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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瓦甓
——華人德書作的意象、主題和書法風格
Ian H. Boyden(美国) 撰 毛秋瑾(香港) 譯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莊子曰:“無所不在。”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莊子曰:“在螻蟻。”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
東郭子不應。
《莊子》是道教在哲學與宗教層面上的重要典籍,書中的主人公莊子是關於“道”的主要闡述者。文本活潑、富有原創性、因眾多人物對話而頗顯熱鬧的段落,充滿了想像、寓言和象徵。上文摘自“知北遊”,看似大不敬的文句,卻引起了對碑銘有興趣的書法家和學者的共鳴,這些獨特的人物花費很多時間來研究古代器物上的銘文。對這些書法家和學者而言,上面的文句就好像古代的預言,他們對於磚瓦這類看似無價值的器物充滿熱情與關注,此舉並非毫無意義,他們從中發現的美也並非只是錯覺。
研習傑出書法家和學者的作品,華人德表現出一位藝術家的領悟力,他著迷於古代器物上書刻的形式和字跡,特別是從漢代(西元前206-西元220年)到南北朝(317-589)時期的遺存。這時期的器物包括有畫像石、磚、瓦當和碑刻等等。對於未受過訓練的人而言,這些古物看起來大都沒有什麼價值,不會比殘磚碎瓦更有用。但是對華人德來說,這些古物是瞭解古代的極為珍貴的線索,包括瞭解那些被遺忘的書家和工匠的審美眼光。
美国惠特曼学院展厅,那里正展出他的“道在瓦甓”书法展
美国惠特曼学院展厅,那里正展出他的“道在瓦甓”书法展
對華人德而言,具有銘文的古代器物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因為它們古老的韻味,而且因為它們能給人以巨大的想像空間,因時間的久遠而或多或少已被湮沒或遺忘。作為一位書法家,他致力於創造個人的書法風格,他的書風建立在漢代書法的典雅、樸拙和簡潔的基礎之上,並用這種風格書寫的作品來闡釋和頌揚古代典籍中的意象和文句。他以其書法上的成就而聞名,同時他用來闡釋意象和文本的方法也為人欣賞,那是一種基於直覺和廣博的見聞、將文句與圖像並置的方法。
在中國,書法家們在古器物的拓片上書寫並加說明的歷史由來已久。這一傳統與金石學的興起緊密相關。“金”指青銅和其他金屬器物上的銘文;“石”指石頭上的刻文。因而,“金石學”是研究青銅器和碑石的學問,主要集中在它們的銘文上。碑銘研究開始於宋代(960-1279),後來在清代(1644-1911)考證學的影響下極為流行。大體而言,碑銘研究者檢視古器物來發現並糾正古人的錯誤學說,因爲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錯誤已不知不覺被摻雜進去了。當然,這一領域得到發展,書法家們開始注意古代銘文的審美趣味,並將這些早期書跡的意趣吸收進他們自己的書寫中。最後,這個趨勢使得碑學書派形成。
有一種做法開始在碑學書家們中間流行,即在拓片上書寫形容拓片本身的內容。這些作品隨後掛在書齋、圖書館和房間中(甚至和屏風似的門窗等建築物件相結合),用來顯示某人的學問以及對古物的鑒賞。華人德的作品吸收並擴展了這種傳統。
在這次展覽中有四件作品是很突出的例子,可以代表碑學書家們常用的幾種傳統的形式。瓦當目錄(目錄12)呈現的是十二種不同瓦當的拓片。在每種瓦當下面,華人德轉錄了瓦當上的文字,注明了文字的來源和製作瓦當的年代等。孔子見老子(目錄4)的拓片圖像,應當是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一段內容的寫照。華人德在拓片左邊記錄下這段內容,以圖文並茂的的形式賦予作品學者的氣質。展覽中兩件扇面也與此相符:一件抄錄了漢代青銅器上的六段銘文(目錄13);另一件為吉祥語(目錄14)。儘管扇面並無拓片,然而華人德依據原始的書法形式來書寫,選擇的內容來自各種古代器物,包括青銅器皿、磚和瓦當。在每種銘文之後,華人德用現代的語言加以描述,並注明它們出土的時間和地點。
當華人德對傳統的碑學書法進行探索時,他並不滿足於簡單重複他的前輩們既嚴肅而又學究氣的範式。他與之前的書法家不同的是,前人只將這些器物作為碑銘學、考古學或藝術史的物品來看待,而華人德還將之作為古人想像的承載物,其間有著微妙的而又顯著的變化。他通過仔細比對圖像和典籍來達到這一點。他並不僅僅選擇與圖像完全對應的段落(像他在“孔子見老子”所表現的),取而代之的是他選擇的文句,因其文采與張力而能超越時空。這使得文本與圖像互相作用,似乎它們源於一種雖未言明卻實際有效的想像空間。在這一過程中,他建立起兩者之間的對話,即製造視覺圖像的古代工匠與古代的詩人、作家和歷史學家之間的對話。在語言與圖像之間的一種動態的空間由此產生:作品的功能並非只是學術目錄,它們呈現了對於過去的沉思冥想和讚美。這種對話為華人德的強烈的個人書風所協調,他的書風正是源於漢代的書法形態。
華人德作品的構成也相當獨特。每件作品始於古器物的拓片。當器物的時間、出土地點和圖像的主題被確定以後,華人德選擇一種文學文本,通常是一首古詩,某種程度上來說明圖像的內容或是被圖像所闡釋。通常文本的寫作時間與拓片實物的年代是相同的,但並不總是這樣。接著,華人德在與拓片相對應之處,用一種適當的書體和風格寫下文句。然後,一組印章使作品完整。有時候,印章的內容更加突出了作品所營造的特殊的對話的氛圍。
展覽中有幾件作品是在東漢(25-220)墓葬中出土的畫像石的拓片,這些墓葬的地點在安徽省和江蘇省的北部,位於現在的徐州市附近。在東漢時期,這裏曾經是許多貴族們建造墓葬的所在地,形式多為考究的石結構墓葬。在厚葬的墓室和祠堂的表面雕刻著壯觀的圖像。這些圖畫的主題涉及了儒家和道家兩方面,對墓主人而言非常重要。圖像包括了各種神像、仙人、傳說中的王、星象圖、吉祥符號和當時流行的故事,以及宴飲、狩獵和其他娛樂的場面。
用圖像來解釋文本的觀念在中國淵源已久。自從宋代開始著錄東漢墓葬和祠堂的畫像石以來,學者們試圖為圖像找到與其對應的文本和故事,導致很長歷史時段內對相關知識進行考證,最終將墓中的圖像與《史記》、《孝經》和《山海經》的文本聯繫起來,並命名了部分圖像。然而,深入研究墓葬和祠堂的畫法,我們可以知道儘管東漢貴族中流行的故事內容明確,但在視覺表現上卻相當不同,這取決於雕刻工人特殊的想像力,特別對於文本內容為虛構的《山海經》而言更是如此。這種變異使得辨認主題極為困難,尤其是當畫像石被發現時已不在最初的墓葬環境中的時候,而這種情況卻經常發生。
華人德給予這些圖像的評價比起考古學的和藝術史的評價更為卓越和具有詩意。對他來說,這些圖像意味著將漢代人生活、精神和想像世界生動的呈現出來。特別是,華人德喜歡描繪宴飲和集會、吉祥徵兆和神仙的圖像,這些也是後來東漢、魏(220-265)、晉(265-420)時期的作家們以詩文來表達生活的悲歡離合所常用的題材。這次展覽中出現的內容大部分是詩歌:從無名的漢樂府到成就很高的建安時期(196-220)詩人的詩作,包括陳琳、劉楨、曹操(155-220)和曹植(192-232)等人。
华先生在美国惠特曼学院展厅,那里正展出他的“道在瓦甓”书法展
重新演示華人德創作的方法很有意義,例如“知魚之樂”是很清晰的例子,從中可以看到他在處理文本、圖像和書法風格三者關係上的做法。拓片幾乎為正方形,有一圈厚的邊,用來圍繞圖像喜慶的場面。一座橋從左下角延伸至位於上方中間的亭子。三個人站在橋上,看著橋下的水面。幾條魚和一隻大烏龜在水中游著,三隻猴子在地面上跳躍。故事的主角坐在亭子中。
作品中華人德所選擇的詩文給予圖像兩種截然不同的內涵。第一項內容即標題“知魚之樂”,位於作品右上角。這個題目來源於《莊子》的其中一段,莊子和他的朋友惠子在談論如何知道魚是否快樂的可能性。如此,華人德展開了他對圖像的理解,他將圖中的人物看作或為莊子或為惠子,或是東漢一些不知名的人在回憶或思考這個既嚴肅又有趣的哲學問題,而這個問題在這塊畫像石被刻製之前的幾個世紀就已經存在了。這也暗示著華人德將觀眾帶入到同樣的思考之中。標題的四個字採用的字體是極為優雅的隸書體,此種書體在漢末廣泛使用,書體也奠定了莊嚴思考的基調,同時也引人入勝。
在標題的左邊,華人德寫下了東漢末葉“建安七子”之一劉楨的一首詩,詩名為《公讌詩》。詩中作者描寫了在一次聚會中體會到的歡娛和對人生的慨歎。詩歌的意象為理解畫像石的內涵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全詩由描寫悠閒的情景開始: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
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翺翔。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旁。
再來看拓片,三位站在橋上的人物可以被理解為在一起宴飲終日之後,此時正回到花園中夜遊。在月光下,他們看到花園中的景物也似乎具有了靈性:
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
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
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
隨後,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又好像為某種痛苦的表像所圍繞,詩人轉而敘述描繪非凡美麗之不易:
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
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
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忘。
於是,觀眾被帶入一種回憶,回憶自己人生經歷中不可言說的美。拓片的圖像成為記憶具體而普遍的所在,鈎起人對於極為超然而又非常美好的體驗和回憶。
最後,華人德在作品結尾處寫上題記並鈐三印。題記寫明詩作為劉楨的《公讌詩》,拓片來自徐州漢代畫像石,還有“甲申歲(西元2004)孟夏於吳中古薇山房人德”的題署。在題記後鈐有“華人德印”,隨後他又加添兩印,完成作品最後的佈局。標題後的印章內容為“無它”(表示“蛇”的意思,意为不要碰见蛇,以示问候-華人德注),是遠古時常用的問候語。觀眾欣賞中國書法往往從右上角開始,因而這個印章的位置表明它是一種古老的問候,同時也是一種邀請,邀請觀眾進入這件作品所營造的世界並參與對話。第二個印章亦是一短語,鈐在劉楨詩作開始的地方,內容為“金石延年”,意思是金石銘文可以使被記載的人物長久傳下去(所謂“死而不亡者壽”-華人德注)。同時也透露出這樣的信息:藝術家連同我們自己對金石的愛好與研究可以從中得到樂趣,以至健康長壽。
莊子曾聲稱道在瓦甓,華人德用並未言明的證據使人更加確信這一點,未加言明是因為“道”很難用絕對的定義來形容。《道德經》開篇云:“道可道,非常道”。華人德和早前的碑學書法家所不同的是,他將古代的文物和典籍首先看作想像的紀念物。對華人德而言,如何去把握這些歷史的載體,比起用學術的眼光來揭示它們的神秘,他更願意讓它們呼吸現代的氣息,用書法的和其它多元的方法來加以掌控。
编者注:此为美国学者 Ian H. Boyden 先生为华人德先生在美国的个展所撰写的文章《道在瓦甓:華人德書作的意象、主題和書法風格》,由华先生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