲的草书,就是指后一种的今草。
右军有草圣之名,他的草书剧迹,当推十七帖。但晋贤草书可以说都很好。学草书不入晋人之室,不可谓之能。学草书的初步,先务研究、辨别其偏旁。世俗所传的《草诀歌》、《千字文》、《草字彚》,都是为学草的帮助。草书的点划,其多少、长短、屈折,略有出入,便变成另一个字,所以有俗谚:“草字脱了脚,仙人猜勿着。”于右任等选订的《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苦心孤诣,用科学方法来整理、综汇古今法帖,名贤手泽,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以建立草书之标准。昔人所谓妙理,至此,可于此书平易得之,裨补学者非浅。
草书的流行范围,在当时也只限于士大夫阶级,并不普遍。直到现在,草书和篆、隶一样,纯属一种非应用的书体。讲到它的写法,孙过庭曾云:“真以点划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划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伯英不真,而点划狼籍;元常不草,使转纵横。”又云:“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便。”这几句话说得极精。包慎伯的诠释:“蓋点划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则谓之无使转;使转力求姿态,易入偏软,偏软则谓之无点划。其致则殊途同归,其词则互文见意,不必泥别真草也。”也说得很明白。姜白石云:“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孙、姜两人以真明草,以草明真的说法,都极为精要。本来写草字的难,就难在不失法度。一方面要讲笔势飞动;一方面仍须像作真书那样的谨严。黄山谷云:“草法欲左规右矩。”宋高宗云:“草书之法,昔人用以趋急速而务简易,删难省繁,损複为单,诚非仓史之蹟。但习书之余,以精神之运,识思超妙,使点划不失真为尚。”草书精熟之后才能够快,但是这个快字,在时间方面如此说,若在运笔方面讲,正须“能速不速”方才到家。什么叫能速不速呢?便是古人的所谓“留”,和所谓的“涩”,作草用笔,能留得住才好。后汉蔡琰述石室神授笔势云:“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诸位应悟得作草书的要点正在于此。
学楷正由隋、唐入手,但草书决不可由唐人的“狂草”入手。唐人的狂草不足为训,正如隶书的不可为训一样。诸位或许要问,为什么唐人的狂草不足学呢?妇孺皆知,鼎鼎大名的张旭、怀素,不正是唐人草书大家么?我说正是指这一类草字不足取法。世俗所称的“连绵草”和“狂草”,这二位便是代表作家。黄伯思说:“草之狂怪,乃书之下者,因陋就浅,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处,蓋与从心者契妙,宁可与不踰矩义之哉。”姜白石云:“自唐以前,都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不足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划处皆重,非点划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赵寒山说:“晋人行草不多引,锋前引则后必断,前断则后可引,一字数断者有之。后世狂草,浑身纒以丝索,或连篇数字不绝者,谓之精炼可耳,不成雅道。”赵孟頫云:“晋贤草体,虚澹潇散,此为最妙。至唐旭、素方作连绵之笔,此黄伯思、简齐、尧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见烂然如籐缠着,为草书之妙,晋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严中潇散为胜耳。”诸家的论草书见解都颇为纯正。近人郑苏戡,他虽不能写草书,但颇能欣赏,颇解草法。他有两句诗说:“作书莫作草,怀素尤为历。”可谓概乎言之。又有诗云:“草书初学患不熟,久之稍熟患不生。裁能成字已受缚,欲解此缚嗟谁能。”这些话颇有识度:后两句是指俗见入手的错误;前两句是关于草书生熟的说法。能草书者,或反而不知道这一点,却被他冷眼窥破了。因为书法太熟了之后,便容易变成甜,一甜便俗。唐人的草书可算极精熟,但气味却不好,原因就是不能够生。不说草,说楷、行罢,赵松雪的书法,功夫颇深,但守法不变,正是患上了熟而俗的毛病。拿绘画来说,也是如此。画得太多了,最好让他冷一冷,歇歇手。
关于草书,想到一句古话:“匆匆不及作草”,诸位也许听到过。因为断句不同,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一句读,意思是作草书不是马马虎虎的,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来不及写草字;一是到“及”字一断,“作草”二字别成一小句。那意思是说,因为时间匆匆来不及写楷正,所以写草字。两说都通。正像《四杰传》里,祝枝山所撰“今年正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的贴门上的句子一样。如果断成“今年正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贴在门上,不闹笑话么?断句不同,意思全异。那么“匆匆不及作草”这句话,究竟怎样理解才对呢?我觉得把两种解释,统一起来认识草书,是比较妥当的。宋高宗反对前一种解释,他说草书应“知矢发机,霆不暇撃,电不及飞,皆造极而言创始之意也。后世或云‘忙不及草’者,岂草之本旨哉。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他说的是草的本旨,原是不错的;但作一句读的“匆匆不及作草”,说来虽确乎过份,但却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你们看学草书的人,有时也往往随便得过份,过份强调了草书的快,因而往往一辈子竟写不好。一般学草字的毛病,便在于能“疾”而不能“涩”。写草字正须笔轻而能沉,进而能涩,方能免于浮滑。这是第一种解释有道理的地方。孙过庭云:“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反效迟重。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论之妙。能速不速,所谓淹留;因迟就迟,讵名赏会。非夫心闲手敏,难以兼通者焉。”其论中肯之至。
关于草书入手,姜白石指示后学有几句话:“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此说最为纯正。
总而言之,作字不论正、行、草,先要放胆,求平正开展而须笔笔精细,贵恣肆而尤尚雅驯。得笔势,重意味,贵生动,忌板滞。凡平实、安详、谨严、沉着、端厚、稳秀、清洁、潇散、飘逸种种,都是书之美点;凡纤弱、粗狂、浮滑、轻佻、草率、装缀、狂俗,一切都必须除恶务尽。初学应从凝重、难涩入手,切忌故作古老。
学无止境,书学下功夫亦无止境。杨子云说:“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学书也要大开眼界,要欲博而守之。务约而博,由博返约,那么,将来的成功,决非所谓“小就”了。
【资料来源】新浪纪念白蕉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