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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金丹博士
《青少年书法报》2012年10月2日
宗绪升：金丹兄好！我们对书法史研究方法做这次访谈，以下所有问题均可结合兄的博士论文，所提问题够兄写本书的了，但请兄回复尽可能简明扼要。请问金丹兄，书法史研究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金 丹：呵呵，是可以写本《书法史料学与研究方法论》，但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本事。书法史研究看起来是一个很“专”的研究，但需要有“博”的知识面。你问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我想是知识储备，先读书，后做研究。我们常说，书法的临摹和创作，需要先专后博，先学某家某帖，然后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而书法史研究，需要先博后专，我们知道学历层次越高，研究的课题就越集中，书法史博士往往就研究了书法史上的某一个点，但毕竟是博士，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还叫博士吗？博者，知识渊博也。以较广阔的知识面去研究一个点，才能以小见大，就像一个金字塔，下面需要有宽阔的基础，上面越来越尖。
宗绪升：有志于做书法史研究的人应该了解哪些诸如目录学、校勘学等基础知识？或者说对书法史研究起到辅助作用的学科有哪些？
金 丹：你说到做书法史研究的人应该了解诸如目录学、校勘学等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往往艺术院校的书法史博士是缺乏这方面知识结构的，他们往往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反之，有些综合性大学或师范院校的书法史博士，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往往又没有书法实践的经验积累，有些人甚至不会写毛笔字，他们的研究总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痛处。就我自己而言，比如我在做包世臣研究，首先要解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需要文学知识，特别是古典文献的解读能力。然后发现《艺舟双楫》有多种版本，且各有异同，错字、讹字及脱衍情况需要弄清，于是先做《艺舟双楫》校注，而我并没有系统学过校勘学课程，那么，我得先补课，先读了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又读了程千帆、徐有富著的《校雠广义》等书，当然，我在先期研究阮元课题时，已经对清代校勘学有了不少了解，乾嘉学派的校勘学是极有成果的。《艺舟双楫》的校注，还牵涉到训诂，对字、词的解释力求准确，也就是这样，我发现早我几十年的祝嘉先生曾做过的《艺舟双楫疏证》，里面存在着大量错误，原因是他凭借着自己的理解来读《艺舟双楫》的，而实际上很多地方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样。此外，对书法史研究起到作用的学科还有很多，诸如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文献学的、金石学的……要看你研究的课题是什么，比如研究徐渭，可能戏剧学的也要关注。比如我目前在编纂《包世臣年谱》，研究中还要涉及到他的儿子包诚，发现连医学的知识都不能缺少，因为包诚是医学家，著有《伤寒审证表》等。如果对医学的常识不了解，查找这方面的交游、著述情况也毫无头绪，毕竟隔行如隔山。实际上，包诚的医学是受包世臣的朋友张琦的启蒙，张琦既是书法家，也是医学家。由此看来，学贵“通”和“博”。
宗绪升：何谓史料？与书法史研究相关的史料大致有哪些？
金 丹：这像是考试题目，呵呵。所谓史料，就是历史资料，是研究或讨论历史问题的根据或依据。目前对于史料本身的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史料学”，如冯尔康先生就著有《清史史料学》。书法史研究涉及的相关史料很多，大致有通史史料、档案史料、地方志史料、文集史料、谱牒史料、传记史料、年谱史料、笔记史料、墨迹史料等等，如《汉书》、《晋书》、《清史稿》等，就属于通史史料，再有如历朝皇帝的《起居注》和《实录》；档案史料，包括清宫档案在内的一些史料，如任职、科举考试、奏折等；地方志史料有它的独特之处，就我的博士论文涉及的史料来谈，如《续修江宁府志》中，就有关于包世臣的记载：“（包世臣）居鼓楼侧之绸市口，户外之履常满。又善谈论，娓娓千百言，皆使人之意消。”这则记载太重要了，把包世臣的形象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所谓文集史料，如清人汇编的各种文章集子，即图书分类中的“集部”。如包世臣身边人的文集就是需要一一去读的，例如梅植之的《嵇庵文集》、吴德旋的《初月楼文钞》等等，这样既可以了解清代有关政治、经济、学术各方面的情况，也可梳理包世臣的交游情况，更可以集中了解包世臣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力图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的真相；谱牒史料，即家谱类书籍，可以考证和了解其家世情况；而传记史料，则是后人对个人的总体评价，就我的课题涉及的，有《清史列传》、《碑传集》、《续碑传集》、《清代七百名人传》、《国朝先正事略》、《初月楼闻见录》、《清代学者像传》等，还有如燕京大学所编《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的收录甚丰，是便于利用的，当代学者所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等都应是研究必备的书籍；年谱史料，有自订者，有子女编者，有门人编者，更有后人编者。如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胡朴安编《包慎伯先生年谱》等；笔记史料，所谓笔记，就是一些笔记体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分为杂史、杂家、小说家三类，即所谓“一时之见闻，不得为正史”的一类书，有现成可参考者，中华书局出版有“唐宋史料笔记”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书、“清代史料笔记”丛书，其中关于我涉及的清代笔记如《履园丛话》、《郎潜纪闻》、《浪迹丛谈》、《冷庐杂识》、《扬州画舫录》等，还有一些罕见者，未曾出版过的，则需要自己去查阅古籍善本或缩微胶片。还有墨迹史料，则包括书画作品、印章、题跋、手札、手稿等，需要判断真伪、释读文字，为一手资料，十分珍贵。清代的史料浩如烟海，既多且杂，要想梳理清楚还是很有难度的。
宗绪升：如何搜集史料？
金 丹：搜集史料有四字诀：“竭泽而渔”。比如研究包世臣，他的文集是必读的，但不能光读他的文集，如他的老师、朋友、亲人、同道及同时代人的文集，都要一一读过。往上了解包世臣的老师邓石如，往下了解他的学生吴让之，横向再了解他的朋友张琦、了解他同时代人阮元、伊秉绶、陈鸿寿等等，还要通过一些笔记、书信、诗词、题跋来了解。那么，怎么能知道这些人有什么著作，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来查找，如《清人别集总目》就可以用来参考，还有如《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都收录了大量清人著作信息。然后再通过图书馆的目录查询，以及各种文字中所透露的信息去查找。这就是你前面所提到的目录学，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要学会利用各种索引，从中得到你想要了解的信息。现在信息发达，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检索，所以也就多了一个文献信息检索的渠道。今天的青年学者，少了很多前辈学者坐冷板凳的工夫，但也多了一些事倍功半的新方法，即电子文献检索，这是一件新鲜事物，顺应时代的发展，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及很多电子文献（电子古籍），一些重要资料，老一辈学者可能要坐在书斋中读上几个月的书才能找到，而我们也许用不着一个小时就能检索到，但反过来，不要以为他的书白读了，他了解的是整体，而你了解的只是片段，但效率大大提高了是事实。如中国知网可以查询专业论文，包括博、硕士学位论文，各大专业刊物发表论文的电子版。电子文本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也因此带来抄袭现象的泛滥，因为转贴方便，有人将我的文字整段贴进他的著作和论文，即使我不去说他，也会给后人留下笑柄的，因为一定会被后来的研究者所发现的。
宗绪升：如何做史料分类？以及怎样对已经分类的史料进行鉴别与辨伪？
金 丹：丛文俊先生曾跟我聊到过收集史料，他说要分若干个口袋，某一资料放在某个口袋，分门别类，将来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我们的前辈学者，都喜欢用卡片、用信封，将所读、所见的重要史料分门别类记在卡片上，装在信封中，这是一个极佳的方法。我们一方面可以延续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在电脑中建若干个文件夹，将各种资料收罗其中。对史料的鉴别和辨伪，需要一些综合实力，如果是文字史料，要对其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思想、语言、习惯、史实等各方面做研究，如果是墨迹史料，还要从作者书法中的笔法、风格等鉴别真伪。比如我在研究阮元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阮元《致小松札》，给我的研究增加了一条重要材料。我很慎重地对信中的史实进行考证，信中所提及的各个事件、人物都一一考出，于史实没有任何出入，并考证出该信具体写作时间，应该确认无疑了，于是我写了一篇《阮元致黄易手札小考》，并将此手札收入拙著，以说明阮元与黄易之交游。在写作过程中，始终觉得其书法略显做作，与阮元风格不合，但又不敢轻易怀疑，因为毕竟不是拍卖会的拍品或私人所藏。我仔细将阮元这一时期的墨迹取出，特别是大量的手札，一一比对，从笔法，到取法，到风格，无不露出破绽，最终我认为这是一件照着原作临摹的伪作，内容是真实可信的，而字是伪造的，于是我将这件手札从我的《阮元书学研究》的书稿中删除，幸亏还未出版，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后来读到沈津先生的博客，他提到安徽省图书馆所藏一批名人手札多是伪迹，我便释然了。
宗绪升：对史料的内容与来源要做哪些考证？
金 丹：这个问题问得好，这说明史料的内容不一定都真实有效，要溯源和考证。就是要找出这段史料的来源（出处），是否可靠，并加以考证。举个例子，在包世臣研究中，我曾引用《清史稿》，中有“合肥沈用熙最后出，至光绪末始卒，年近八十。毕生守师法，最为包门老弟子。”我查了沈用熙的生卒年，为1810—1899，即嘉庆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五年，既非光绪末（光绪直至三十四年结束），又非年近八十（沈实八十九岁，虚九十岁）。所以说，就连《清史稿》这样的史书也会有错的。最近我在读茅海建的《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他从朱维铮等前人研究成果中，得知康有为的《我史》中有“作伪”的成分，过分地抬高自己，也就是说连康有为自撰年谱都不敢完全相信。于是他产生一个念头，给康有为《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能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鉴别真伪，他跑遍了全国各大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乃至港台的大学及图书馆，查阅资料，写出了这部80多万字的书，这仅是康有为一生中的5年。前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当发现史料有疑问时，应加以溯源和考证。
宗绪升：因为史料价值有一定差异，如何对其分等、解释与利用？
金 丹：史料价值的差异，源于史料的来源。首先要尽量引用一手资料，如果史料来源不明，一定要追根溯源，查到他的源头，一手史料是最有价值的。顾炎武曾提出做学问有两种，一是采铜于山，一是买旧铜钱充铸。我们首先要做到最大程度的上山采铜，然后也可适当利用一些废铜。现在的人愿意上山的极少，都图省事运用二手、三手资料，而这些史料在价值上就有了很大差异。其次要看史料是否可靠，这就牵涉到考证，考证中也要尽量避免孤证。至于如何解释和利用，就是要将史料还原到那个情境中去解释、去阐释，而不是完全根据你的想像，因为我们毕竟离古人很远了，思维是有差异的，在运用中也是如此，切不可断章取义。我在包世臣研究中曾举一例，说康有为，他在提倡藏锋时引用王羲之的书论：“用尖笔须落笔混成，无使毫露。”意思是说王羲之认为不要露毫，这就为他的藏锋说找到了根据，当我翻开王羲之《书论》仔细阅读时发现，王羲之的原文是：“用尖笔须落笔混成，无使毫露浮怯，举新笔爽爽若神，即不求于点画瑕玷也。”“无使毫露”后面省略了“浮怯”二字，实际上，王羲之是说不要让尖毫露出漂浮和胆怯的感觉，要浑然天成。两字之差，语意全非。这就是这段史料康有为没有能够准确地解释，运用也不得当。再如包世臣的《历下笔谈》中有句：“伯几如负暄野者，嘈杂不辞”，祝嘉的解释是：“鲜于枢则奇态横生多变化”，而我的解释是：“鲜于枢的书法如光着脊背晒太阳的山村野夫，不惜吵闹之声。”祝嘉解释为褒义，而我解释为贬义，这对于研究包世臣的书法批评观就很重要了，同样一条材料，两种不一样的解释，因而在运用时就有了不一样的作用。
宗绪升：书法史研究的对象有哪些？
金 丹：书法史的研究对象，包括书体演变史、书法流派史、书法教育史、书法鉴藏史、书法批评史，还包括个案研究、群体研究、现象研究、地域研究、接受研究、材料研究、技法研究、范畴研究、美学研究等等。实际上包含了方方面面，如白谦慎写傅山的应酬与书法的关系，柯律格写文徵明的社交与艺术的关系，不一而足。
宗绪升：书法史研究有哪些方法？
金 丹：毋庸讳言，书法史研究，相对于文学史研究、美术史研究，明显滞后，近十年来有了长足的进展，成果斐然。书法史的研究方法即沿用了这些门类研究的基本方法。大约有考据法、比较法、阐释法、归纳法、统计法、图像研究法。胡适认为：“考据就是有证据的探讨。”陈垣也认为：“考证是史学之门，不由考证入者，其史学每不可言。”比较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进行比较，他们之间有无相互联系和影响，有无共同特点和规律可循。就书法史研究来看，将两个同一时代、同一背景下，而风格迥异的书法家进行比较，尤有意义。阐释法与归纳法，正好是一对范畴，即演绎与归纳，演绎是从一般原理到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而归纳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但阐释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不是光靠口才和文采，一旦史实的墙基倒塌，他的一切结论就会跟着一起倒塌，变得毫无意义。统计法，可以数据说话，也可以列表，如我对崇董书风的研究，就列出一张表，将从明末到嘉道年间取法董其昌的书家一一列出，得一两百人，通过这样的统计，可以得出崇董书风在当时盛行之程度，我的《包世臣19次参加科举考试情况表》也算是一种统计吧。之所以说图像研究法，而没有直接说图像学，是因为书法史研究中对于图像的研究与西方的图像学是有区别的，不能完全等同。实际上，书法史中的图像研究，多是对书法图版的排列、比对、鉴别、分析等。
宗绪升：如何写书法史论文？
金 丹：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说两点感想吧。首先是选题，而题目的来源，出于你在读书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搜集资料，我曾见过有的研究生很能收集资料，但不会应用，都罗列在论文中，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实际上，收集资料就像是到菜场买菜，把菜放在一起就是美味佳肴了吗？要烹饪，烹饪就是写作。我的建议是从小做起，先尝试着从一篇小文章写起，先解决一个小问题。其实写小文章、解决小问题不容易。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看到现在的报刊杂志发表的很多文章，将来都会成为垃圾，因为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东抄西凑、人云亦云的，没有价值。汪世清就是一个善于写小文章的学者，他考证书画家的生卒年，引经据典，他的《艺苑疑年丛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史上的疑问。如果要结合博士论文说的话，一篇论文要求在8万字以上，一般10几万字、20万字，那就是一本书了，但它比书难写，书可以是介绍式的，如可以介绍包世臣的生平、书法艺术的风格、作品赏析等等，但论文是要有论点、论据和观点的，博士论文更是要有独创性的。其次，一篇大论文，其实也是可以从点做起的，我是先读到何绍基的一则题跋，说：“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那么，我就有好奇心，到底有没有包派？包派在哪里活动？代表人物有哪些？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审美追求？作品面貌怎样？这就是问题意识，不断地追问，于是我写了《论包派》，把我自己疑惑的问题一一解决了，很有收获，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博士论文中的一节。也就是说，我的博士论文并没有按照时间先后的发展顺序而写，而是发现问题，就先解决问题，这样避免了平铺直叙，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和方法，我不知道别的博士生是怎么写的。
宗绪升：书法史论文体例有哪些？
金 丹：我觉得体例是相对的，比如对于一个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需要学会一定的写作模式，引导他走向规范，但又不能写成“八股文”式的论文，都一律是时代背景、书家生平、风格介绍、后世影响等等，毫无新意，这是最常见的体例，但这样的论文味同嚼蜡。比如我写博士论文，第一章我写包世臣生平，当初开题报告时就有老师提出，生平可以不写，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也要看怎么写？写什么？如果你研究的是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对象，他的生平不太清晰，需要从考证中明晰起来，比如写吴让之，那么这个生平是太有必要了，因为他本身如在云里雾中。如果说人人尽知的，比如颜真卿这样的一流名家，生平书上也能找到，生卒年也没有疑问，要你重复一遍干什么？包世臣的生平也很清楚，本没有重复写的必要，但我发现他一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考试的次数，多种书籍上说的都不一样，于是我先考证包世臣一生究竟参加了多少次科举考试，最后确定了是19次。现在一个人考研考三年不取就快崩溃了，包世臣居然考19次，是一种什么样的毅力，况且两三年才能考一次，再加上恩科，几乎考试涵盖了他的一生。这样，我以19次科举考试为主线，叙述了包世臣的生平与学术，不仅有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对于研究包世臣是有意义的。说体例是相对的，就像书法，有法而无法，但论文必须遵守学术规范，这是毋庸置疑的。而现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是学习西方的，什么关键词、内容提要，什么1.1，1.1.1，1.1.1.1，说实话，我很不喜欢，用中国人的第一章、第一节，多好！但可能要因学校要求而异。但注释和引文出处是必须要的，要不然东抄西抄，混乱不堪，这点是个进步，我们的古人，引用前人的话，既无引号，也没有注释，常常与自己的语言混在一起，难辨你我，使得我们在研究是常常弄不清最初的那位第一作者是谁？我觉得写书法史研究论文是可以从体例上写出新意的，总体构思要不落俗套，切入角度要新颖，叙述方法要独特。但这就跟说书法创作要写出自己的风格一样，说得容易，实际上很难，所以对于书法史研究还是先以规范为第一，能规范再求新意。
宗绪升：推荐几部史学研究方法的书籍如何？谢谢！
金 丹：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彭卫、孟庆顺的《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等都值得一读。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推荐看一些现当代学者治学方法的书，从中可以得到启发，如张世林编的《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上中下三册，其中如金景芳的《我和先秦史》、白寿彝的《我和中国史学史》、张岱年的《我和中国哲学史》、胡厚宣的《我和甲骨文》、张政烺的《我与古文字学》、王永兴的《我与唐史研究》、饶宗颐的《我和敦煌学》、来新夏的《我和古典目录学》、高明的《我和中国古文字》、汤一介的《我和中国哲学》等都非常值得去读，知名学者的治学经历和治学方法可以给我们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