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晴：用一生铸造书法“金字塔”

　　采访书法家刘小晴是在他家里的工作室。除了常见的宽大书桌、纸砚笔墨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整墙的书柜，里面放满了已经泛黄的字帖。刘小晴告诉我，书柜里的以及装在箱子里的字帖加起来共有二千多册。这份对字帖的热爱，一方面源于他对书法理论研究的痴迷，另一方面还源于他儿时的经历。
　　海派国画大师程十发曾评价刘小晴的书法，“深谙欧阳询《九成宫》的妙谛，因而构筑自己楷书营垒，上窥魏晋，下探宋明，不掠新奇，但求平正。”
　　字如其人，刘小晴是个质朴的人，喜欢朴素的美，不屑于以狂怪乖张博取关注，而是希望以人们看得懂的潇洒自然、秀敏灵动，让书法飞入寻常百姓家。
　　瘦高的身材，清癯的面容，走路不疾不徐，说话慢条斯理，外表平和的刘小晴骨子里还有份若痴、若颠、若狂、若醉的浪漫精神，如同他过耳的银发，有份飘逸和超脱，增添不凡的气度。他是个性情中人，采访中，毫不掩饰人生中的坎坷岁月以及悲极时的两次“嚎啕大哭”……
　　刘小晴还真诚直率地对我说：“我很清楚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将来都可能被历史淘汰。”如此谦卑心态在当今浮躁的社会已属罕见，这也源自他对书法艺术传统的敬畏之情。他并不在意当下的虚名，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的是古人书法的至高之境，因此他能超然于功利之上，于清贫中耐得寂寞，以游戏三味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的甘苦之中，努力攀登书法的“金字塔”。他把在书法中获得审美愉悦的过程看作是一个人格的磨炼过程，“泊然无感，体气和平，名利之心要淡一些，但艺术追求要不择手段，贪得无厌，以不争而无下莫能与之争，方能戛戛独造而有所建树。”刘小晴如此总结道。

刘小晴扇面书法精品

行书 唐 杜牧 江南春

　　偷练书法，排解苦愁
　　刘小晴出生于1942年，成长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上海体育学院的教授。刘小晴回忆，他从小生活在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的家庭中，且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中西合璧”式的，母亲偏爱于西方艺术，从小教他学芭蕾，学钢琴，而父亲偏爱传统国学，喜好诗词，教他学古文，练书法。遗憾的是，美好的童年记忆止步于他15岁那年，1957年，全国开始“反右”斗争，刘小晴的父亲被错划成右派，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1959年，刘小晴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因为家庭成分以及身体的缘故，连着三次都没考上，这让他非常地失落、郁闷，觉得山穷水尽、毫无出路，一直积压的情绪终因一件小事而爆发，刘小晴在家里嚎啕大哭，恰巧被住在隔壁的一位邻居，也是宝山区的一位领导听到，起了怜悯之心，就介绍他到宝山人民医院的中医带徒班去学中医，一学就是6年。一片漆黑中上帝给了一缕曙光，刘小晴牢牢抓住这份难得的“希望”，非常用功地学习。与此同时，通过朋友介绍，刘小晴开始师从书画家钱瘦铁学书法。钱瘦铁的书法、绘画、篆刻都堪称精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吴昌硕（苦铁）、王大炘（冰铁）并称为“江南三铁”。然而，到了六十年代，钱瘦铁的生活陷入困境，画卖不出去，学书法的人几乎没有，21岁的刘小晴就在此时，带着些水果登门拜师，成为了钱瘦铁的关门弟子。
　　有了中医、书法，刘小晴的生活开始稍有起色，然而噩梦却依然不依不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小晴的母亲因一张与刘少奇的合影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父母工资由每月二三百元极度缩水到十五元，原来家里有四间房间，被压缩到一间房，另三间房住进了其他人。
　　“那时经常有人来抄家。街道里还挂着一个高音喇叭，语录歌一播完，接下来就是勒令哪个牛鬼蛇神（某个教授）到哪里报到。所以我们全家一听到喇叭放语录歌了就特别紧张。有时半夜里教授们还被抓到操场上，被要求从排成一排的方凳子下爬过去，学生们就在一旁朝他们泼浆糊、墨汁。”刘小晴唏嘘着回忆道，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一件难忘的事。
　　有一天晚上，刘小晴的父亲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把家里收藏的几十本古代的碑帖以及几本诗稿悄悄转移到父亲的侄子家里，“父亲喜欢书法，他觉得家里的钱被抄掉无所谓，字帖不能抄掉。父亲认为侄子是工宣队的头头，且根红苗正，放到那里比较安全。不料，一年后一天，他忽然到我家里讲，他被认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别人扬言要到他家里抄家，于是就把我们当时转移到他家里的黑材料（他不知道是字帖）全部放到灶头里一把火烧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刘小晴的眼泪簌簌地掉下来了。更让他难受的是，1967年年底，因不堪残酷的批斗，老师钱瘦铁自杀了。
　　1968年，中医班毕业后，刘小晴下放到宝山刘行当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在艰苦的农村，刘小青一方面帮村里的村民们解除各种病痛，一方面又通过书法“自我疗伤”。每当夜深人静时，刘小晴就开始练字，把人生的痛苦，失落的情绪全部倾泻在书法中，得以解脱。1974年，刘小晴又拜著名书法家胡问遂为老师，后又师从著名书画家应野平学画山水。
　　如今，书法被公认为高雅艺术，受人追捧，然而在那个年代，书法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受到社会上的歧视。刘小晴卫生室所在大队的大队长也很看不惯他练书法，一天，当面拿走了他练习的字帖《褚遂良雁塔圣序》，准备拿到公社充公。刘小晴内心焦虑万分，那可是他身边侥幸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本字帖啊，幸运的是，队长走了一百公尺又折返回来还他了，“估计他想想不对，不能够得罪我，还要找我看病呢，这本字帖又幸存下来了。”
　　“那个时候写字条件非常差，为什么我小楷写得好，一大原因也是为了节约纸头，那时好的纸根本买不起，只能在很便宜的毛边纸或报纸上写，还要注意有没有毛泽东像。”刘小晴坦率地说道。
　　在农村当了十多年的赤脚医生后，刘小晴调到刘行卫生院做医生，当时那里的领导也是比较左的人，看到他写字，老是批评他不务正业，所以住在医院里的刘小晴只能半夜里悄悄在科室里练字，“那时，我还在桌上摆了本毛泽东语录，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了，马上把字帖藏好，装作在读语录。”

　　让书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整个艺术氛围有了好转，在书法界，刘小晴已声名鹊起。文革后，《人民中国》杂志第一次刊载书法作品，里面就有刘小晴的一幅作品。然而，书法上的成绩并没有立马改变他的生活状态。
　　“上海画院借调人员的第一批名单中有我，但是刘行卫生院的领导不同意，这成为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1980年，我去考上海中医学院的书法研究生，当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自己觉得考得很好，结果因为没关系，没后台落榜了，为此我一个人在寝室里流泪，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嚎啕大哭，正好这时宝山领导来视察我们医院，了解我的情况后，把我调到了五角场医院。”
　　人生有时需要一长段负重的狂奔，但悲苦终有到头的时候，坚持下去之后必有一个拐角，通往一条截然不同的光明之路。
　　1983年，刘小晴考取了上海中医学院书法研究生班，进修了一年，1984年，调入上海书画出版社担任专业书法编辑，正式走上书法专业的道路，此后又担任《书法》杂志的副主编，主要负责理论和文字一块。这份工作让他如鱼得水，大展拳脚。
　　事实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刘小晴就对中国书法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跑遍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书法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的资料室等，凡是涉及中国书法理论的书籍、资料都收罗过来，不仅背内容，而且还抄下来，这为他以后搞书法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在调到书画出版社之前，他就出版了处女作《书法技法述要》，影响非常大，全国图书评奖获得金钥匙奖，现已再版了十几版。进了出版社后，他以每天平均5千字的速度写书，又陆续出版了十多部书籍，其中60万字的《中国书学技法评注》把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分门别类，再加上注解、按语、插图，是本十分实用的工具书；二十多万字的《书法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从更广泛的美学角度谈书法技法。此外，他还出版了十多本字帖，发表了大量论文。因为著作等身，刘小晴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他还曾担任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繁重的书法理论研究之余，刘小晴也坚持书法实践，临池不缀。1998年时，克林顿访华，刘小晴被上海市政府选中为其表演书法。“1998年7月的一天，一早我就被叫去豫园报到，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克林顿来了，我为他写了‘积健为雄’四个字，克林顿对书法以及我写的内容很感兴趣，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之后又叫我和他一起合影，原计划克林顿这边最多呆十分钟，没想到他呆了半个小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给我们拍照的是外国人，想不到过了一个月，他们特地把照片寄到了豫园。”对于这段经历，刘小晴还历历在目。
　　在书法界，刘小晴在楷书上的成就为业界所公认，同时，人们众口一词、连连称道的还有他的书法教学，四十多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现已桃李满园。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刘小晴还在坚持教学，担任上海师大中国书法进修学院院长、上海书法家协会开办的书法研究班的老师等。在学生们心中，刘老师让他们钦佩的，不仅是精湛的书法技艺，还有他的博爱精神和慈悲心肠。一般而言，都是重金拜名师，但是刘小晴这位名师不但不收门下学生的学费，甚至还“倒贴”，他经常自掏腰包给学生买纸墨笔砚，对于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给予不菲的经济资助。当刘小晴了解到，很多农民工的孩子想参加书法考级，却连报名费都拿不出来时，特地在杨浦成立了一个教学基金会，以帮助这些孩子。他还慷慨资助一些贫困的画师，帮他们办画展。他的学生、青年书法家张卫东回忆道，“在九十年中期，我办学时没有广告费，向他借了钱。两个月后我去还钱，他说这个钱是不用还的。当时我很激动，但是钱坚决要还，老师这句话我会一辈子记在心中。”
　　在书画界，不少名家的作品被炒成“天价”，刘小晴名气很大，但书法作品要价并不高，他表示，“钱对于我而言是身外之物。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不能光给有钱的人看，也应该让穷人也玩得起，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你想，一个穷人拿钱来买你一张字，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喜欢，我愿意送给他们。”刘小晴还写了不少碑林，包括龙华烈士陵园里1000多块烈士墓碑、上海文庙里七八千字的孔子《论语》的碑林，都是他花几个月精心完成的，且不计报酬。
　　经历过人生坎坷曲折的刘小晴心软，看不得别人受苦，家里来了朋友，谈及某人生活困难，他转身就到房间里拿出10万元。杨浦区定海街道棚户区多，有“穷街”之称，刘小晴听说后，捐助了四十多万元。刘小晴，号“一瓢”，取之佛经里“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这也是他对待物质、名利的超然态度。

　　记者：在书法方面，你有一个“金字塔”理论，能否具体谈谈？
　　刘小晴：一个真正搞艺术的人就像造金字塔一样。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基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哲学、美学、文学、音乐、舞蹈、建筑等；第二，底座要铺得开，学书法时，以楷书为主，然后由楷入行，由行入草，还要旁通篆书、隶书，学的时候什么都学，但是这只是手段，最后一个目的是集中在金字塔的塔尖上面。这个“塔尖”有两个含义：第一，要有你的拳头产品，历史上没有一个艺术大家什么都好，提到赵孟頫就是他的行书，怀素就是草书；第二就是艺术风格，一个艺术家没有自己的风格，不能成艺术家。真正的风格是共性和个性的完美统一。我现在的拳头产品是小楷，其实小楷也是有各式各样不同风格的，有的小楷讲究趣味，有的讲究工整精细，这些我都会写，但我最后集中力量攻小楷中的《洛神赋十三行帖》，若我能在一点上有所突破，能和古人抗衡，就真的成功了。

　　记者：你如何看待书法传统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刘小晴：我是比较追求传统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特别在书法界，不是缺乏创新，而是缺少继承。我们的传统博大精深，真正把它继承下来，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我一直反对一个艺术家去刻意求新。实际上艺术并没有新旧之分，只有高低雅俗好坏之分，一个艺术家要有强烈的艺术个性，但是必须建立在艺术共性的基础上，首先要追求真、美、好、高雅，这些都是艺术当中具有共性的客观规律。唯独一样不好刻意追求，就是风格。在追求美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风格，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记者：你曾说过，书法求“险”之精妙，就是于那刹那间增之一分减之一分都不得的美妙，令人如痴如醉。如何理解这个“险”？
　　刘小晴：这就像一个杂技演员在高空表演，很险，重心稍微偏一偏，就跌下来了。初学书法，先求平正勿追险，险过头就变怪了，即俗也。奇而不怪就是险，险要靠胆识，还要掌握很微妙的变化，若大幅度的夸张变形，把人画的像鬼一样，虽与众不同却并不美。我在书法实践中追求精到、雅、变化，同时，牢牢把握好一个“度”字。这个度在书法里面非常重要，字要清而不薄，奇而不怪，正而不板。这就像古代，赵飞燕与杨贵妃，一个纤细一个丰腴，她们都美，因为都控制在度里面。

　　记者：为何致力于书法理论研究呢？
　　刘小晴：研究书法理论对我的书法实践很有好处，一是对书法历史的研究，对书法美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使我在自己的创作中牢牢把握方向。我喜欢看古人的作品，特别是不太出名的人的作品，人家不太注意的精妙之处我看到了，人家想不到的地方我想到了，就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二是一个艺术家的眼睛要“凶”。研究书法理论让我的眼界高了，知道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眼高手低”，我的眼界、立意很高，但是手跟不上，这也不是坏事，由此促使我不断自我否定，不断探索。

　　记者：书法教学讲课费低，又耗时间，你为何愿意花如此多的精力教学呢？
　　刘小晴：现代社会科技太发达，生活节奏太快，对传统冲击很大，中国书法开始在走下坡路。然而，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不能让这个传统失传，所以我很愿意培养一批书画爱好者，其中大多数人是零基础，需要从头学起，我愿意做这方面的基础教学工作。

　　记者：现在书画圈里名利思想很重，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刘小晴：搞艺术的人没有名利思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一直认为，名不要求虚名，要求实名，一个搞艺术的人要求后名，不要求时名。现在求虚名容易，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办展览，请人写吹捧文章。但要作品能和古人抗衡，非常难。利，取之要无愧于心。功利心太强，写不好字。我一直主张，学书法的人最好是业余的，有一份能维持温饱的正常工作，还有点闲钱，因为喜欢而写字，若要靠卖字生活，就很难静下心来写好字。

　　记者：你是如何看破名利的呢？
　　刘小晴：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看淡了。真正的人生价值不在于地位高低，赚钱多少，而在于你的作品是否经得起历史考验，是否能够流传下去。但这又谈何容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三四百年里只出一两个人。我很清楚的，像我们这样的将来都可能被历史淘汰。所以搞艺术的人，要有个追求的目标，同时要享受艺术创作的甘苦乐趣，至于成功不成功只是一个结果。我一直讲，当我真正成功之日，也是我灭亡之时，真正的成功就是人书俱老，就像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在艺术创作的探索过程中，不断获得审美的愉悦，这才是最重要的。

来源:上海文联网站 上海采风  作者:胡凌虹

返回上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