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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有法
该看看宋画了。
北宋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已四处可见高的桌凳、桌相配使用。
在宋人《十八学士图》里，分明告诉了我们当时的书写姿势：人坐于床榻之上，面前放一高桌，桌面上平铺了一张纸，纸依旧是一尺来高、二尺多长，人则执笔欲向纸书写。纸的两头分别放置一棍状物，以使纸抻平，这就是我们至今使用的“镇尺”。当然是金属、玉石、硬木之类的重物。“镇尺”的产生，是用于纸平铺于桌面书写而不易卷折和移动，与抻纸的作用相同。
又，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中，可见一人立于桌案边，一狭长的手卷平铺于上，人悬臂书写，亦有“镇尺”之物于上。
宋代，刘崧年的《撵茶图》更是将当时的书写状态描绘得一览无余：一和尚坐于圆凳上，倚肘在长案上写手卷，纸上方的左右角均压着类似鹅卵石的纸镇。我尤为注意到，和尚手中的毛笔笔毫只是笔尖一点黑。在许多古画中均可以看到。这有几种可能：一是用的兼毫笔；二是古人写字蘸墨只是于笔尖；三是不将毛笔全部泡开，只用笔毫的三分之一。而三种可能均是与古法用笔的要求相符。
这倒令我想起明代唐寅临的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他自作主张，在最后两女簇拥着一坐客的背后，加上了一张高的长桌，上面放置了笔墨，铺有一卷纸，上面竟然压着“镇尺”。而五代顾闳中的原作，只有椅子、几、齐膝的方桌，从头到尾不存在高的桌子。至多在唐或唐以后的五代，将几置于床榻上从事书写，这个时期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卫贤的《高士图》便已明确地反映出来。这与唐、五代同期的家具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唐氏浪漫成性，他把明代“伏案”书写的情景强加于五代，可见明代人对五代以前的书写方式已不了解。这种现象，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也嘲笑过：“都穆《寓意编》：王维画伏生像，不两膝着地用竹简，乃箕股而坐，凭几伸卷。盖不拘形似，亦雪中芭蕉之类也。”可见王维也将唐朝人的习俗强加于西汉的伏生，真好比硬要将炎夏的芭蕉长在寒冬的大雪中。看来，“关公战秦琼”，古来有之。虽然唐氏、王氏浪漫，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客观的时代背景。
所以，宋画明白地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真实的书写方式。翻阅宋代书论，仍旧讲究转笔运指。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纸，从拿于手中转为平铺桌面；执笔的手，从“举腕”变为“平腕”；毛笔接触纸面，从阅读面的垂直变为桌面的垂直。
这一微小的变化，似不大起眼，却是尤为关键的变化。
手在执笔无依托，呈阅读面垂直的情况下，由于手的生理限制，手指运转灵活，腕举，必受牵制，幅度较小，因而不适于写大字。再则是，左手持竹简或纸，正因为是手，所以总归不能绝对稳定。有了桌面，代替了左手作附垫，绝对稳定。毛笔与桌面垂直了以后，不仅手指上下左右运转的空间加大，不知觉中还带来另外的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