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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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初识沪上著名篆刻书法家高式熊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只要和他聊上两句，就使你感到一见如故，他性格开朗，豪放，两眼炯炯有神，精力充沛，待人热情慈祥，平易近人，会使你被他的真情实感，热情奔放所激动，可敬可亲的形象会使你久久不能忘怀。
　　　　　　　　——摘自 候六法《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在我所熟悉的印界前辈里，最没有前辈架势的要数高式熊先生了。他对待晚生总是表里一致，一贯地谦逊、热诚、真率而平等。
　　高先生人品平淡，虚怀若谷，老而不倚老，老而不卖老，扶持后学，责无旁贷。据我所知，他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复如此。他心中关怀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个印坛及其未来。
　　高先生的谦逊、平易是建筑在扎实的艺术学养和实践之上的，故而愈见难能可贵。
　　实践和理论是统一的，互补的，高式熊先生正是如此。他胸中存旧谱五百部，手下运古印一万钮。这丰厚的学养，才使他能濯古来新，宝刀不老，印艺长青，成为现代印坛上一位重要的篆刻家、印学家。
　　　　　　　　——摘自 韩天衡《式熊印稿》序

　　他对篆刻书法艺术的追求,犹如东汉赵壹《非草书》中所描述的“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
　　　　　　　　——摘自 石人《华勋画院喜迎八八老翁新书艺》

　　高氏学识渊博，工铁线篆，娟秀隽永，隶楷亦浑朴清丽，享有盛名。治印，致力于秦汉玺印，朱文宗宋元，朴厚静穆，功力深厚，自成一家。旁及刻竹，名播海外。高氏对历代印谱版本，印人流派及生平遗作均深有研究，是南方著名印学鉴定专家之一。
　　　　　　　　　　——摘自 方祖荫《书法篆刻家高式熊》

　　当我们称赞他的艺术成就时，高先生仍谦虚地说：“我觉得所有艺术都是国家的，学习在书房，生活在社会，活到老，学到老，艺无止境。不知足才能不断充实自己。”现在他仍在不断研究历代艺术家的精髓为己所用。
　　　　　　　　　　——摘自杨育新、竺永康《遵家训艺坛峥嵘七十春，两代人同为文史谱新曲》

　　高老认为，书法是一门艺术，没有什么可走捷径的秘诀。要说“秘诀”，学书法最困难也可说最简单的事便是“一丝不苟”。他说，现在不少人都说自己喜欢学书法，但仅仅“喜欢”有什么用？初学者起码要临帖5至10年，不下苦功是不行的，所以一定得持之以恒。这个道理容易懂，但就是有许多人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另外，学书法者还必须专心致志，不要“手写心不写”，不用脑子，心不在焉又怎能学得好呢？
　　尽管高老如今在书法篆刻界的地位很高，但他的言行举止仍然极为谦虚，一下午就说了好几次“请批评指教”。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书法是越学越知道难，越到后来，越知道“学无止境”，因此，他觉得没什么可自以为是的。高老说，以前他父亲是每天必练字，他现在也是每天练字，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摘自 南华《“书法切忌急功近利！”——高式熊故乡谈书法》

　　高老说，学书没有捷径，只有一丝不苟，天天练习，持之以恒，切不可急功近利。学印也是要多实践，多体会。高老的成功之路恐怕是大多数成功人士的共同道路，与如今一夜成名、一炒成名的“天才”相比，办法显得笨拙，路途显得漫长，但是“天才”的成名，犹如台风过境，来得也凶，去得也快。做学问，搞艺术，还得扎扎实实。
　　　　　　　　　　——摘自 丁锡满《高式熊楹联书法集》序

　　（高老说：）“我虽已年届耄耋，但人生苦短，强烈的紧迫感催我奋进。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艺术是无限的。我不满足于关起门来写写字、刻刻印，我还有个‘野心’，那就是要让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世世代代传下去，并且走向世界。”
　　　　　　　　　　——摘自 张奕辰《耄期犹向石上耕》

　　高老兴趣广泛，他常养花，也喜爱摄影，是上海老年摄影协会会员，还弹吉它，并曾登台演出，他认为，学篆刻不一定要学音乐，但学了音乐，对篆刻也有一定的好处。
　　　　　　　　　　——摘自 庄昌泰《胸存旧谱五百部 手运古印一万钮》

　　除了金石、书法创作以外，高老最大的嗜好就是收藏各式名牌相机。
　　　　　　——摘自 《他用顽童心保鲜着激情》

（一）

高式熊先生，名廷肃，字式熊，号羽弓，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城中人。祖籍绍兴山阴，北宋武烈王高琼之后，高振霄太史之仲子（高太史有两个儿子，长子式孺，居宁波；次子式熊，居上海）。斋堂名小云在堂、红葵花馆。
真宗澶渊之役，高琼之功亦盛矣。
——摘自《宋史 列传第四十八 高琼》

高式熊小传：高廷肃，字式熊，鄞人，高振霄太史之仲子。夙承庭训，工书，楷则尤精。又擅治印，时请益于乡人赵时棡之指授，造诣至深，实为西泠印社之健者。
——摘自《西泠印社志稿》卷二

先生自幼跟随父亲高太史，始终牢记高太史的殷切教诲：
“做人要有骨气，卑躬屈膝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
“做事首先要想想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不利于国民的事绝对不能做。”
“要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不受外界不良的影响和侵蚀。”
父亲高太史生于光绪三年阴历丁丑年十二月初三，阳历1878年1月5日。
高太史是清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进士，殿试获第二甲第四十七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赏加侍讲衔。光绪三十年甲辰是1904年，是会试的正科年，因慈禧太后七旬万寿庆典，改正科为恩科。光绪三十年恩科进士共273名，其中一甲3名：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二甲120名，三甲150名。
高太史性情刚直，立志忠于清王朝。在朝为官时，忠心耿耿，清正廉洁。清朝覆灭后，高太史留恋清王朝，他临摹碑帖时逢讳字缺笔书写，在自己的书法作品和日记上常钤“甲辰翰林”、“光宣侍从”、“帝询坚苦”等印。高太史深感空怀报效朝廷、报效祖国的壮志，却过着悠闲的生活，无法展其抱负，心里一片焦灼苦闷。他根据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闲爱孤云静爱僧”诗句为自己起了一个别号“闲云”。高太史离开京城，先到汉口，后定居上海，以教学生、卖字画来维持一家生计。
高太史痛恨卖国求荣和贪官污吏。清朝覆灭后，从袁世凯、段琪瑞政府，到后来的汪伪政府，都曾派人千方百计拉拢高太史为其效力，梁鸿志还当面封官许愿，但均被一一拒绝。
高太史治学一丝不苟、孜孜不倦。他坚持每天早餐前临摹碑帖，先后临写《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礼器碑》、《张迁碑》、《华山碑》和《夏承碑》各五百余通，还临写《石鼓文》等，临本达 3000本之多，临池之勤，令人起敬。除临池外，每天坚持阅读《史记》、《三国志》和《前后汉书》等史书，书写治学日记——《静远斋高氏日钞》，每日一篇，从不中辍，共计237册，还著有《史发微》等书。
高太史喜爱梅花，更爱梅花坚韧不拔、不屈不挠、铁骨冰心的崇高品质和坚贞气节。1932年“一·二八战事”后，不再外出教书，每天在家画梅花，画梅时必题七绝一首，先后题写咏梅诗五百余首。曾选其中二百首，用行书写于云在堂写经笺上，影印赠人。
新中国成立后，看到祖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安居乐业，高太史开始参政议政，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并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
高振霄(1877～1956)：现代书法家。字云麓，别署闲云，号顽头陀、洞天真逸，年七十自称四明一个古稀翁。室号云在堂、静远斋、洗心室。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光绪甲辰(1904)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赏加侍讲衔。平时临碑读书、书写日记，作为日课，从不中辍。民国时期寓居上海，以治史、授课、鬻字为业。所书不同于馆阁体的光泽乌亮，而以挺秀峭拔为之，别具清淡秀逸风格。亦擅诗，并画梅，有咏梅诗稿。著有《史发微》等。
——摘自《上海美术志》

高振霄：公元一八七七年——一九五六年（八十岁）。浙江鄞县人。字云麓；别署闲云；又号顽头陀，洞天真逸。年七十，自称四明一个古稀翁。清光绪甲辰（公元一九零四年）翰林，散馆授编修，与钱崇威、谭延闿、商衍鎏、朱汝珍为同年。翰苑中人，书法多为馆阁体，以光泽茂腴为归。振霄书法则挺秀峭拔是尚，别具风格。临碑读书，日以为常，严寒盛暑，从不中辍。寓沪，榜其居曰云在堂，鬻书自给。寓所与赵半跛相密迩，半跛作画，振霄受其影响，间画梅花，辄题一诗，汇成《梅花五百首》，诗皆七绝，用行书写于云在堂写经笺上，影印赠人，篇末自识云：“壬申夏四月廿五日录讫，将以覆瓿。”子式熊，能承家学，亦以书名。
——摘自 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第983页

（二）

1921年（辛酉、民国十年）1岁

4月21日（农历三月十四日），先生出生于宁波鄞县碶闸街叮当桥。如今，“叮当桥”的地名早已不存在，今位于宁波市商业中心――天一广场附近。
先生出生时，父亲高太史45岁；母亲姜太夫人生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是年27岁。

1925年（乙丑、民国十四年）5岁

先生5、6岁时，跟随母亲姜太夫人从宁波来到上海和父亲高太史一起生活。

1929年（己巳、民国十八年）9岁

由于政局动荡，治安状况和教育质量总体较差，父亲高太史考虑到自己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为让年幼的先生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传承中国传统艺术，不受到外界不良的影响和侵蚀，决定不让已到学龄的先生进入学校念书，宁肯自己当儿子的家庭教师，亲自教先生读书认字，学习儒家经典、古典文学和书法艺术。
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每天清晨，父亲高太史起床后，先叫醒先生，然后开始临摹碑帖，临写时让先生在旁反复观摩，练字先练眼，使先生深刻体会书写的要领和用笔的妙处，高太史的言传身教使先生日后在艺术上地发展具备了很高的起点。先生书写隶书时，常对人说：“我的隶书是看我父亲书写看会的。”父亲高太史临写四张后才用早餐。早餐后，父亲高太史开始给先生上课，天天如此。
先生书法从学欧阳询《九成宫》入门，临写了二十多年，楷书还临了欧阳询的《皇甫君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圣教序》和柳公权的《玄秘塔》等；小楷学唐人写经、赵孟俯等；行书临《集王圣教序》、《兰亭序》等，晚年喜爱鲜于枢行草书；隶书临《礼器碑》、《张迁碑》等；篆书临《石鼓文》、《绎山碑》、《泰山碑》等，其中仅《石鼓文》就临了一百多通。正如方祖荫在《书法篆刻家高式熊》中写道：“在父亲的口传心授之下，他的书法出规入矩、端雅大方，临池之勤，数十年如一日，正、草、隶、篆、行皆能，篆书尤精，融诸家之长，成自家之风格。”

1930年（庚午、民国十九年）10岁

父亲高太史深知若不学篆书，不研究《说文解字》，就不通晓字学之源流，简直可以说是不认字，故要求先生在临写欧阳询《九成宫》的同时，开始学习9353字的《说文解字》，每天几十个字，一边学写篆文，一边理解字义。先后摹写《说文解字》四通，《书诀》云：“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先生少年学篆，为学习书法和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1年（辛未、民国二十年）11岁

是年，父亲高太史决定入住当时吸引不少文化名人居住的四明村（今上海市延安中路913弄），为先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四明村，建于1922年，原来叫成和村，只有临街的两排房子。1928年，由四明银行前后两次投资扩建为现在的格局，并改名为“四明村”。建房之初，四明村就强调独门独户，在每个楼层配备了卫生设备，自来水、管道煤气也一应俱全，这在当时是很有创意的。
2005年5月24日，四明村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文化名人村”，在四明村入口右侧的墙上镌刻着曾在这里居住过的文化名人，他们是：章太炎（文学家、思想家）、高振霄（书法家）、吴待秋（书画篆刻家）、王福庵（书法篆刻家）、周建人（文学家）、朱积诚（书画篆刻家）、徐志摩（诗人）、来楚生（书画篆刻家）、陆小曼（画家）、泰戈尔（印度诗人）、胡蝶（电影演员）、吴青霞（画家）、严俊（电影演员）、高式熊（书法篆刻家）。

1936年（丙子、民国二十五年）16岁

是年，先生开始自学篆刻。
先生小时候喜欢帮父亲在作品上钤印，觉得有趣。学写篆书认识篆文后，也喜欢上印章。十六岁那年，偶然在家中翻阅一部家藏《金石索》，看到书中的汉印，非常喜欢。但父亲高太史要求先生不得做那些与读书无关的事，只能瞒着父亲自学刻印。不久，先生在报纸上看到《篆刻入门》（孔云白著）一书广告后，就到书店购买回家学习。因条件的限制，只能临摹《篆刻入门》书中的汉印，刻一方，磨一方，这样摹刻了好几年。

1938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18岁

受到父亲高太史写日记的影响，先生从18岁起开始记日记，坚持天天记，有时实在抽不出时间，则事后补记。如今，先生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还坚持每天记日记，而且日记保存完整，将为后人提供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

1939年（己卯、民国二十八）19岁

是年6月5日（农历五月初八），母亲姜太夫人（1895～1939）病逝，享年45岁。

1940年（庚辰、民国二十九年）20岁

是年，在四明村拜识父亲高太史的好朋友、著名书法篆刻家王福庵。

1941年（辛巳、民国三十年）21岁

是年，先生得到父亲高太史的挚友、同乡著名书画篆刻家赵叔孺的悉心指点。
一天，先生带上自己临刻的印稿和一方印章拜访父亲的挚友、同乡赵叔孺，说明来意后，先生就迫不及待地讨教什么是刀法，“只要能刻成字就是刀法，关键在于自己的掌握。”赵叔孺淡淡的回答使先生恍然大悟，先生感到学篆刻，就是要多实践，多体会，不要被书本上的名词缚住手脚，重在自己的把握能力。赵叔孺审阅了先生的印稿和印章后，连声称好，先生顿感信心倍增，更坚定了发奋学习篆刻艺术的信心。赵叔孺一边充分肯定师从秦汉、方法正确，一边不嫌其烦地细细评价和谆谆指点，还向先生推荐一本由他的学生张鲁庵编辑的印谱——《黄牧甫印谱》。当了解到先生练习刻章是刻一方、磨一方时，连叹可惜。
在询问中得知先生还瞒着父亲自学篆刻时说：“我来跟你父亲讲，他会同意的。” 后来，赵叔孺将先生刻苦学印的精神和聪颖天资告诉了高太史，并说：“他的印章刻得非常好，很有天赋，你要好好培养！”从此，父亲高太史也支持先生学习篆刻了。
4月，先生正想抽空去拜访赵叔孺的学生、大收藏家张鲁庵，没想到张鲁庵自己找上门来，自报家门，很热情，还说他曾经在四明村108号住过，对这一带很熟悉，令先生惊喜的是，张鲁庵带来一部两册的名贵原拓印谱——《黄牧甫印谱》赠与先生。
每提起此事，先生总是深情地说：“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鲁庵先生主动送我印谱，鼓励我多看勤学，为我创造学习的条件。那是1941年，鲁庵先生42岁，已很有名气，我才21岁。他不仅多次送书来，且还特意在他的书房里为我专门放了一张写字台，又给我房门钥匙，让我自由进出，尽情翻阅。他的这种无私提挈后人、一心为发扬篆刻艺术的高贵品德，值得我们学习。”
过几天，张鲁庵又邀请先生到九福里（今江阴路）他家吃饭，并带先生到他三间专门存放印谱和印章的房间参观，他所收藏历代印谱达400余函，收藏历代印章最多时达4000余方。张鲁庵在《从师回忆录》中讲道：“积年既久，所获渐多，共得古今印章四千余钮、历代印谱四百余种。”其中，包括那部100册的《十钟山房印举》，该印谱原为陈介祺赠吴大澂的旧物，张鲁庵从其孙吴湖帆那里购得，价格为800两银子，可见张鲁庵致力收藏印谱的决心。
张鲁庵对先生说：“你学篆刻，必须多看印谱，最好多看原拓印谱，我看你家里不宽裕，你也不用买印谱了，也买不起印谱，这些印谱印章，我的就是你的，你需要看什么，尽管拿回去看。”从那以后，张鲁庵每次拣出五、六部印谱打好包，开列清单，派车送到先生家，待看完后，只要打个电话又派汽车送去一包，调换一包，这样反复地调换，这无异于向先生展示了一座艺术宝库，让他尽情地探寻、撷取。
“书画之道，纵有师授，全赖自己用心研求”。在以后的2、3年间，先生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张鲁庵所藏的印谱里，刻苦勾摹、临刻，不但把鲁庵所藏印谱烂熟于心，还勾摹了大量印谱，其中《二弩精舍印谱》勾摹稿20开2本，其它印谱勾摹本已装订成册有64开10本，未装订的散页不计其数，所有勾摹均一丝不苟、唯妙唯肖，包括款文也一一照录。正如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称赞先生：“胸存旧谱五百部，手运古印一万钮”。
每提此事，先生总是自豪地说：“我是很有眼福的人，象我这样的人不多，能把张鲁庵收藏的所有印谱全都看过的，除了我，只有陈巨来、方介堪、叶潞渊几人。”
张鲁庵还为先生提供学习篆刻所需的印泥、刻刀、印石等。在与张鲁庵多年交往中，先生熟悉了“鲁庵印泥”的制作工艺，并完整保存“鲁庵印泥”的配方——“鲁庵印泥49号秘方”。
张鲁庵以善制印泥、刻刀而闻名。他自号“印泥工人”，其“鲁庵印泥”闻名天下，当时有“一两黄金一两鲁庵印泥”之说。张鲁庵的一生精力大部分都耗在研制印泥上，他动用巨大财力，聘请化学、物理专家陈灵生、余雪扬与自己共同进行探讨和科学研究，从选择原料到精制印泥，经过五十多次的不同配方，筛选出了优质印泥。1955年写出了总结，所制“鲁庵印泥”，驰名艺林，得者奉为至宝。“鲁庵印泥”的特点是：印色鲜艳雅丽，质薄而匀净，细腻而粘稠度高，热天不烂，寒天不硬，永不褪色。
父亲的老师龚心钊得知先生学习篆刻，非常高兴，托高太史将所藏的原拓印谱《瞻麓斋古印徵》、《敏求室印屑》和影印本《陶斋藏印》带回家送给先生。从那以后，先生也经常去拜谒太老师龚心钊，跑得比父亲高太史还勤快。在那里，聆听太老师的教诲，拜读太老师的藏品，使先生开拓了眼界，遂结成忘年之交。有一次，龚心钊得到一枚古玺，就让先生带回家临刻。至今，先生还保存当时用黄杨木摹刻古玺的印章。
龚心钊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出使英、法等国，清末出任加拿大总领事，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他笃好文物，潜心研究，所收藏的文物，精品颇多。如秦商鞅方升，战国越王剑，宋代米芾、马远、夏圭等名家书画，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曼生等制的紫砂壶。他所藏印章，既丰且精，有自战国至六朝的铜、玉、石的官、私印章2000余方。

1942年（壬午、民国三十一年）22岁

先生公开学习篆刻后，还得到王福庵的悉心指点。
王福庵是父亲高太史的好朋友，同住四明村，来往甚密。王福庵经常来到高家看望父亲高太史和先生，而且回家时绝不许先生相送，说：“不好送!来去自由，你自己管自己。”但在学习上，王福庵对先生要求相当严格。先生经常把写好的印稿、刻好的印章送到王福庵家中求教，王福庵要求篆写印文务必规范，对不满意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王福庵说要磨掉重刻，先生绝不含糊，曾有一方印章刻了五遍才得到王福庵的认可。平时，王福庵又象对待自己子女一样关心、爱护先生，随着先生年龄的增长，眼看高太史年已古稀，王福庵非常关心先生的婚事，敦促先生早日成家，好让高太史安享晚年。
1944年（甲申、民国三十三年）24岁

在与张鲁庵交往中，先生听说张鲁庵的一位朋友批评他的印章，就想当面向他讨教。经张鲁庵介绍认识这位朋友——以收藏竹刻、古铜印和名家印驰名又擅于篆刻的秦康祥。从此，常与秦康祥探讨印学，切磋技艺，使先生得益甚多，遂结成挚友。

1945年（乙酉、民国三十四年）25岁

是年赵叔孺(1874～1945)病逝，享年72岁。
赵叔孺，名时棡，字献忱。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卒于民国34年（1945年）3月，享年72岁。他毕生孜孜不倦于书、画、篆刻诸方面的创作和研究，还精于鉴识古代文物，颇负时誉。
——摘自 张念祖《近代宁波书画篆刻家赵叔孺》
冬，将平日所刻印作辑成《篆刻存景》一册，太老师龚心钊欣然作序，序文用蝇头小楷写成，字迹十分工整，又挥洒自如，令人感叹。
《篆刻存景》序
周秦玺印传世者极少，自陈簠斋荟萃始多。至清末而出土甚夥，体格奇异，直难枚举。设使何、邓、丁、赵诸家得见之，则融会历朝，其魄力神味，当有更胜于吾辈。今日所见其诸作品，此时代所限也。式熊世讲，英年锐学，所观摹者已多。偶运铁笔，神汇于古，其气息清峻，又非当世之规，规于模拟者所可同日而语。在昔，二文继美衡山，式熊其不多让乎。余乐而为记此。
乙酉嘉平 合肥龚心钊是年七十六岁

1947年（丁亥、民国三十六年）27岁

是年春，陪同王福庵到杭州西泠印社，经王福庵、丁辅之推荐加入西泠印社，在挂有丁敬身画像的仪式厅里举行入社仪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社员之一。王福庵还同时推荐方去疾、江成之加入西泠印社。
王扆昌主编中华民国36年《美术年鉴》收录了先生的传略和篆刻作品。它是中国第一部美术学科的年鉴，所录不限于1947年度，包括从同治年间至民国36年之间的相关美术史料，内容相当丰富。
《美术年鉴》王扆昌《编后记》
三十六年七月，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倡议编辑美术年鉴，推扆昌主其事，自维谫陋，恐难肩此重责，承朋辈及诸前辈相鼓励，遂不辞艰困，毅然为之。惨澹经营，阅时年余，始底於成。其间受经济影响，将陷于停顿者再三。此书今日犹能于难产中诞生者，实赖各友情支持所赐也。
吾国出版年鉴，尚属创举。编印之始，无蓝本宿稿，可资参考。初意小作尝试，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用留纪念而已。不意一经征稿，四方响应，纷纷报以文稿，赐贶图片。以时期言，则上溯同光，下迄最近。以地域言，则迩自沪杭，远逮边陲，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同时物价飞腾，一日数惊，以有限之预算，应付此庞大之支出，迁延愈久，资料之收获愈丰，而经济之负担愈重，扆昌昕夕黾勉，冀无负于各方期望，而打击之事，铸版，印刷，纸张，工作，以及人事种种困难，层出不穷，有加无已。今日回思，犹有余悸。
往事如烟，言之徒增伤感，所可得言者，则友情可贵，铭篆肺腑，谨书以志感。
一、协助校编者：编审委员会诸前辈供给资料，指示编辑方针，尤推陆丹林，姜丹书，俞剑华三氏审订最劳，编校同人中，以蒋孝游同学兄所耗精力独多。
二、协助事务者：为沈左尧，钱化佛，高式熊，李硕卿，黄紫霞，潘文钦，洪醒，王小摩，魏乐唐，吴竹风诸氏，而推陈景烈，石佩卿，王柳影诸兄奔走最力。
三、捐助物资者：为马公愚，汪声远，陈巨来，张大壮，吴野洲，陆元鼎，张溪堂，江寒汀，朱积诚，张公威，姜丹书，吴青霞，俞剑华，戚叔玉，商笙伯诸氏，尤以郑午昌夫子最多。
四、援助经济者：为丁健行，陆元鼎，沈谦、沈雁，戚叔玉，厉国香，朱沛甘，陈怀卿，唐旭升，姚永年，丁庆龄，陈景烈，姚乃震，汪仰真，蒋趾奇诸氏，而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陈在新兄张罗最勤。
三十七年十月十日王扆昌谨志于上海美术茶会

1948年（戊子、民国三十七年）28岁

是年初，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准备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四册《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王福庵闻讯大为高兴，遂确定名单，由张鲁庵提供印石与连史纸、印泥；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先生则负责篆刻。其间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镌，均由三人合力完成后交王福庵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定稿。《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中，除有社籍登录者外，还出现了一些于印社支持资助有贡献者的名册，共计有220方之多。先生花了半多年的时间，完成220方印章的创作，印社同人每人一方，印面刻姓名，边款刻小传。并钤拓一部四册，每页上方钤印一枚，下方附拓边款。后来，由先生将它交给社长张宗祥，存于西泠印社。
2005年10月15日至30日，《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西泠印社藏历代名家印章、印谱展”中展出。
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五），与厉国艳完婚，婚礼在中央西餐社举行。
当年拍摄的结婚照还摆放在先生新房的卧室里。照片上，先生身着深色长袍，带着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身旁的师母穿着白色婚纱，羞涩地微笑着。结婚照本来拍了两张的，另一张师母是穿旗袍，文革时被红卫兵撕掉，这一张好不容易才保留下来。
师母也是宁波人，生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结婚时23岁，是著名画家厉国香之妹。
厉国香（1914-2000），笔名墨华，师从顾坤伯、赵叔孺、唐云、张大千、陈秋草等人研习书画。1940年参加何香凝、李秋君主持的中国女子书画会，1941年至1947年，作品多次参加顾坤伯、赵叔孺、张大千等人的“师生书画展览”。1951年在上海举办个人百幅扇面书画展。生前为中国书协会员、上海书协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49年（已丑、民国三十八年）29岁

1月，女儿定珠出生。
是年，先生为太老师龚心钊刻象牙章“柴尊馆”，边款由龚心钊撰写，先生用隶书镌刻：“旧藏吾宗柴丈人山水画卷，今岁己丑购得，显德玄泑双龙尊皆足珍赏，爰倩式熊世讲为镌牙印以名吾馆，淮南龚心钊是年八十。”2007年1月13日，此印在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举行2006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35,200元。
就在这一年，龚心钊（1870～1949）病逝，享年80岁。1960年，龚心钊的后辈将珍藏的500余件文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是年，在徐朗西华山路寓所的“古琴会”中认识金石书画家朱复戡。

1950年（庚寅）30岁

是年5月，儿子惠孙出生。
50年代初，王福庵决定在《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基础上，再镌刻一部以西泠印社景点名胜(斋馆楼阁)为题材的印谱，意在以景配人，相得益彰，取名曰《西泠胜迹印谱》。他亲自选定内容，撰写边跋，由先生篆刻。先生先篆好印样，请王福庵审定修改后才操刀镌刻。先生治印几十方后，碰巧韩登安已完成《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由于题材相同，经与王福庵商量后，决定暂停《西泠胜迹印谱》的刻制，已刻好印章保存完好。

1952年（壬辰）32岁
是年，父亲高太史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托王福庵送来的邀请信，由先生陪同到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周而复主持，市长陈毅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晚宴时，父亲高太史应邀坐在主桌上，市长陈毅特别叫高太史到他那里，亲切地对高太史说：“你是翰林太史高振霄先生，我了解你的为人，知识渊博，为人耿直，是个好先生。”市长陈毅的亲切关怀，令高太史十分感动。

1953年（癸巳）33岁

是年，著名学者、诗人、图书校勘专家冒鹤亭托王福庵请先生刻“九九翁”印。
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与冒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冒氏垂暮之年尚与王福庵在一起探讨文艺。冒氏八十寿时，王福庵来冒氏寓所，告之其目力差，已两年不奏刀，然为祝寿，遂试刻青田石对章相贺。冒氏观后，感慨良久，说：“近日杨千里亦不复作，沪上作者唯赵叔孺之高足陈巨来而矣。他皆学吴昌硕，而得其恶趣。”次年，冒氏又托王福庵请其高徒高式熊刻“九九翁”，后高刻成相送。冒去世后，遗存书画印章约九百余件，皆移交上海博物馆收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冒氏印史》六册钤本印谱更是冒氏与印人交往的历史见证。 ——如皋名人录（12）：著名学者冒鹤亭
为张鲁庵整理、编写了《鲁庵所藏印谱简目》，由马叙伦题签，王福庵作序，先生和张鲁庵分别撰写跋记。
《鲁庵所藏印谱简目》序
印章始于殷周，盛于秦汉，历魏晋唐宋以迄于今，由来尚矣，与钟鼎彝器碑碣文字同为历来考古家所重视。印之有谱，肇自宋宣和殿印谱，之有目录，始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清《四库全书》目录亦有记载。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叶为铭《广印人传》、翁大年《印谱考略》所载，举其简要，至叶氏《印谱存目》，始著考据，其后罗福颐《印谱考》、庞士龙《印谱目忆录》、瞿凤起《印谱目》、日本《静嘉堂秘籍志》、太田孝太郎《古印偶存》所列，无虑百数十种，可谓前有辉、后有光，足资考索家之一助也。慈溪张鲁庵为吾友赵叔孺入室弟子，笃好篆刻，抗心希古，辑孴古今印谱四百余种，匣藏架庋，粲然大备，为从来收藏家所未有。壮哉，一奇观也！其用力之殷，囊括之富，良足多矣！曩年与其同学永嘉方介堪编制目录，鄞县朱凝霞为之核对，考证异同，粗具厓略，并将印谱中序文、跋语、题识、诗词一一裒录，历两载有余，积稿盈笈笥，余尝与褚礼堂、唐醉石过其斋头，鲁庵出以见视，余曰：卷帙重则校对难，成书亦非易，不如于序跋存其尤者，考核取其简要者，易于省览。鲁庵深韪余言，从而删去十之九，并增所见而识录者百余种，名其书曰《印谱过目考》。稿初成，余曾浏览一过，尚嫌刊落有所未尽。适此时干戈扰攘，未遑整理。今年夏，鄞县高式熊相与从事，但阅时既久，稿多零乱，所藏亦有所损益。重为编次，摘取简目，分为四卷付梓，以供同好。故先为之序，至其《过目考》一书，审考校订尚须时日，天假吾年，还当执笔以俟。
癸巳仲秋，仁和王福庵。
《鲁庵所藏印谱简目》高式熊跋
辛巳春，晤张君鲁庵于赵世丈叔孺先生寓斋，先生谓余曰：学刻印必多阅印谱，则下笔奏刀便有程法。鲁庵收藏甚富，如明之顾氏集古、范氏集古、松谈阁、学山堂以及近代诸家印谱，凡举海内希有者，皆不惜重资得之，数十年来收藏逾四百余种。藏印谱如鲁庵者，可称巨擘矣！因为余介绍。鲁庵尤好与同道相切磋，时时携印谱过舍，更易假阅，每有所得，不避风雨，招余往观。数年以来，获益非浅，私幸眼福，盛感鲁庵之雅意也。鲁庵尝以所藏各谱编次目录，详为考证，名其书曰《印谱过目考》，比之近代诸家印谱目录，皆有过之，但卷帙繁多，尚未成书。顷因索阅者众，拟先编简目，以供同好。今年余消夏沪壖，日长无事，为其编次，只稽其前后年代、版本广狭、印格形式，迄二月蒇事，分为四卷：曰“秦汉以来官私印谱”，曰“摹刻官私印谱”，曰“各家篆刻印谱”，曰“各家所集印谱”，而以“鲁庵藏印自辑制谱”附于卷末，共四百零四种。编次既竟，爰识数语于后。
癸巳仲秋，鄞县式熊高廷肃。
《鲁庵所藏印谱简目》张鲁庵跋
吾国之有印章历史悠久，已历三千八百余年，分为二类，曰官印，曰私印，官印自帝王公侯将相军政职司封建郡县以及边远少数民族蛮夷土司，私印自宗教寺观姓氏名号斋堂馆阁商店工厂皆有印记，历代制印者有印师印工，铸铜范铁砻石冶金，敲凿车磨雕镂篆刻，皆劳动人民技工艺术之结晶，乃吾国文化之寄迹也。印之有谱，无异彝器钟鼎、碑帖拓本，于考据先民文艺极为重要。余留意于此垂三十余年，搜集所得都四百零四种。今夏高君式熊为我编辑简目，付之油印，分送同好，以资考证。如欲校对版本，考核印章，通讯来询，愿为奉答，以求互相研究，最所盼望。
公元一九五三年八月，慈溪鲁庵张咀英启。
6月，父亲高太史被上海市市长陈毅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

1954年（甲午）34岁

是年，先生进入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工作。

1955年（乙未）35岁

是年4月，担任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资方代理人。
秋，参与筹备由张鲁庵发起成立的篆刻印学社团——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
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
1955年秋由张鲁庵发起，马公愚、高式熊等参与筹组成立的篆刻印学社团。又名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为王福庵、马公愚、钱瘦铁、王个簃、张鲁庵、陈巨来、朱其石、来楚生、叶露园、钱君匋、沙曼公、高式熊、单孝天、吴朴堂、方去疾。常务委员为王福庵、马公愚、钱瘦铁、王个簃、张鲁庵、钱君匋、沙曼公。公推王福庵任主任委员，马公愚、钱瘦铁为副主任委员，张鲁庵为秘书长。社址设在上海市余姚路134弄6号张寓。该社宗旨是“以研究和发扬我国几千年金石篆刻，培养专门人才，适应广大人民学习文化艺术的要求，并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社员分布以江浙沪为主。参加者有高络园、白蕉、唐云、秦彦冲、吴仲坰、汪大铁、薛佛影、王哲言、穆一龙、郭若愚、陈佩秋、支慈庵、田叔达等，浙江有沙孟海、方介堪、韩登安、周节之等，江苏有沙曼翁等，北京有陈半丁、邓散木、于非闇等，达136人。1956年集体创作《鲁迅笔名印谱》，1959年田叔达创作十九首《毛主席诗词印谱》等。后张鲁庵患肺结核、糖尿病等身体乏力，由符骥良代理具体事务。该会活动到1961年4月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前夕。
——摘自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美术志》

1956年（丙申）36岁

是年年初，父亲高太史被增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
年初，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公私合营。4月，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并入国营上海电影机械厂。合并后，先生在上海电影机械厂做录音机电讯工。在厂里，先生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是年，先生加入上海市民主促进会。
由张鲁庵组织创作《鲁迅笔名印谱》，先生等69位篆刻家初次刻印119方，其中先生30多方。民进上海市委秘书长曹鸿翥获悉此事后，极为赞赏，在民进市委拨出场所作活动研究之用。 8月18日，《解放日报》以题为《正在刻制的“鲁迅笔名印谱”》作了专门报道。部分完成时，马公愚到北京开会，谈起上海篆刻工作，建议大家一起合作，并赶制40部原拓印谱在鲁迅纪念日前寄达北京，作为国家有关部门举办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活动赠送贵宾的纪念品。
正在刻制的“鲁迅笔名印谱”
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再有两个月就要到来了。
鲁迅先生生前正值我国处于反动统治的黑暗混乱时代，先生以辛辣的、针针见血、愤世嫉俗、寄希望于未来的笔，写出了无数人们当时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国民党反动派森严的压迫下，这些话都是用许多笔名投稿才得与读者见面的。为了纪念先生二十周年纪念日，高式熊等本市及外埠的六十八位金石篆刻者，正在积极编辑刻制的“鲁迅笔名印谱”，全部印谱共计有印一百零八方，预计九月中旬就可全部完成。
——摘自《解放日报》1956年8月18日
10月，《鲁迅笔名印谱》完成后，由钱瘦铁撰写跋文，交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原拓印谱（印谱由上海宣和印社印拓），系锦面一函二册，印数为50部。1958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石印线装本，印数为630部。
《鲁迅笔名印谱》跋
鲁迅的笔名印谱，依据鲁迅全集、全集补遗、补遗续编、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共刻印百一十九方，作者六十九人。张鲁庵主编，方去疾校对，华镜(泉)钤拓，此谱今年春季由张鲁庵、吴朴堂、高式熊、单孝天等发起历时半载，始克完成。 一九五六年十月瘦铁识。
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一），父亲高太史（1878.1.5～1956.11.13）病逝，享年80岁。

1960年（庚子）40岁

是年 3月2日（农历二月初五），王福庵（1880～1960）病逝，享年81岁。1964年，王福庵家属秉承他的遗志将家藏300余方印章及书画碑帖400余件捐献西泠印社。

1961年（辛丑）41岁

是年4月，先生加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
沈尹默深知博大精深的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他一开始就认为将书法家归在画院里，让书法成为绘画的附属是不合适的。但画院的设立和命名是由国务院批准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改动。和郭绍虞、潘伯鹰等志同道合者几经商量，沈尹默多方奔走，到处呼吁，提议建立一个书法篆刻研究会。在喜欢书法的陈毅市长的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61年4月8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法篆刻家的团体——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简称“书刻会”）诞生了。
书刻会公推沈尹默为主任，郭绍虞、王个簃、潘伯鹰为副主任；潘兼办公室主任。首批会员90人，除了画院里的书法家以外，又吸收了很多社会名流。会员里包括复旦大学教授王遽常、朱东润、周谷城、周予同、漆琪生，老报人严独鹤，孙中山先生秘书田桓，上海图书馆副馆长顾廷龙，著名雕塑家张充仁，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丰子恺，画家吴湖帆、马公愚、唐云、朱屺瞻、来楚生，还有钱君匋、胡问遂、任政、赵冷月等等。会员里年龄最大的是张叔通，当时已八十五岁，最小的是单孝天、吴朴、方去疾、高式熊，当时都是四十岁。这是一份何等分量的名单，这是一支何等价值的队伍？这个团体几乎集聚了上海所有的文化精英。
——摘自 徐正濂《长江春潮生生不息——上海书协四十年》
在上海电影机械厂党支书记马悦的组织下，成立了 “职工书法篆刻活动组”，由先生负责辅导书法、篆刻。

1962年（壬寅）42岁

是年1962年，上海青年宫首次创办了书法篆刻学习班，先生与沈尹默、白蕉、拱德邻、潘学固、胡问遂、方去疾、钱君匋、单晓天等执教，培养了一批中青年骨干，对上海地区的书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2年，上海青年宫首次创办了书法篆刻学习班，由沈尹默、白蕉、拱德邻、潘学固、胡问遂、方去疾、钱君匋、单晓天、高式熊等执教，培养了一批中青年骨干。同时，这些书法家在书法理论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先后出版了沈尹默的《书法论》、《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二王法书管窥》、《执笔五字法》等。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书法杂论》，白蕉的《怎样临帖》等，郭绍虞的《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以及中国近代美学家宗白华、朱光潜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精辟见解，对上海地区的书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书画出版方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成立，又为广大的书画爱好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发表作品的机会。
——摘自《上海文化艺术志》
3月，在先生的指导下，上海电影机械厂职工书法篆刻活动组学员集体创作的篆刻作品——毛泽东《蝶恋花》词句参加了“上海市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会”，展出后，《解放日报》记者谷苇到厂里采访，4月15日，《解放日报》以题为《一个工人书法篆刻小组》作了专门报道。1997年9月25日，谷苇在报刊上发表回忆此事的文章——《印坛驰骋“老少年”》。
《印坛驰骋“老少年”》
谷苇
少年时代读《美术年鉴》(1947年版)，就知道上海有位篆刻家叫高廷肃。《年鉴》除了有高先生的小传外，还刊出其篆刻作品十方。署名却不用“高廷肃”，而选用其大号“高式熊”。大概其时在书画篆刻界他已“以字行”了。这组印章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枚“四明一个古稀翁”的白文印，布局严整，运刀如笔，很有气势。估计是为他的尊翁高振霄太史刻的。是否如此，至今还不曾问过他。其他几枚朱文印章如“存拙草堂”等，颇有赵之谦的风味，蕴藉可喜。还有一方仿元押的“高氏”长方印，则拙朴可爱。由此知道这位高式熊先生的篆刻功力是不寻常的，取法多家，不拘一格。其时也正喜欢到老城隍庙小摊上随便买几方廉价的青田石章，用最便宜的刻字刀学着刻印。高式熊先生的这几方印样，也是我常常模仿学习的范本。从这点说，我大概也可冒称是高氏的“私淑弟子”吧。不过，毕竟是少年时代的一时兴趣，终究没有认真努力去学，所以至今我还是一个“印盲”。虽然爱看印、读印，也搜集几个前辈朋友的印谱，作为“摩挲倦眼”的恩物，但实在弄不懂“治印之道”。
想不到我与这位少年时代就“心仪久之”的高先生，后来竟有缘成了朋友。这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情。至今高老一旦相见，还常常用他捏惯刻刀的孔武有力的手，紧捏着我的手，朗声笑道：“侬还记得哦?是侬来寻着我，登了报，闯了祸!”事情也很偶然：五六十年代，我任职于《解放日报》，较长时间从事文艺采访，也常为报纸副刊写点小文章。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当局想到应该“与民休息”片刻了，一时报纸也提倡发表些“软一点”的东西。“八小时以外，还应该有点文化休息生活嘛!”——于是，“发掘”到了上海一家工厂居然有一个“工人篆刻小组”。跑去采访，工厂党总支书记马悦热情介绍说：“这个小组全靠本厂职工高式熊的辅导”。这样，就认得了高式熊先生，当时虽已不再是“翩翩少年”，但还是英气勃勃(至今还是“英气勃勃”)，不过说话之间多少有点谨慎。这是当年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的通常现象，现在则已成为“事过境迁”的当事人之间相互揶揄笑谑的谈资了。这样，高式熊辅导的“工人篆刻小组”就登上了“党报”的显著版面。尽管刊出时，曾受好评，但一到“文革”自然就成了一大罪状，其罪名是：“企图把工人阶级引向封资修泥坑中去”，是“和平演变”的“一大阴谋”云云。老高自然也少不了受到批判，接着我就被送到“干校”战天斗地，从此相忘江湖十多年，直到浩劫过后才重见于海上艺坛。但历经劫难的高式熊却不但没有“英雄老去”之态，相反的却是在空前宽松的大气候下，充分施展了他的长才。这些年来，他忙于参与“西泠印社”的重大艺术活动(他似乎还是“西冷印社”的副秘书长)，在国内外出版了《式熊印谱》，应邀去东瀛作艺术讲学，而且被聘请为上海文史馆馆员，频频参与上海与全国书法篆刻界的艺术创作活动，他还乐意管起并积极投身于义务指导上海职工的业余书法篆刻活动(颇有“九死其不悔”的精神)……我遇到他时，就想到了齐白石与朱屺瞻笔下的“老少年”形象，尽管他也年迈八秩了，但的确是“老高不老”，还可以“大干一场”。
希望这位“胸中存旧谱五百部，手下运石印一万钮”的印坛老将，拿出更多的新东西来。
4月18日（农历三月十四），张鲁庵(1901～1962)病逝，享年62岁。先生正在杭州，闻讯急忙赶回上海。西泠印社即时派遣韩登安、郑荣根等人前往上海张家慰唁，令张鲁庵夫人叶宝琴、长子张永敏大为感动。4月27日，张家致信西泠印社，信中写道：“先夫父研治印学，收集印谱，尽瘁一生。解放以来，党和国家一贯重视民族文化遗产，对金石篆刻正在大力倡导发扬，我们一定继先夫父之遗志，将其毕生研究贡献给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一份微薄的力量。”在先生多次牵线联系下，捐献的前期工作顺利进行。
清点交接期间，先生特地向上海电影机械厂请假到张家帮助整理，与杭州市文化局朱德班、西泠印社韩登安、郑荣根、上海秦康祥、张鲁庵之子张永敏一起连续整理三天，共同点验交接，装箱贴封条，完成了运往杭州的准备工作。10月11日，张鲁庵捐献的藏品——433部历代印谱（近2000册）、1525方名贵印章全部运抵杭州。
12月12日，参加在杭州市杭州饭店召开的西泠印社建国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先生被选为“庆祝西泠印社创建60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社庆六十周年献礼作品——《革命烈士印谱》的创作。
“庆祝西泠印社创建60周年筹备委员会”由17人组成的，他们是：主任委员张宗祥，副主任委员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许钦文、孙晓泉，委员张英田、诸乐三、邵裴子、方介堪、方去疾、沙孟海、高式熊、钱君匋、唐醉石、罗叔子、阮性山。
12月15日上午，参加接受张鲁庵捐献仪式。在仪式上，先生代表张家致答谢词。
12月21日，与秦康祥致信西泠印社，信函由先生书写，全文如下：
西泠印社负责同志：
日前光荣的来杭参加庆祝六十周年筹备会，承各位同志特殊招待又获聆领导的亲切指示，万分感激，深信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全国各地一定有迅速的发展，我们亦一定追随诸老前辈之后，用实际行动来报谢党和领导的关怀。此致
敬礼
秦康祥 高式熊
十二月廿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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