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采访沈鹏先生时，值周志高、郑哓华二位先生因教学事宜面请沈先生。大家谦谦落座，畅谈不拘。其中内容，对当今书坛具有引领书风、纠正时弊的作用，故撷集在此，以飨广大同仁，同时亦权当访约付如吧。

 

　　写沈鹏先生，是不可以将他的诗和书法分开来的。他的诗与书法就如同骨肉血脉、连理姻缘，彼此之间水乳交融，不可分离。关于这一点，他曾在诗里写到：

      五色令人目眩昏，我从诗意悟书魂。

      真情所寄斯为美，疑是穷途又一村。

　　与沈先生的交谈，开篇话题自然落在了今年上巳节在北京西山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举办的诗词研讨会上。谈到上述感受时，沈先生说：我写书法，研究美术，又写诗词，朋友们说我从中找到了通感，我想这也是有的。

　　在沈先生的书作里，常常书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往往就是他的诗与书法的联璧之作。书中寓诗采，诗中寓书情，诗文与笔情墨趣洽合无间，使书作极富感染力。能够发于吟咏，而又能形于笔墨，这对于一个书家来说，是一件很引以自豪而又深觉幸运的事情。常言有句“因羡鱼而羡养鱼之人”，深羡沈先生，因为他渊养着“双鱼”。当今能有如此享受的大家，可谓凤麟阙如。

　　沈鹏先生的书法艺术创作，不但在形式方法上将诗词与书法紧密结合，而且在艺术思想理念上亦是通审思融，往往是，论书，其实也是论诗；论诗，即是在论书。他说：

　　作诗过程中，诗的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作为一种特定的美的艺术，无时无刻不受到规范，又无时无刻不向你敞开“规范”提供的广阔天地。只有适应和征服这种特殊的“规范”的制约，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说它束缚思想或是解放思想，都要看在何种意义上立论。但是特定的规范、程式，却是各门艺术都存在的。

　　沈先生此说的深意更在于：

　　书法也是深受制约的一门艺术。书法以汉字为创造的基础，离开汉字无所谓书法，而每个汉字（包括各种书体）的字形是不可能任意移易的，这也类似诗词的格律一样迫令语言就范。要求书法艺术表达情性哀乐、笔墨情趣而不首先掌握字形结构是无法想象的。可是也有的“急性人”嫌学习方块字结构麻烦，索性推倒杜撰或者彻底放弃汉字，这就从本源的意义上脱离了书法。如果这也是因为汉字“束缚思想”，倒不如说离弃了一个特殊的表达情意的自由天地。

　　沈先生由诗词格律谈到载体于汉字的书法创作，他的这些感悟和认识，可以为书界许多问题的思考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畦径。如“如何看待书法的继承和发展”、“如何定义现代书法”、“何为书法创新的底线”等等问题，不一而足。引用这段话于此的另一用意，是想将之作为谈论当中所提到的几个有关书法探索问题的思考依据。

　　当今的中国书坛艺术思考积极活跃，书法创作的探索也充满活力，但对于那些探新行为，及个别奇异现象，包括所谓的一流一派，现在众词难平，褒贬不一，这对书法的正常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使一大部分书法爱好者良莠难分，甚至无所适从。那么，如何看待、评价这些探索性的创作，有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呢？关于这些问题，沈先生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而且他思考的心态更加冷静和宽容，他的视角更加客观，更加历史，也更加有高度：

　　研究书法，要多从书法史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思想思想”，是说人在思想的时候，先要思想那个“思想”，反思那个“思想”是否合乎真理，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理念上形成的思想。这种反思的精神十分重要。我们从事书法，对书法本身的认识也是在发展和变化中，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已经穷尽了对“书法”的认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思想”，可不可以说，我们在从事书法的时候要多想想我们究竟如何认识书法，我们究竟为什么和如何从事书法，这对于提高我们的认识会有很大益处。

　　艺术的美与丑可以从多种意义理解，多种层面分析。艺术中的美、丑不同于生活中的美、丑。艺术家把生活里丑的本质揭示出来，便有了艺术意义上的美。生活里的丑的事物，是同生活里美的事物相对而言的，由“丑”到“美”又有许多中间环节，很难简单地一言以蔽之。那么，对于艺术中有些不具备美的素质的作品该如何评价呢？我想至少不能说非“美”即“丑”，更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判断美与丑。每个人对艺术可以有偏爱，在一定意义上正因为有偏爱才有艺术领域的丰富多彩，但是偏爱不等于偏执，还要尊重别人的偏爱。既然我们面对的是精神产品中的一个特殊门类，我们的评估就要考虑到这一门类的特点，尊重艺术的本体规律。书法作品的优劣，高低以及文野、雅俗等等，远非“美”、“丑”二字可以一言以蔽之，如果要谈“美”、“丑”，还首先要弄明白在什么意义上来谈。米芾曾评颜柳“丑怪恶札”，自有他的标准，而米芾其实曾受过颜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必因米芾对颜柳有过不公平而废了米芾的其它言论。总之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我不是说不要区分书法艺术的高下，是认为要多一点“思想”的“思想”。

　　书法界还是要多点开放意识。问题常出在人们的理解还有问题。好像一说开放，就以为要搞现代派艺术了，就脱离汉字了，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当然对现代派艺术，也要有分析。我们的观念还是偏于保守，我们还缺少大的气魄、付出大的精力，从多方面去学习，融会贯通，去敢于拿来，敢于为我所用，善于为我所用，把历史上的好东西都吸收过来，这一点，现在看来，我们还不够。我们还是在常见的范围之内，在通常大家所习惯的审美观念之内去吸收古人的长处，大多数人的审美眼光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评作品，倘说“似”某家，从某家“出”就是一种赞许，倘说“不知所出”就带有贬意。我家乡，在我小时侯，有句很厉害的骂人的话叫做“不肖子孙”，“不肖”即“不像”前代，却不管“肖”什么，如何“肖”。很束缚人的思想。

　　沈先生强调创新，我想这决不是仅仅因为当下国家政府正在对全民提出创新的倡导，而是站在一个历史空间里提出的。谈到创新，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现在的文化环境能给书法提供多大的创新生命力。这时，郑哓华先生提到了题目为《笔墨祭》的文章。时后翻出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找到那篇《笔墨祭》，其旨意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记得当时，此言一出，令多少沉醉于书法艺术的人黯然伤神，心里隐隐作痛——它的确伤了一大片人的心。前日，在网上看到余秋雨今年回访浙江老家的消息，当地记者问了他一个谁都想问他的问题：为什么当时会写这样一篇文章？余秋雨说，那只是他那个时侯个人的一种思绪。时隔多年，虽然这篇文章的惊世效应已经过去，但当郑哓华谈到此文时，仍然流露出一种对此文观点给书法带来的影响的极度担忧，他认为此篇文章的作者是在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唱挽歌。

　　对此沈先生也谈了他的看法：

　　“祭”未必都是悲哀，即使唱挽歌也表明对被挽者的思念而非忘却。人有生老病死。记得鲁迅有篇文章说到“祝你长寿”，大家都高兴，但假如有一个小孩刚出生，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死的”，那就不行了。我觉得不必因为有人写《笔墨祭》就垂头丧气，也许是件好事，可以提醒我们，看到在红火的背后还有弊病。上世纪50年代，我从事美术编辑，要求画家“反映”生活，那时对“反映”的理解比较简单片面。现在讲笔墨，但很少讲深入生活，由笔墨入，从笔墨出，生活的真实感受没有了。我们拿祖宗的东西挥霍，我觉得有点危机感并不是坏事。

　　现在，总体来讲，几千年的书法文化发展到现代，是起了很大变化。我们现在的书法文化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确实到了一个淡化的时代。书法圈内部很热，社会的温度也不低，但用毛笔写字的越来越少，书法家自身用毛笔写信、作记录，也很少吧！要说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时代来说告别了笔与墨，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但仔细想想，要说书法到了穷途末路了，那也还没有。现在，书法环境与历史相比是有变化，但书法审美观念传统还在延续着，书法当中最基本的元素今后还会长时间地存在，并且同新的审美观念及从外部传入的审美观念调融。要坚持走书法持续发展之路。历史上某个时代艺术达到高峰，便出现下降趋势。当其下降，又有新的思潮推动艺术前进，而原来的“高峰”既不可重复，又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

　　沈先生的话，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央视《大家》栏目看到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他：我国现今的文化状态是否可以讲正处在一个文化兴盛期或是历史高峰时，任继愈先生回答：“任何一次历史的盛世高潮都是在几代人的铺垫下发生的。乾嘉盛世是清百年时出现的；贞观之治是唐百年时到来的；而汉武帝时代也是第四代皇帝的时候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积累，总结过去，为文化的高潮做一个准备。这个高潮会到来，但得几十年后吧。”

　　我便以同样的问题请教于沈先生，他说：

　　任先生的意思很好，我补充一点：要看到我们时代的浮躁肤浅是很大的弊病。如果不努力革除弊病，我们为下一代奠定的“基础”会不稳，会倾斜。

　　就书法而言，我们不可能再有书体上的突破，篆、隶、楷、行、草外，不再会出现新的书体。书法史上形成的更多的书法流派，应当启示我们进行新的创造。清代，从阮元到康有为倡导的碑派，使萎靡的书坛为之一振，碑学的范畴，后来又扩大了。各种流派通过糅合、嫁接，进一步促进了书法发展。历史上那么多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尤其在当前，传统中相对稳定的因素最值得重视，因为相对稳定的那个部分确定书法的本质属性，为历史所积淀，具有长远意义。

　　无论是任先生所言，还是沈先生所谈，也许都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下的文化形态，以及整个书法创作的现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其更深一层的现实意义在于，会使我们的艺术思考和书法探索更趋理性，更具有历史观、全局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可能使我们的书法发展的步伐变得更加稳实、更加从容。

　　沈先生说书法要继续往下走，就要不断地充实书法的内涵，使其更加有个性特点。他说艺术创造不能泯灭人的个性，所以书法创作也要强调人的风格个性。

　　艺术要有个性，处处设防未免太累。历史上的书法家都有个性，王羲之、颜真卿，苏、黄、米、蔡。没有共性也就无所谓个性；相反，没有个性，共性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没有了一个个鲜活的书法个体，也就没有了中国书法的魅力。

　　这里我需要着重提出：虽然没有脱离共性的个性，但是决非所有的“个性”都能够全部融入“共性”之中，不然还谈什么“个性”？我以为艺术作品中纯属“个性”的部分，不是单靠学前人得来。中西开宗立派的人物要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三杰”，从历史发展来说是具有必然性，但是像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出现，有偶然性，《蒙娜丽莎》、《西斯廷圣母》、《大卫》等作品的出现，绝对属于个人的天才。王羲之，是他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时篆、隶、楷、行、草都已形成，到他那个时代，通过集大成变体，出现了新的面貌，是前所没有的。

　　可以设想在魏晋时代，必然会出现领军人物，但是像王羲之“这一个”，像《兰亭序》以及《十七帖》“这一个”是历史的偶然，是不可替代的天才。像这样的人物与作品，当然也离不开“共性”，但决不是全部个性都“消失”在共性之中，不然实际上否定了个性的存在。而艺术就其本质来说，是要求个性化的。无论对待创作和评论，都要珍视作者自己的那份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学术见解。

　　今后的书法创作，可能是融会各体，在融会当中不断开拓多元发展的道路，我想这个道路应该是宽广的。应该有多种风格，每个人有创作自由，对书家的探索，我们应该理解。西方的审美观念也会介入到我们的文化里来。那么，书法如何吸收西方艺术的一些观念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至少，不要因为采用“国粹”这个名词而产生排外意识。

　　今年韩国纪念他们的书圣金正喜（1786年-1856年）。金正喜在韩国当时的条件下吸收了清朝的碑派，冲击了甜美熟腻的书风，经过融合形成了自己的面貌。所以，从历史看，出现大圣，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我觉得是在新旧各种流派融合的情况下产生的。对于今天来说，自觉地、广泛地吸取历史上各个流派的长处，融合消化，显得特别重要。

　　至于书法在今后许多年后会出现什么样子，这是不可确切描绘的，是实践问题。理论只能根据大的趋势提出“应当如何”的设想。理论不能代替实践。

　　在与沈先生的交谈中，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沈先生虽然社会事务繁忙，却时刻关注、思考着书坛的发展动态，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国内的，国外的。而且这种思考很深、很远，通审悟彻，这些思考，之于书法，已融于笔墨的创作间；之于诗律，已将胸臆寄予无尽的博大之中。就如同此文所谈，也早已吟于诗笺：

　　欣看艺道有传灯，知命应须畏后生。

　　全球一体趋同日，独秀东方更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