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雁君：一种代表
——我对赵雁君书法和赵雁君现象的一些感受
□斯舜威 刊于《美术报》200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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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曾经涌现了多少书法家？这是恒河沙数，天文数字，谁也无法说清；

　　古今书法史上，曾经记载了多少有名有姓的书法家？这固然也是一个难以确切统计的数字，但是，如果有心人想去做一番估测的话，应该不难得出一个大致的估算；

　　可以想象，这两个数字之间的落差，将会相当巨大。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历史上曾经涌现的书法家队伍实在太庞大了，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界定书法家，这个队伍都将庞大得谁也无法计算；历史有幸能够记载下来的书法家、当今的人们能够耳熟能详的书法家则实在太少了，少得居然可以一一列数。

　　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有许多书法家，甚至是出类拔萃的书法家，终将被历史的尘沙无情地掩去。不管他们生前技法多么高超，声名多么煊赫，也非常可能难以逃脱历史巨笔的轻轻一抹。

　　去年6月以来，我因为应一家出版社之约撰写一部书法随笔的需要，通读了我能够找到的不少中国古代书学史论著作，在完成随笔写作任务的同时，我曾一度陷入了深深的苍凉：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古代、前代杰出书法家被淹没的先例，而我们当今的书法水平，远远不能与他们相比，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岂不徒劳？

　　让我摆脱这种思维的，是我悟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这就是：历史老人是健忘的，他不可能记住许多名字，他只能记住几个代表人物。比如有史以来曾经有过多少将帅士兵？功勋卓著者有之，悲壮惨烈者有之，但是，青史留名者永远只是少数。但这少数之所以能够留名，或许有偶然因素的成分在里面，但一个不争的现实则是：他们都有名留青史的理由。这理由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是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种风尚的代表。比如张思德，他是普通一兵，但是，他代表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的根本精神，于是，他名垂青史了。

　　书法史也一样，按照这一思维去衡量，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每一个载入书法史的书法家，可以说都是某一时代，某一书体，某一风格的代表人物。

　　他们被历史记住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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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想到了赵雁君，缘于我发现我的书法朋友圈内，不乏和赵雁君书风相像者。我便想，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其中肯定有某种理由在。当我将视野稍稍放开，吃惊地发现，全国“赵雁君体”居然相当普遍。应该说，这一类书家，本身都是人物，他们都在书法创作和理论上有一定建树，但为什么会不约而同趋向一种类似的书学风格、类似的审美境界呢？

　　我认为，其实他们认同的并非赵雁君，而是一种风格，一种追求，一种精神。如果不是赵雁君，而是李雁君、王雁君是这种风格、这种追求、这种精神的代言人，人们同样会跟风的。赵雁君的本领或者幸运在于，恰恰是他，而不是李雁君、王雁君，成为了一个时代书法创新的代言人。

　　他有幸成为一种代表：代表一个时代的书法创新精神，代表一个时代书法热潮所能达到的高度，代表一种或许现在我们还难以说清的书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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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许多人评价过赵雁君，赵雁君也曾经写过不少书法理论文章，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收集了一些，以便参考。而且，虽然我和雁君是老朋友，我仍然认认真真采访了他半天，做了不少采访笔记。这是写一篇书家评论应该做的准备工作。然而，就在我准备写作之前，我突然放弃了这一念头，我撇开了所有现成的文章和材料。

　　我觉得应该去掉所有先入为主的框定，不管别人如何评说，甚至不管他自己如何评说，而只写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判断。一个评论家如果缺乏起码的见解，只会人云亦云，那这个世界上还要评论家干什么？

　　从书法历史看，书法的代表性人物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书体革命的代表，比如从篆书到隶书，到章草，到楷、行、草、狂草等等，都有一些代表性书家。今天谁的篆书即使比李斯、李阳冰写得还要像模像样，也无法取代他们的代表性书家的位置。另一种是在书法文化、书法风格上具有变革创新精神的代表。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风，而一代书风的形成，必须有领袖群伦者出现，或者已居高位者振臂一呼，或者在野人士揭竿而起，总之，必须变革，方有出路。而书法在篆隶真行草诸体已经完善之后，再要在书体上做文章，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能够努力的，只能在书法的时代精神上做文章，也就是在书法创新上寻找突破口。书法发展到清末，由于康有为竭力倡导碑学，为积弱已久的书坛带来了一场革命。其内在条件是，宋代以后帖学大行，造就了不少书法大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弱点也不断暴露出来。一个表象的原因，是法帖屡经翻刻，日渐变形；深层次的原因，是帖学的发展已经到了极致，不求变，不找到新的出路，就难以健康发展。外在条件则是，乾嘉之后，小学大盛，出土碑石亦盛，为碑学大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加上康有为作为碑学领袖，大力倡导碑学，使之成为一场书法革命，从而创一代新风。

　　到了民国初年，一方面由于大量旧式文人的存在，一方面由于碑帖交融，书法的发展依然呈现比较繁荣的局面。但是，强弩之末的颓势已经显露无遗。时代发展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坦率而言，即使不是遇上“文革”，书法界也存在如何发展、如何突破的艰难选择。不错，那个时代出了林散之，出了沙孟海，但林散之和沙孟海从严格意义上说实际上是旧式文化的丰厚积淀在文化陷入沙漠地带后的一道出人意料的霹雳，一声空谷绝响而已。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八十年代，井喷似地出现了全国性的书法热，也是时代使然，符合书法发展的内在需求。但是，如何发展，是一个问题。所谓时世造英雄，一批书法精英人物应运而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谈到书法代表人物，就浙江书坛而言，除了赵雁君，还有两位代表性人物不得不提。一位是王冬龄，这位有幸成为林散之、沙孟海两位书法大师亲授的书坛风云人物，他的成功在于，不满足于继承林、沙两位大师衣钵，而是将目光投向西方艺术界，投向国际艺术界，并且打通中西，大大扩展了书法的表现手法和内在张力，从而使自己成为既是一个时代狂草的代表性书家，又是现代书法的代表性书家，确切地说，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现代艺术家。另一位是鲍贤伦，我最先看到他创作书法是十二三年前一起到佛山出差，看到他当众挥毫，我当时心想：书法能这样写？直到后来我将书法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才明白：书法可以这样写。而今天，当我把书法的发展放到一个时代文化创新的大背景上来思考的时候，我想：作为对一种书体（隶书）的继承和发展，书法应该这样写。鲍贤伦的代表性，是他把一种书体在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品质，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为书体的发展提供了范例。当然，浙江，乃至于全国，代表性书家还有不少，在这篇文章中不可能一一列举。好在只要是代表性书家，我提不提问题都不大，历史老人心中自然有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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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过头来说赵雁君，他的成功，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下手狠，一下子便抓住了传统书法正统一路（主要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的关键所在；二是眼光准，敏锐地看到了当下社会的审美意趣。这话说透了似乎平淡无奇：不就是继承和发展吗？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书法家能够真正做到？

　　这里必须先强调一个问题：所谓“当下社会的审美意趣”，并不是现成的，已经被大众接受的，而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带有超前性的，很可能一时不为人们所接受。王羲之便是如此。著名的“家鸡野鹜”之说，是有来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羲之当时的字确实背离了“正宗”，有点离经叛道，以至被视为“野鹜”。他的为世所重的以《兰亭》为代表的行草书，应该是对当时的书风的一种反叛，是对当时审美习惯的一种挑战。用赵雁君的话来说就是：王字是那个时代的“现代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唐之前，王羲之并不完全被世人所接受。

　　可以说，王羲之书法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意趣被社会所接受，带有“滞后效应”，王羲之之所以在唐代被确立为“书圣”地位，与其说是出于唐太宗李世民的偏爱和力捧，不如说是后世人们认同并接受了王羲之的审美意趣更确切。否则，一位帝王的威力再大，也不可能影响千秋万代。也正因为如此，与王羲之同时期的许多优秀书法家（其中不乏当时比他影响大的人）淹没了，他成了代表性人物。

　　唐以后的书家几乎没有例外地把学习王羲之作为向书法艺术进军的必由之路。诚如桓玄云“非二王法不为世重”。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们真的完全理解王羲之了呢？未必，正如清王宗炎所叹：“临兰亭五百馀本矣，究竟无入手处，岂不可愧！”“学兰亭如读经，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大量学王羲之的人，并不完全理解他，并不能得其门径，因而徒费岁月，越学越俗。他们往往只学皮相，不知领悟其精粹。正如黄山谷所云：“今时学《兰亭》者，不师其笔意，便作行势，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丑也。”

　　而那些学王卓有成效的人，因为悟透了王羲之的精神实质，可能只学其某一方面，就卓然名世，自成大家。何良俊云：“唐人书，欧阳率更得右军之骨，虞永兴得其肤泽，褚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颜鲁公得其力，此即所谓皆有圣人之一体者也。”赵宦光亦云：“智永千文学右军，其妙在圆，而晋人实无此圆。真卿画赞学右军，其妙在方，而晋人实无此方。孟頫一生学右军，妙在烂熟，而晋人实无此烂熟。过庭一生学右军，妙在疏旷，而晋人实无此疏旷。其他或得其端媚者，而非晋人之端媚，或得其狂逸者，而非晋人之狂逸。”又云：“近代吴中四家并学二王行草，仲温得其苍，希哲得其古，徵仲得其端，履吉得其韵。” 我非常喜欢并且临过多年的李邕也是如此，他是学王书家中相当成功的一位，他的成功在于不机械摹拟，不生硬照搬，而力主创新，能变，善变，变右军行法，顿伏挫起，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从而笔力一新。一句话，李北海学王羲之，贵在能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照搬这些前人话语和事例，是深深地感到学王羲之不能学皮毛，学外形，应该从自己的基础、爱好等实际出发，领悟王羲之书法中最适合自己的部分，吸收消化，方有益处。全盘接受是不可能的，哪怕能够“全盘接受”，学得惟妙惟肖，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也是徒有其表而已。故学王成功者，都有自己的独创之路。

　　赵雁君也是诸多的学王有成的书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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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赵雁君也是从学王羲之立身的。他的成功，也在于找到了王羲之身上最适合自己的一种表现方法，而这种方法，恰恰是我们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所能够接受的。王羲之传递的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相隔遥远的历史的时空，只能靠心灵去感应，在感应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切身感受。这种继承和发展，根在王羲之，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却是自己的。赵雁君学王羲之，学的是一种方法论。也就是说，他把根扎到了王羲之那里，吸到了那个时代土壤中的养分，而藤蔓则长在今天的时代，汲取今天的阳光雨露，从而结出了属于自己的果实。他令人佩服之处在于：学王而不像王，却又分明是从王而来。他进去了，又出来了，于是成为赵雁君。

　　赵雁君有如此身手，既有自身灵性的内在因素，也有许多外在的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他和我一样是诸暨人，但落款喜欢用“山阴赵雁君”，我觉得这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在绍兴读书、工作多年，而是说明绍兴特有的文化积淀，特别是书画艺术方面的浓厚氛围，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正是在绍兴，他遇到了鲍贤伦，他书法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仅仅一年多时间，他便完成了从一个书法爱好者到书法专业工作者、从一个数学系学生到大学书法教师的转变。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并说明不了什么，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给了赵雁君一个平台，使得他有可能抓住一个滚滚而来的书法复兴时代给他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他有幸抓住了机遇，于是他成了书法复兴时代的弄潮儿，他成了一个时代一种书法风格的代言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书法热潮应运而生。与其他艺术样式在“文革”中的境遇有所不一样，“文革”中的“书法”是以“大字”的形式出现的，其实用性得到了畸形的发展。恐怕没有哪一个时代，全民写“大字”的程度有如此之高。但是，这是在政治的高压下以丧失书法精神、书法技巧为代价的。因而，在书法上要拨乱反正，要复兴，要繁荣，当务之急是书法精神和书法技巧的双重回归。也就是说，把书法从“写大字”的迷乱中解放出来，还书法以本来面目。

　　处身绍兴的赵雁君，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将目光投向王羲之，也自在情理之中。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就王羲之而王羲之，就兰亭而兰亭，而是将王羲之放到魏晋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思考，进行综合梳理，寻找王羲之为什么成为一个时代，乃至于成为中国书法的代表性人物。他学王羲之，不仅仅临摹兰亭，而是全面学习，临习所能找到的王羲之的各种法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考古新发现、发表了大量魏晋时期的民间书法的残简碎纸，赵雁君对这些残片碎纸视如瑰宝，细加揣摩，用心接受从中传递出的魏晋气息。他从王羲之身上找到了心领神会的东西，他的书法，有了不同于寻常的面目。

　　赵雁君在书法上确实具有相当强的领悟能力。他学王能化，学倪元璐，学徐渭同样能化。临古帖，学古人能够学“像”，并不太难，美术学院的书法本科生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比比皆是，然而，要学得“不像”，则大不容易。这要具备两种素质：一是抓住最本质的东西；二是为我所用，化为自己的东西。赵雁君这两点做得都非常到位。

　　应该说，是一个时代特有的展览、评奖机制给了赵雁君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全国书法大展、全国中青展，是当今中国书法领域最具权威性的评奖和展览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书法殿堂的体现。能够获奖入展，便意味着拿到了进入中国书法界的通行证，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当赵雁君的书法出现在评委们面前时，其特殊风格得到了高度认可，竟然连续多年，频频获奖。他成了公认的“获奖专业户”，书坛刮起了“赵雁君旋风”，而且经久不息。

　　“赵雁君现象”是值得思考的。我觉得，书坛认可赵雁君，是因为书坛找到了一度失落的东西。就书法表现技巧而言，赵雁君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回归魏晋的通道。而且，在他的笔下，又有某种时尚的因素，从而符合现代审美需求。

　　我不能说，现在所有的人，哪怕学赵雁君书风的人都已经理解了赵雁君。或许还会有争论，或许其审美意趣还需要经受一定的时间来检验和考验。我要说的是，“赵雁君现象”本身，已经足以说明书法的一种进步，一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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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雁君特有的气质，也是形成其特有书风的一个重要原因。赵雁君是谦和的，却不失主见，甚至不失固执；赵雁君是感性的，却不失理性，有点少年老成。就拿喝酒来说吧，酒量不是很大，但是和朋友在一起，也能开怀畅饮，却从不大醉失态。由此也可看到，他既有至情至性的一面，又有理性理智的一面。反映到他的书法上，既飘逸洒脱，又不失严谨法度。书如其人，信乎！

　　我曾经问雁君：“大家都学你，你怎么办？”

　　我相信，雁君对此肯定有清醒的认识。当自己成为一种书风的代言人，并且跟风者甚众时，超越自我，到达新的高度，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

　　在我看来，年轻的赵雁君，来日方长，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突破自我，如何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今书法界，普遍比较浮躁，不少书家重名利之心而轻宁静之境，重技巧变化而轻学养陶铸。而赵雁君在沙孟海先生曾经工作过的文博单位工作，有着十分有利的做学问的条件，而且他也能够静心修身养性，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如果他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实现从名家到大家的跋涉，自将不难预期。

　　不知雁君以为然否？

　　2006年6月4日

　　于平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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