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述
魏启后

　　 在我的少年时代，毛笔字已经不是糊口之具，更不是进身之阶，正是由于这样，在这门艺术的道路上就根本没有向别人讨好的必要。除了艺术的追求而外，别无他想，因而在艺术的态度上也就不得不纯洁了，所以我有了充分的自由。 由于照像印刷技术的进步，在我读初中的时候，见到了大量的影印书法资料。我开始鄙视那些广为流传翻而又翻的坏碑帖，认为毛笔字当中的低劣庸俗，主要来源于坏的字帖。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开始坚信刻本所表达的效果不能表现毛笔写在纸上的真趣，所以专心临摹唐宋人的影印墨迹（包括唐宋人摹晋唐帖），并选择一些汉代竹木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写经、简牍，还有高昌墓砖中那些未经隽刻的墓砖墨迹，照相放大，以补充墨迹资料的不足。依靠这些来研究想象碑帖未刻前的真正面貌，力戒刀子、石头加风化的迷惑。有些好心的前辈和朋友不赞成我的做法，他们劝告我、批评我，但我发现他们的字正是带有刀子、石头加风化的模样，正是我所反对的，自然无法接受这些劝导。我行我素，不向长辈们讨好。事实上，只有不去讨好别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指导。

　　 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的时候，校长陈垣先生在对学生们谈书法时曾说，他们这一代人写字象是缠过了小脚，说同学们是天足，比老一代人要有前途。我体会前一代人功力之深实非我们可比，但是他们有三条约束，一是科举字抹杀艺术的性格；二是追求石刻效果造成了矫揉造作的风气；三是一般公文字、买卖字那种低劣而又熟练的习气，然而这三方面的影响在我们这一代仍然满眼皆是。陈垣先生在书法艺术上是时代的先觉者，他给我们指出了自己解放自己、拒绝“缠小脚”的道路。后经柴青峰先生介绍，我拜谒了启功先生，我发现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理想的先生。启先生家藏图书极丰富，前去求教者甚众，我在那里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启先生案头有一本戏鸿堂米临右军七帖初拓本，刻拓之精令人难以想象，我第一次遇到了最理想的临本，我初步认识到米芾临古帖之妙达到了创造性临摹的绝顶，所谓“乱真”倒是其次。启先生曾几次要把此帖送给我，我都谢绝了。后经琉璃厂碑帖专家胡介眉先生帮助买到了一部戏鸿堂法帖，虽非初拓，还是原石，米临七帖刻工之精妙为全帖之冠，从这里面可以见到董其昌之聪明在善于取舍，要紧的帖刻工精益求精，不要紧的帖则马虎从事。从此朝夕临摹不可数计，一天夜里突然梦见了米临七帖的墨迹，纸色淡黄，墨色流动，手法精妙非人力所及，气焰慑人，非人间可有。以后临池，总是想象着梦中所见，书也似有进境。现在回忆起来，梦中所见如在目前，但苦思此梦不可复得，也只好作仲尼不复梦见周公的叹息了。

　　 在这段时间里，凡有暇日则徘徊于故宫博物院展室之间，深感影印本不论怎么精，与真迹相比终隔一层，面对真迹，可以洗涤目中俗物。为了追求晋唐书风，我买到了日本奈良、平安时代诸家的全部影印墨迹，这对我国所存晋唐遗墨是一批极重要的补充。

　　 后来我因家境困难辍学，家居读书，启先生还来信帮助我安排读书计划，并鼓励我“临二王帖，参以老米笔意，自运有古法，庶几有成”。这就是我始终遵循的从集古到自运，追求创新的道路。

　　 在我从事银行工作的漫长岁月里，临池之功日渐弛废，所幸当时关友声、游寿、黑伯龙、宗惟成诸先生都在济南各院校任教，公余之暇相与谈书论画，过往甚欢，切磋之际每有会心，他们是我在文化艺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由于国家建设的发展，出土文物日多，我尝试了用竹木简的笔意写汉碑、写唐碑、写章草、学二王，有时还对着汉碑写楷书，专心探索由隶变楷的钟王情趣。有人说我的字有古法有新意，其实，我认为自己是集古未成，临池荒废，这点底子反映在几十年起草公文的硬笔字里面，这样的硬笔字习惯又反映到书法作品里，所谓新意如此可怜而已。

　　 直到我老病离休的时候，启功先生的来信又是对我的一次极大的鼓励。他说：“此是党和国家的照顾，至堪欣慰，优游之暇，科研有得、亦为人民服务之一端也。”的确，离休以后，在时间上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对书法艺术的探索、追求和美的享受的欲望，得到了更大的满足，而且这种欲望更加强烈了。这是值得自慰的，因为这种欲望的消失，就是艺术上的死亡。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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