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这个巅峰上，可惜留给后世的真迹太少了。大致原因有二：
其一，魏晋禁立碑，故石刻殊少；有，也屈指可数。
其二，当时书家书写所用惟缣与纸，缣纸之寿，不过千年，岂能续延至今。不能处晋代真迹，也只有从晋简或很少的残纸上。
南朝尚帖，依然是“二王”的天下，江左风流绝世。北朝兴碑，楷法盛行，故留下众多石刻可鉴。大约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对我说：“汉碑到北魏碑之间，几乎全是行草书，没碑，好像衔接不上，缺了一段什么？”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
从汉简到魏晋行草，再到隋唐书风，相承脉络之清晰可辨。我坚信相承是割不断的，缺的那一段，就是因为“魏晋禁碑”。从另一角度看，古人刻碑必讲究工整、庄严，以楷书入碑最为合适。元代郑杓于《衍极》中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唯用筒札。至铭刻必正书之。”在我们印象中，“魏碑”时代似只有楷书，是因为行草不宜人碑之故。我们只需参照汉碑之端正、汉简之随意的差异，便可见古人正书入碑是由来已久的。
或是可看楼兰出土的晋代书法残纸，虽不是名家或书家所为，却令我们立即想到赫赫有名的陆机《平复帖》，再与唐人摹本比较，晋人书风之可信度可略见一斑。
使人惊奇的是，在新疆出土的高昌时代的墓志与墓表。好就好在有许多是墨迹写成未刻的墓表，它给我们提供了“真迹”，提供了当时“碑”的原始面目。高昌地处大西北，虽然晋室已经南迁，却依然完整保留了魏晋遗韵，与南朝书风如出一辙。
唐代是书学鼎盛的时代，帝王均享有善书之名，加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俗称“盛唐”。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顶礼膜拜，命御府以重金搜购王字真迹，“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百纸，装为八十卷”，其中包括“天下第一”的《兰亭序》，遂又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等予以鉴定真伪、双钩廓填。据史说，《兰亭》真迹已随唐太宗人了昭陵，其余真迹即使有存，亦无法完好保存至今。我们现在所能见的王字，最早都是唐人的摹本。唐人功不可没。
后人对王字的真伪众说纷纭。我倒是认为，如若是唐人的临本，即便不是王字真迹，亦是一流高手所为。只需看看唐太宗本人的字， 看看唐代书家欧阳询、柳公权严谨的正楷，
看看虞世南、 褚遂良、
冯承素 临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看看颜真卿老到的行书， 看看张旭、怀素淋漓的狂草，  看看当时的笔法论述，可谓对王字亦步亦趋，不出左右。可见唐人对王字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
当魏晋“完法”之后，接下去无疑是法的普及和运用。
唐代将“法”推到了世人关注的高度，如设立科举制度，书法居中；选官员，必取“书才”“楷法遒美”。垂世的孙过庭《书谱》、张怀罐《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等书史、书论，以欧阳询、虞世南、张旭、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等为杰出代表的一代书家，使魏晋“法”的那个最高点一直持续了五六百年。
这个过程，无疑是“尚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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