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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丹专访：做一个有学问的艺术家
《青少年书法》杂志2011年第12期
谷国伟：金先生您好！您对清代书法史的研究比较深入，尤其是对阮元、包世臣的研究更是有独到的见解，并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您认为这样的研究对当代书法创作有实际意义吗？
金 丹：书法史论研究对于当代书法创作当然有意义，这个意义，不是一般想像的那样完全是技法的指导，那是一种浅层次的理解，而应该是一种启发，读史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进步。读史要读出历史的真实，读懂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有对书法史深入了解，才能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书法流派、风格特点，才能知道自己前行的方向。对于阮元的研究，出于偶然，对于包世臣的研究出于延续，我正在对康有为进行研究，是出于滚动，也就是“滚雪球”，这三点恰好是清代碑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从偶然，到有意，逐渐形成一个系列。对清代碑学的梳理，是对清代书法史的重新认识，任何一个时代的成就，都是对前代的超越，对前代很模糊，何谈当代！帖学在清代被边缘化，因为什么？碑学成为主流，又因为什么？清代碑学的成就是什么?给我们什么借鉴和启发？清代碑学的遗憾在哪里？我们怎样弥补？当下的书法创作对于清代、民国书法是该延续还是超越？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谷国伟：您的书法创作既有雄强朴厚的一面，又不失含蓄淡雅。在创作上，您是如何把握好这个“度”的？
金 丹：这是一个真实的“我”，就像我在与人交流中不善言辞，常常木讷。但有时在讲课中却滔滔不绝，势来不可遏，都是我。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境时会有不同的表现。实际上，雄强质朴与含蓄淡雅并不矛盾，而是一个人的不同表现罢了。王羲之书法就蕴含着平正和奇绝两个方面，他没有写过八尺条幅，如果他写，我相信他不会像《兰亭序》那样优雅，一定显出雄强来。当然，有时也会在一幅作品中兼而有之，也并不奇怪。对于书法创作，我有明晰的喜好：我崇尚朴，而不喜拙；我崇尚蕴藉，而不喜张扬；我崇尚雅逸，而不喜轻浮；我崇尚自然，而不喜造作。刚才说到真实，这是我的追求，求真！真是不做作、不隐藏、不刻意、不装假。我特别喜欢那种可遇不可求的偶然，真实而又生动，是无法重复的，有时我为了找到这种偶然，不惜撕掉很多不自然的作品。董其昌认为平淡是最高境界，我极欣赏，但我创作时常常激情洋溢，无法做到平淡，我相信这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与我的年龄相合，与我的状态相合，是真实的，我认为我还处在追求绚烂的时段，过早地追求平淡可能会真的淡而无味。滑纸健毫时，我的作品会呈现出流畅，粗纸柔毫时，我的作品又会呈现出苍茫，材料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一切都顺其自然，不掩饰，不矫情。再者，大字重在气势，小字重在精致，这已经不易，但更难之处在于，大字要能收得住，小字要能放得开，况且，我更愿意于质朴古厚中显飘逸灵动，这就是一个“度”了。“度”是一种立场，“度”是一种姿态，“度”是一种经验。
谷国伟：目前，书坛存在一种特别明显的现象：重视创作而轻视理论研究，而一些理论研究者的研究却显得非常浮躁和浅显。书法重形式，轻内涵；理论研究重表象、轻内容，重提口号。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金 丹：说得很好，当下的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各有偏废，没有学问的书法家和没有实践的空头理论家一样，都很普遍。我常碰到这样的人，在某个展览的座谈会上，某著名书法家发言，从书法创作谈到书法史，对于书法史上的一些概念、风格、现象等，一开口便错，而自己全然不知。更有甚者，有某理论家悄悄问我：“你说书法真的能抒发情性吗？不许说假话！”一开口便知他不会写字，他的理论一定是隔靴搔痒。说实话，现在报刊上发表的很多文章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东抄西抄，七拼八凑，将来都是废纸。哪怕你的题目小，解决了某一个小问题，它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大而空。我给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提意见最多的四个字是“选题太大”。基于创作，有人意识到当代的书法创作都是抄录古诗词，建议能够学习古人，提倡自作诗词，这个建议很好，我二十几年前就撰文呼吁过，但现在想来，也不尽然，我们已经与古代的生活渐行渐远，推开铝合金窗，窗外的是钢筋混凝土的高楼，便没有了古人的那种闲适的情致，诗兴也大打折扣。也许书写唐诗宋词这样的古代经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但不妨碍我们可以拓展一下我们的书法创作方式，关键是怎样借古开今，以书法来抒发自己的情性，而不是抄书匠、写字匠。你谈到现在的书法创作重形式，一点都不错，做表面文章的不在少数，注重样式的设计、纸张的拼贴、章法的编排、颜色的搭配、作品的装帧，完全把书法当成设计了，现在展厅展出的作品虽然有些创意，但只是花哨，回到博物馆，古人的作品仅是手卷、条幅、对联、中堂，却很宁静，有内涵，我曾不止一次地感慨，难道我们的创造力在这点上超过了古人吗？不在内涵上下功夫，终究浅薄。
谷国伟：理论研究与书法创作是书法的双翼，您两者兼而从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之间的互相补充和影响，您有什么感受？
金 丹：我没有什么成绩，我的理论研究和书法创作引起大家的关注，是我的荣幸。作为创作者，我不愿意做一个没学问的人；作为研究者，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性情的人。因此，做一个有学问的艺术家、做一个有性情的学者，是我终身的追求。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不矛盾，甚至能相互影响、互相作用，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是深层次的，不是表象的。但反过来说，理论和实践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有功利心的人非要“理论指导实践”不可，技法理论可能对于实践有些指导意义，其他尚没有这么简单！但一个没有理论素养的人创作高度一定有限，眼不高，手不可能高，而且“眼高手低”是永远的，不可能反过来。齐白石有一方印，叫“不知有汉”，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汉印吗?他是要超越汉印！理论是一种修养，是一种素质，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没有理论素质，创作有可能流于浅薄，过于强调合理合法，创作时会受到束缚，而最终背离了创作的本质。因此，我从不以个人创作的好恶和经验来评判书法史和书法家的得失，也从不以书法史上某家某派的思维和技法来束缚我的创作。前者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一味地以北碑为至尊，产生偏激的理论导向；后者如包世臣，某人谈笔法、某人谈章法，他都笃信不移，创作中不能放下，而导致他的作品难以达到一个应有高度。
谷国伟：自全国第六届中青展获奖以来，您几乎不参加各种展览和赛事，把精力都放在了理论研究和教学上，您如何看待如今的一些展赛？
金 丹：你已经注意到了，从六届中青展后我几乎没有投过任何展。我看到人们不顾一切地投展，甚至有一人投上百件的，这种风气是很糟糕的。展览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展览也是有弊端的，因为展览有导向作用，这对于创作是不利的。正好前两天有一个我以前的学生来访，告诉我他刚刚入选了某展，我首先为他高兴，他在学校时“二王”一类写得很好，他说为了能上此展，分析了近年来的展览趋势，说写“二王”的太多，要在里面脱颖而出很难，于是临时练习了赵之谦的行书，结果如愿以偿地入展了，他说也许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写赵之谦风格的作品。这说明一个问题，现在的展览，虚假现象严重，代写、抄袭除外，风格居然也有假的、有临时应对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即人！人失去了真还有什么？当人们都疯狂地投展时，我悄悄地淡出，并不是我狂妄地蔑视这些展览，而是想借此说明入选展览或获奖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创作出一批能属于你自己的书法作品，千万不要为了入选某一个展览而伪装一次自己、丢掉自己，或者根本就找不到自己。被展览牵着鼻子走，真的很悲催！一个真正有个性、有追求的艺术家绝不会如此！你说我把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是事实，但我绝不轻视创作，只是没有在这些展览上露脸而已。
谷国伟：南京艺术学院的书法教学有鲜明的特点，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书法家。您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多年，请介绍一下南京艺术学院书法专业的教学情况。
金 丹：南京艺术学院的书法教学近年来得到高校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很让人欣慰。就像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高校的书法教学一样，各有千秋。每个高校各有特色，探索出本校的教学模式是好事，总比随大流、没特点为好。从总体来看，南艺的书法教学特点是以传统经典为主要学习对象，着重于对传统的继承，不鼓励学生涉及流行书风，不过多地探索现代书法。当然，各校也会因教师个体的原因，而不尽相同，因此，我只谈我自己的感受。我主张以古代统的书法教学融入当代高校书法教育，找寻古代书法教育中的良策，并利用院校教育的优势，探索新的书法教学模式。南艺书法系教学层次齐全：博士、硕士、学士。书法本科四年，文化公共课除外，专业课科目有书法史、篆刻史、书论、印论、画论、书法美学、古文字学、楹联与诗词、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篆刻、中国画、书法创作、毕业创作、毕业论文等，有理论课，有实践课，有关于国学修养的课，有相关专业的课。而每个阶段以临摹古代经典碑帖为主（创作课程除外）。我一直认为，本科阶段，着重技法的解决和基础修养的培养，硕士阶段在此基础上逐渐有自己的创作趋向和建立自己的审美标准，博士阶段着重理论研究，有创造性研究成果，并能兼顾创作。学院教学的特点是共性的传授，加上个性的引导。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教，而特殊性的东西是学生自己，教师不可以包办代替，而是适度引导。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教师，不能误导学生，不能扼杀天分，不能让学生学自己；要善于引导，善于发现人才，善于对待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教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