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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有法
英文里，china是瓷器，China是中国。除了丝绸，古代西方人想像中国的文明，便与瓷器有关。如今，丝绸与瓷器世界各地均可制造，之精美、之考究，于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丝绸、瓷器恐怕已经不足为中国文明的象征了。
这样说起来，中国文明的象征，中国艺术的独特，非我们自古使用下来的书法莫属。与其将中国译成China，倒不如换译成Calligraphy。
在中国，再早一些，书法又叫“法书”。科举时代，字写得好曾经成为无数士子晋身的首要标准。汉代以来，一直成为惟此为高、“非志士高人不能为”的境界。一部书法史，记载了多少才子“池水尽墨”、“退笔成冢”的辛劳，记载了历代书家论教诠释的孜孜不倦。这种辉煌，朝朝代代，延续了近三千年。
20世纪30年代文艺兴盛后不久，中国进入抗日、内战、“反右”、“文化大革命”，其间书法艺术发展中断四十年。我正是在这个时期的1955年出生。
我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写得一手好字。我3岁时看父亲下象棋，就在一边起劲地写“车、马、炮、象、兵、卒、将”。母亲看我写得有姿有态，就教我搭字的间架结构。从此，我便每日不辍。
幼时临的帖只有柳公权《玄秘塔》和王献之《十三行》。稍大些时，记忆中书店里是没有几本古代碑帖的，当时都属“封建渣滓”，在扫除之列。书架上有今人写的《毛主席诗词》，印象最深的是周慧珺的行书《鲁迅诗选》，翻过来倒过去的看。后来才知道她临米芾，我是先知道周慧珺，后知道米芾的。
“旧时”在少数人手中把玩的“王谢堂前燕”，如今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中国的书店，最多、最齐全的书大概就算是书法类了。书史、书论、碑版、阁帖，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编了再编，印了再印，尽管印刷质量差些，却大大地供过于求。
有时站在书架前，翻翻看看，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心里总是在想：该写的，前人早已写了；该想的，前人早已想了；该说的，前人早已说了。可奇怪的是，后人从来没有因此而不写、不想、不说，甚至连少写、少想、少说的意思都没有。
我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因为我困惑。我写，我想，因此我才产生困惑。再写，再想，是为了不困惑。我说，是想告诉别人，我困惑些什么，是怎么解除困惑的。当然，是完全可以不说的。我曾经下决心不说。后来，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
1997年，一个朋友问我：“你会不会为此后悔终生？”我竟一下被问住。
我现在真的是在说呢。到底免不了俗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