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碑刻的书丹、摹勒与镌刻

　　书丹与摹勒是古代两种不同的上石方法，一般碑刻是直接书丹，刻帖则是摹勒上石或上木。

一、书丹

　　“书丹”也称“用丹”，就是用毛笔蘸朱砂直接在碑石或其他器物上书写。书丹的工序一般是：首先将碑制好磨光后，涂上一层墨色，然后按碑的文字多少，计算好行数，打成格，书者用红色朱砂直接在格中填写文字，写完即可奏刀刻之。之所以用朱砂书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朱砂写在光滑的石面上，不流不走，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具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准确地再现书写的痕迹。而用墨汁书写的效果就要差一些，墨汁不仅容易流淌，而且还会向笔画的中间聚拢收缩，难以保持笔触原形，最后呈现的笔画总是比实际写的细瘦。二是书丹的目的一般是为了镌刻，用朱笔书写主要是因为红色鲜艳醒目，容易与石面颜色区分开，镌刻起来更为方便。
　　书丹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产生得很早是可以肯定的。据考证，甲骨文就是先书后刻，而且从出土情况看，确有朱书或墨书未刻的情况，这说明最晚在殷商时期，书丹技术就已经很常见了。秦、汉以后，石刻文字空前发展，书丹自然就用在了碑石上。相传为李斯书写的秦始皇诸刻石，虽无李斯书丹上石的记载，但可以想象，如此巨大的石头，要做到文字布局严谨，整齐划一，是不太容易的，不可能直接凿刻，必是预先在石头上书丹的。《后汉书·蔡邕传》中则有蔡邕书丹的明确记载：
　　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暮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从文献记载及出土实物看，唐代以前，石刻文字一般都是直接书丹。清代河南洛阳出土的曹魏时期的《王基断碑》，刚出土时碑的上下各有一些文字 朱书未刻，清晰可读，可惜当时未加保护，朱字不久便磨灭了。后有人见到拓本只有半截文字，便以为原石半截断失，所以称之为“断碑”。其实原石完好，只是其中部分文字丹书未刻。

《东武侯王基断碑》原石

《东武侯王基断碑》墨拓 108×92cm 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5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
　　《东武侯王基断碑》高135厘米，宽99厘米，厚22.5厘米。碑文19行，每行行末均空五格，前三行行首空一格，之后各行行首空两格，大概内容为曹魏时期王基的家族世系、官职及薨葬年月。书法上，其字形方整，结构疏朗，笔法峻劲，波磔飞动，风神秀逸。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书丹的实物遗存。20世纪30年代，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地区发现了一百多方砖墓志，其中大部分都是朱文书写，尚未镌刻，《王阇桂墓志》就是其中的一方，上面的朱色字迹清晰可见。

　　《王阇桂墓表》砖，朱笔，纵35.3×横36×厚3.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高昌延寿十三年（唐贞观十年，636年），朱书六行五十四字。

【释文】延寿十三年丙申岁二月朔辛酉四日薪除甲子，交河郡民镇西府兵将王阇桂遇患殒丧，春秋七十有二，以虬车灵殡葬于墓。王氏之墓表

二、摹勒

　　上石的另一种方法是“勾勒”，也称“摹勒”、“模勒”或“勒”，就是描摹复制的意思，但这种描摹复制不同于一般的真迹复制。常见的在纸张或绢帛上的描摹复制我们称之为'揭'，而不称为'勒'，只有将墨迹描摹复制到金属或石、木等器物表面时才称为'勒'。这一技术大约产生在隋唐时期，可能是随着刻帖的产生而推广的，刻帖都是采用摹勒之法上石的。
　　勾勒上石的过程大体是：先将透明纸蒙在墨迹之上，按透映过来的字迹，用细笔勾勒字的外轮廓（也称为'双钩'），然后把朱砂或银殊用水调和，在纸背再次将字的轮廓勾勒一遍。将备刻的石面或木板染黑并涂一层薄蜡，将透明纸上钩有朱色字迹的一面贴在石上，再在上面叠放数层纸， 压毡后用木槌或石块均匀研磨使银朱粘在石面的薄蜡上，从而使碑面显示出清晰的字画。所以，勒石有时也称“朱背”或“背朱'。摹勒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一般由专业人员完成。
　　《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是怀仁集王羲之字而成，将王羲之书迹一一摹揭在纸上，然后勾勒上石，所以碑的末尾题曰：诸葛神力 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诸葛神力应该就是当时从事摹勒的专业人士，且水平相当高超。

　　镌刻是碑帖制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对碑帖最终所呈现的风格面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碑帖无不有赖于刻工的精良。好的刻工，下刀合于行笔之理，不仅能尽可能地保留点画的形态，体现原迹的风神气韵，甚至还能纠正书家一时的失误，弥补笔锋的某些不足，同时表现出刀锋特有的情趣韵味。因此，刻工之于碑帖，从某种角度说，是对原书迹的再创造。有时同样的书迹，由不同的刻手镌刻，面貌会大相径庭。北魏《元晖墓志》就是一个例子。仔细观察此志，不难发现，其中文字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靠右下方的字，刀法纯熟，线条灵动，笔画细腻；左上方的字，则刀法稚拙，线条硬朗，笔画厚重。据此推测，志石应该是由两位刻工分 别完成的，左上角为一人所刻，其他部分又是一人所刻。

　　《元晖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雍州刺史文宪元公墓志铭”。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刊石，原石现藏西安碑林。为北魏书法代表作之一。书写极为娴熟自如，清雅超脱，充满了平和之气。

　　古代有很多专门从事刻碑的工匠，但早期碑刻大多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直到唐代以后，碑上才出现了'镌者'、'刊者'、'镌人'、'刊石人'、'刻石人'等字眼，这些都是民间对刻碑人的称呼。还出现了'镌玉册官'、'刻玉册官'、'刻石官'、'刻字官'等称呼，这些都是政府设置的官职，专门负责金石、玉册的镌刻。邵建初就是一位知名的唐代玉册官，刻有《圭峰定慧禅师碑》《杜顺和尚行记碑》《刘遵礼墓志》《裴休造像并金刚经》等，还与其弟邵建和一起镌刻了《玄秘塔感应碑》。
　　与刻碑相比，刻帖对刻手的要求更高。因为刻帖的目的是保存、传播优秀的书法作品，所以在镌刻过程中非常强调忠实原作，要求尽量表现原书迹的每一个细节，不能随意发挥。《真赏斋帖》《停云馆帖》、《快雪堂帖》等帖之所以为世所重，很大程度归功于其高水准的镌刻。《真赏斋帖》《停云馆帖》是明代镌石名手章藻、温恕镌刻，镌刻之精，一时罕匹。《快雪堂帖》是明末清初铁笔名家刘光肠所刻，时有“天画神镂”之誉，除《快雪堂帖》外，当时很多名帖都出自其手，如《琅华馆帖》《翰香馆帖》《式古堂法书》等，刻工细腻精妙，颇尽笔法。

　　《停云馆帖》册，为明代汇刻丛帖的善本。12册，12卷全。托裱经折装，每页纵27.4厘米，横13.3厘米。每册钤“效禹审定”印，现藏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